新时代中国反腐败境外追逃的法律机制发展路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我国反腐败境外追逃法律机制逐步完善。但从境外追逃执法和司法实践看,境外追逃中常规适用的引渡措施仍面临瓶颈问题,缺席审判程序的追逃功能有限,境外追逃量刑承诺的法治化程度有待提升,境外羁押期限的刑期折抵问题有待明确。为促进追逃防逃追赃机制的一体构建,应拓宽引渡措施的适用渠道,以制度创新破解缺席审判适用难点,促进境外追逃中量刑承诺法治化发展,明确境外羁押期限的刑期折抵情形,进而促进境外追逃工作高质量发展。

企业合规视域下刑事责任实现的路径优化

企业合规刑事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趋势,其主要是作为出罪与入罪事由、量刑激励机制、影响刑事诉讼规则事由以及作为企业高管人员的刑事义务来实现企业的刑事责任。鉴于企业合规刑事化有助于企业犯罪的合作预防,能够发挥刑罚积极的一般预防功能,有益于从社会治理角度提升营商环境,我国有必要立足企业合规发展契机,在刑事立法上优化企业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应考虑将有效的合规计划作为法定的量刑情节,并将缓刑适用范围扩大至企业犯罪;分领域、视情势缓急赋予企业合规的刑事义务;在推行认罪认罚从宽的背景下,将附条件不起诉的范围扩大至企业犯罪。

反腐败境外追赃法律机制的实践困境与规范因应

反腐败境外追赃法律机制应具备实效性和长效性,立足于解决境外追赃实践难题,着眼于长效法律机制的建立。但是,从境外追赃执法和司法实践来看,资产跨境转移监测法律的实效性不足,境外承认与执行违法所得没收裁判的实践效果不佳,跨境资产返还中资产分享激励作用不明显。腐败资产跨境转移资追踪难、识别难,我国国内法律制度和域外法治缺乏协调性以及资产流入国法律制度差异等是实践困境产生的重要因素。有必要强化资产跨境转移监测法律的适用力度,拓展境外承认与执行违法所得没收裁决的规范依据,建立健全境外追赃资产分享机制,以提升境外追赃法律机制的实践效果。

证券操纵犯罪的法益侵害界定与定量标准审视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新型证券操纵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对刑法规范的体系化阐释带来挑战。证券市场管理秩序并非证券操纵侵害法益的本体,秩序法益也难以发挥犯罪构成界限定位的作用,且证券发行注册制等资本市场改革对秩序法益产生消解效应,需要重新定位证券操纵犯罪的法益侵害。证券操纵行为的危害主要在于破坏了证券市场正常的价格形成机制以及影响了市场的流动性,损害了证券市场效率。将证券市场效率作为刑法规范保护的法益,符合证券操纵行为的危害特征,对新型操纵行为也具有涵摄性。在证券市场效率之法益侵害视野下,相关司法解释中有关证券操纵犯罪定量标准存在形式化判断的问题,可考虑借助大数据等金融科技将“引起市场波动程度”作为操纵证券市场犯罪的实质判断标准,这样更能契合证券操纵犯罪法益侵害的界定。

终身监禁新规法理争议问题论要

《刑法修正案(九)》中增设的贪污受贿犯罪之死缓犯终身监禁制度具有替代死刑立即执行和严肃惩治严重腐败犯罪之双重功能,其属于依附于死缓制度而存在、刑罚严厉性介于死刑立即执行与一般死缓之间的死缓执行方式。依据修订前《刑法》规定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还是应判处死缓来判断终身监禁新规是否具有溯及力较为科学。现阶段被判处终身监禁的死缓犯不能适用关于重大立功的规定,未来立法修改时,基于促进犯罪分子的教育改造和发挥终身监禁的制度优势之考量,可考虑对其增补适用重大立功的规定。对相关制度的改革应综合考虑死刑改革的大局,审慎扩大死缓犯终身监禁制度的适用范围。

高校图书馆对学生逾期返还图书罚款行为的法律性质探究

通过分析认为,在我国当前的法律制度下,高校图书馆没有行政处罚的设定权和实施权,其根据自行设定的规章制度向读者收取罚款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另一方面,将图书馆规章作为要约不符合要约的内涵,且学生利用图书馆的权利是依法取得的,并非通过合同法进行约定,亦不宜采用合同法作为民事违约金进行处理。指出应健全图书馆相关立法,以利高校图书馆依法进行日常管理。

