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治税的优势、风险与启示

区块链因具有分布账、防纂改、透明度等特点,在增强征纳双方信任,促进纳税自动遵从,降低征纳税成本方面具有潜力。这些优势促使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区块链在税收领域的应用,并产生了一系列代表性案例。但另一方面,区块链涉税运用存在“区块链避税”的“链外”风险,以及透明性风险、网络风险、操作风险、数据泄露等“链上”风险。相对于先前中央账本的集中风险,技术条件的不成熟有可能使区块链将风险分散到所有的参与者节点上,这使得账本所要面对的网络攻击、数据泄露等方面的风险更加显著。因此,应对区块链治税的作用有客观认识,并注重对区块链涉税数据安全风险的防范,做好既有税收信息系统的优化。

数字经济背景下电子商务的税法回应:美国判例与中国立法

网络技术的发展所引致的商业模式创新,以及随之而来的税收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是否需要以及何种程度上需要税法调整,这是电子商务税收治理面临的核心问题。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电子商务的税法应对表现出了强烈的共时性,一定程度上预示着电子商务税法规制新时代的来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南达科他州诉韦菲尔案中彻底推翻了其存在半个世纪之久的实体存在规则,从而开启了州对无实体存在的跨州电子商务征税的新时代;我国首部《电子商务法》亦是通过“无差别征税”条款对所有的电商企业统一征税,二者都可以看作是对电子商务形成挑战的一种回应。然而,这些是否都是好的回应,或者说我们如何才能做到好的回应,无疑需要综合考量政府汲取财政收入的需求、电商企业的发展、线上线下的公平竞争、民生权益保障,乃至国内国际税法规范的协调等问题。围绕实体存在规则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演变史及其背后动因的税法讨论,对完善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总分机构税款分配规则、《电子商务法》中的“无差别征税”条款和“平台的涉税信息报送义务”条款等都极具意义。

作为经济法哲学基础的分配正义:以罗尔斯为中心

经济法的理论基础已有不少讨论,但尚有可拓展的空间。从哲学角度看,承认还是分配是当今社会哲学对社会认识的两种基本范式,宪法行政法以“承认”范式为中心,分配是沟通哲学和经济法学的桥梁。作为分配正义集大成者的罗尔斯,其第二原则意义上的分配正义理论,不仅可以作为经济法学的精神,为经济法学的独立地位提供独特性证成,而且还与经济法部门相贯通。在实践层面,罗尔斯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美国的肯定性行动计划,而今天我国的社会贫富差距,一定程度上也呼唤作为分配正义之经济法的实践展开。

我国《经济法通则》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在法典化的时代,面对各部门法的帝国主义及经济法领域内的分离运动和法系冲突难题,经济法的通则化主张再度兴起,其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统一主义的反应。然而,截至目前四次有关《经济法通则》的讨论,依旧存在共识不足、理论准备不充分、立法推进乏力的问题。为此,在回顾过去,传承经济法前辈经济法通则化/法典化理想的同时,我们更应立足当下,把握未来,着重做好以下三个层面的工作:在立法定位方面,可以以《民法通则》为参照;在学术准备方面,可以将调制论作为方向选择;在立法准备方面,则应做好对既有经济单行法的评估与通则的制定、《经济法通则》的制定与各经济法板块基本法创制之间的"双重并进"。

论经济法对经济宪法条款的承接——以宪法第十五条为中心

宪法第十五条是我国最为重要的经济宪法条款之一,该条通过三款相互联系的规定很好地维护住了我国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种相对特定经济发展模式的完整且动态的平衡体系。在这一体系下,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均是其原旨不可分割之组成部分,因而经济法中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的二元体系就不仅仅来自于经济学中宏微观两分的启示,而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整体动态平衡体系的题中之义。进而,以作为市场经济核心的反垄断为代表的竞争宪法,和以作为社会主义重要体现的宏观调控中的财税法及基于之上的财政宪法,二者应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经济模式下经济宪法之动态关联的架构之中,不可相互抽脱。

信息、博弈与农民工权益保障

农民工问题是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突出问题,信息化是时代的显著特征。从信息、信息化视角探讨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由于信息本身特性、当前传媒市场缺陷、相关主体行动不足等原因致使农民工被排斥在现今中国的信息结构之外,成为信息贫困者。在信息不对称的博弈之下,其权益不仅受到损害而且往往缺乏救济。为此,保障农民工权益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通过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配置、推动农民工信息服务产业化、构建农民工信息的自愿供给机制等保障农民工获取充分信息,增强其博弈能力。

职业打假人牟利性打假行为的司法认定——基于已公开高级法院司法裁判的实证分析

最高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法办函[2017] 181号以下简称《答复》)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我国职业打假问题新的转向,然而如何避免运动式治理的极端化,需要对《答复》中"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进行限定。考察我国各高级法院司法实践,基于"同类案诉讼量"认定"职业打假人"身份相对具有统一性和稳定性,而其他诸如"大量重复购买"、"隐秘摄像、公证"、"有无正当职业"则无法构成判定"职业打假人"身份的单独标准;"反复、大量购买索赔行为"则可以作为认定"牟利性打假行为"的标准。同时,鉴于职业打假市场的复杂性,对职业打假人牟利性打假行为的限制,无论在食药领域抑或非食药领域,均不可绝对化的适用除外或者适用;而是应当基于规制强度的匹配性,结合职业打假司法实践中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进行综合性的规制强度设定。

经济法案例研究方法的可能贡献与局限

在法学实证研究方法兴起的背景下,相较于传统法律部门方法论的讨论,经济法研究方法的讨论稍显边缘化;然而,这并未阻挡经济法学人对经济法研究方法的探寻。从"方法"的角度看经济法研究,可以发现经济法学正在经历一个从"主张立论"到"方法认同"的转变,同时案例研究会促使经济法在不断英美法化中更快地法律化法典化,也会为经济法统计实证研究的到来做些许准备。当然,也要注意过于唯方法论后可能导致对思想洞见的忽视,同时,面对复杂社会和可能的价值冲突,案例研究方法也应当对法经济学等社科研究方法和法哲学性的规范分析保持足够的关切。三种经济法研究方法的分工合作,共同担负起经济法学赋予我们在当代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