数据安全刑法保护的路径选择——以2021年《数据安全法》颁行为契机

在法律语境下,数据与信息的含义具有同质性。以存储形式为标准,数据可以分为电子化数据与非电子化数据;以主体身份为标准,数据可以分为个人数据、商业数据和政务数据。目前我国刑法对于电子化数据、个人数据和商业数据分别通过计算机犯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和侵犯商业秘密罪进行保护,但是存在保护范围重合、依附其他法益、行为类型有限等困境。《数据安全法》的颁行为该困境的突破提供了契机。可考虑将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作为独立的刑法保护法益、根据数据分级分类制度合理确定刑法保护的“数据”对象,设置以“拒不履行信息安全保护义务罪”为核心的罪名体系,构建数据安全刑法保护的合理路径。

英国涉恐资产冻结法律制度介述及其对我国的借鉴

冻结涉恐资产可以有力地斩断恐怖组织及其人员实施恐怖活动的经济基础,因而冻结措施成为金融反恐的重要手段。英国《2010年涉恐资产冻结法》对涉恐资产冻结的相关措施作了专门的系统规定,该法令规定的冻结措施具有期限性、非终局性、冻结对象的广泛性等特征。我国的涉恐资产的冻结措施应当借鉴英国涉恐资产冻结的相关法律制度,注意不同法律制度间的相互配合,注重涉恐资产冻结中的权利保障,加强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衔接,以便更好地实现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目的。

刑事司法中行政执法证据转换之问题与路径

行政执法证据是刑事证据的重要来源,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建立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机制。基于部分客观证据难以重复收集、刑事专业性限制和刑事诉讼效率的要求,刑事司法中进行两种证据的转换具有必要性;而证据形式、采用标准上的趋同性以及立法探索和地方实践经验的不断成熟也使两种证据转换具备现实可行性。但是,由于受制度构件缺陷和实践操作短板等原因制约,两种证据的转换出现效率不高、以罚代刑等弊端。应明确行政证据收集主体、统一收集标准,健全证据移送机制,完善有关的法律规范,强化检察监督,逐步实现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证据转换的合理衔接。

论网络造谣型寻衅滋事罪的司法适用

在对网络造谣型寻衅滋事罪进行司法适用时,应当依据民众观念和社会情势的变化对其进行扩大解释,结合"公共场所"的本质属性以及网络空间的社会属性,网络空间应当被认定为"公共场所";网络造谣型寻衅滋事罪的行为方式具有其独有特点,认定虚假信息要从内容的虚假性、诱导性、具体性以及信息来源的非正当性等四个方面来加以认定;"无事生非"的主观心态并不是网络造谣型寻衅滋事罪所必需,其主观心态既可以是主观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明知"的认定应当以刑事推定的方法来予以认定;借助于"累计犯理论"和"传播性理论"判定"公共秩序严重混乱"时,要合理考量发起者的行为使得危害进一步扩大的危害后果。

论内幕交易犯罪中内幕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内幕交易犯罪中如何认定内幕信息是司法实践中一个重大问题,内幕信息的认定应当坚持非公开性、重大性、确切性的标准。对于内幕信息的传递应区分具体案情的不同情形,依法追究直接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处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的刑事责任,对于下面传递层级的人员,基于罪刑法定之原则,不宜进行刑事处罚。对行为人利用相关信息做出预测的情形,只有行为人利用的是内幕信息做出预测时才可进行刑事处罚。

论我国涉恐资产冻结法律制度之发展性思考

涉恐资产冻结是金融反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防治恐怖活动犯罪具有重大意义。随着反恐法治的逐步完善,我国确立了以金融制裁为目的的涉恐资产冻结制度。相关法律对涉恐资产、金融机构等概念进行了精细化的界定,明确了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遵守了正当程序的相关要求并且注重加强国际合作。但是,我国涉恐资产冻结法律应当进一步注重相关法律制度之间的衔接,协调好涉恐资产冻结与其他保全措施之间的关系,同时应当注重涉恐资产冻结中的权利保障,以便有效地防治恐怖活动犯罪。

论宣扬恐怖主义、煽动恐怖活动行为的刑法规制

宣扬恐怖主义、煽动恐怖活动是恐怖活动犯罪发生的重要诱因,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现有的刑法难以有效制裁,因而有必要在借鉴国际立法的基础上,将其独立规定为犯罪,实现刑法保护的前置化。《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相关规定具有现实合理性,但是需合理认定"恐怖活动"范围,科学界定"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概念,同时也要促进刑法典的相关规定与研拟的《反恐怖主义法》的衔接与协调,以实现对恐怖活动犯罪的有效治理。

论我国贪污贿赂犯罪刑法治理的国际化——基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中国反腐败的现实考察

反腐败是我国当下重大的现实问题,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要求相比,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罪名设置较为狭窄,犯罪对象规定不合理,主观方面设置不科学,法定刑的设定不完善。基于进一步完善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法治以及立足于当下反腐败的现实考察,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罪名体系的设置,适时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和"利用影响力行贿罪";减少犯罪主观要素的限制;扩大贪污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的范围;完善罚金刑,合理设置资格刑,进一步促进贪污贿赂犯罪刑罚配置的科学化。

论危险驾驶罪中“道路”之认定

"道路"是危险驾驶罪发生的空间范围,合理界定"道路"范围对于正确认定危险驾驶罪具有重要意义。危险驾驶罪是抽象危险犯,侵犯的客体为道路交通安全,对危险驾驶罪中"道路"的理解应重点把握道路上发生的危险驾驶行为是否对交通安全造成一定的危险状态。危险驾驶罪中的"道路"和交通肇事罪中的道路有一定的差异性。从严密刑事法网和节约立法资源的角度,应当考虑将危险驾驶的空间范围扩展至铁路、航空和水路,以应对此类社会危害行为。

我国行贿犯罪的刑法立法检视与调适

行贿犯罪是我国当下腐败犯罪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行贿犯罪的有效治理关系到我国反腐败的现实效果。检视我国刑法中关于行贿犯罪的规定,行贿犯罪刑事法网不严密、定罪量刑标准不合理、刑罚配置不科学。基于当下我国反腐败的现实考量,借鉴域外行贿犯罪的有益立法,为进一步完善行贿罪的刑事法制,我国有必要增设"为利用影响力行贿罪",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适时调整定罪量刑标准,取消"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素限制、扩大行贿的对象范围、扩展行贿的行为方式;科学配置行贿罪的刑罚,进一步完善罚金刑、合理设置资格刑、完善特别自首制度。

反腐败追逃中的死刑不引渡及其应对

我国境外追逃腐败分子的传统措施是引渡,而引渡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死刑不引渡原则。在当下中国,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死刑的立即废止尚不现实,因而死刑问题必将是我国境外追逃中面对的重大问题。我国立法中对死刑不引渡原则并没有直接规定,但是基于国际合作之需要,在司法实践中,我国依据引渡法的相关规定,通过承诺对被请求引渡的腐败分子不判处死刑来变通适用死刑不引渡原则。当引渡不能顺利实现时,我们也可以灵活选择适用引渡替代措施,以便于追逃工作的开展。

事实与规范视野下的我国腐败犯罪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中正式确立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该特别程序的确立对于惩治腐败犯罪具有重大意义。基于当下中国反腐败的现实考量,在司法适用中,应当明确腐败犯罪中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仅限于刑法典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及其他章中明确规定依照第八章相关条文定罪处罚的重大犯罪案件;证明标准应当适当放松,建议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积极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及相关国家的立法,运用违法所得程序有效追回转移到境外的涉腐资产。

比较法视野下的我国假释对象的立法完善

在假释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假释的适用对象问题,合理地确定假释对象对于发挥假释制度的功能具有重大作用。但我国在假释对象条件上采取一刀切的立法方式,没有过多考虑犯罪人的不同和犯罪类型的不同。而域外很多国家和地区针对不同的犯罪人和犯罪类型规定了不同的假释条件,这有利于行刑个别化的实现以及更好地实现假释制度的功能,因此在借鉴国外立法例的基础上,我国有必要在立法上针对不同的犯罪人和犯罪类型规定不同的假释条件。

论犯罪构成体系中定量因素之定位

在我国现行的刑法理论中,犯罪构成的定量因素难以在犯罪构成中合理定位。基于体系下的问题思考方式,坚持在现行犯罪构成体系内安置定量因素。提倡将犯罪构成分层为形式的犯罪构成和实质的犯罪构成,定量因素以及正当化事由等均可纳入实质的犯罪构成中,行为的事实评价与价值评价、形式评价和实质评价将在一定程度上分离,有助于解决犯罪构成相关的理论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