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危机及其解决路径

从应然的层面看,政治认同具有构建政治合法性、维护政治稳定等功能。在实然层面,当代中国面临诸多政治认同危机,如政府认同危机、执政党认同危机及理想信念危机等。解决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危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维度加大建设力度,以构建起政治认同的支撑和保障。

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困境及其解决路径——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

在应然层面,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然而在当代中国,受资源环境保护意识淡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制度体系不健全以及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等因素的影响,环境持续恶化,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人与自然已严重失衡。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做到:第一,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第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第三,努力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化和常规化;第四,努力实现生态治理的国际化。

体面劳动及其实现路径

体面劳动是从异化劳动到自由劳动的关键环节,在人类尚不能实现自由劳动的情况下,人们所追求的目标乃是体面劳动,所以,体面劳动被视作国际公认的劳动者基本权利。当前,我国劳动关系中还存在诸多妨碍体面劳动实现的因素,同时,实现体面劳动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以人为本理念的支撑下,通过政策引导、制度规范、法律保障,以及政府、企业、劳动者乃至整个社会共同协作,促进体面劳动的实现。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危机及其解决路径

从应然的层面看,构建政治合法性是维系政治系统稳定的前提和基础。而在实然层面,当代中国面临诸多政治合法性危机,如政府认同危机、执政党认同危机及理想信念危机等,这些危机会激化社会矛盾,甚至引发明显的社会冲突。解决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危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维度加大建设力度,以构建起政治合法性的支撑和保障。

依法治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强化权力制约,是当前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权力过分集中和失范,又是权力制约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解决这一困境,必须构建以法治为核心、权力制约为保障、权利制约为根本、道德制约为基础的"四位一体"的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形成权责明确、相互制约和协调的权力结构,健全民主监督机制,创新道德教育,推进道德立法,完善道德评价,确保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规范运行。

马克思恩格斯的幸福观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幸福的旨归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幸福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生态环境等方面,幸福的实现则要依靠无产阶级的力量,以破除资本主义束缚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种种枷锁,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无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构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创造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同时通过加强个人修养以及依靠社会支撑以推动个人幸福和社会幸福的共同实现。马克思恩格斯的幸福观对当代中国幸福社会的建设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选择: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加快转变我国以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严重污染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在当前,我国符合生态文明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存在如下制约因素:在观念上,资源环境保护意识淡薄;在经济上,产业结构失衡、财税体制存在缺陷和资源价格机制扭曲;在政治法律上,干部政绩考核评价机制不完善和生态法律制度不健全;在国际上,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不公正不合理。鉴于此,要使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应该实施四条基本路径:第一,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第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三,努力健全相关制度体系;第四,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政治实践路径及其创新

政治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通过政治实践活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党的政治实践活动,逻辑上必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相统一;内容上必须与党的中心任务相结合;形式上要避免运动化的倾向。结合当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充分发挥政治实践的大众化效应,宏观层面,要大力加强制度建设,用制度化取代运动化;中观层面,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以务实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微观层面,要牢固树立群众观念,着重解决好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

历史并未终结——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从美国金融危机可以看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并没有消除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美国模式并没有超强调节能力,因此,历史并未终结于美国模式。

关于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思考

以"问题+方法+效用"的思路为方法论进行考察,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对劳动异化、经济危机、国际剥削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和批判,而这些问题仍是资本主义社会当今时代的重要问题。同时,马克思主义的诸多理论已被验证,其未被验证的部分,也无人提出更优方案。所以,马克思主义是无可替代的,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讨论式教学环节与流程创新研究

讨论式教学是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重要方式,包括课前准备、课堂组织和实施及课后总结和反思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具有相应的环节和操作流程。课前准备阶段主要包括如下三个环节:其一,科学设计讨论主题;其二,恰当选择讨论模式;其三,引领做好讨论准备。课堂组织和实施阶段主要包括小组讨论、班级讨论、教师点评三个环节。而课后总结和反思阶段包括两个环节:一方面,教师应要求学生撰写讨论分析书面报告;另一方面,教师也应对讨论式教学进行反思。

论和谐理念对现代化理念的超越

作为一个古为今用的理念,和谐理念渊承了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极应对了时代问题,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思想支持,和谐理念对现代化的超越,不是对现代化的否定,而是修正了现代化的偏颇,更重视社会全面、协调的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群众参与

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和推动社会实践发展的根本动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和愿望,需要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进一步强化群众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保障机制,发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党建效应分析

从应然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具有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等五大党建效应。然而在现实中存在:理论学习"虚空化"、组织建设"三化"、作风"官僚化"、制度"虚设化"和反腐倡廉"口号化",这些实然问题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党建应然效应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要在宏观上,以"制度化"反对"运动化";中观上,以"有效化"反对"虚空化";微观上,以"人性化"反对"官僚化"的"三观"路径来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有效性和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政治合法性功能建构研究

在应然层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过阐释政治体系、进行政治动员、维护政治团结、促进经济发展,能增进政治认同,建构政治合法性。然而,当代中国出现了挑战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种种问题,如政府认同危机、执政党认同危机及理想信念危机等。为了发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应然功能,巩固和发展政治合法性,需要创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在宏观上,实现大众化的制度化;在中观上,强化大众化与实践的结合;在微观上,加强群众史观教育,树立历史主体和以人为本的理念。

回归人本身——论马克思的情欲观

马克思学说的宗旨是实现人的自由。但是,异化的经济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导致人的本质全面异化。与之相应,人的天然之性如情欲也发生了异化,从一种原始的自由状态异化为婚姻、卖淫等形式。马克思认为,在消灭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人的异化状态也会随之消失,从而使人的异化的情欲获得解放,人的自由得以实现。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当代中国政体

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作用主要有:其一,通过国家权力机关把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宪法,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这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供了根本的法律保障;其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身具有重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功能。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误区评析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个长期的奋斗目标,是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进行的,需要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参与,不理解这些,就容易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陷入误区。

全球化条件下“独立自主”的新思考

独立自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它基本的含义就是主张一党、一国要根据本身的特点，独立确立适合自己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依靠自己的力量，自主地进行革命和建设。毛泽东非常重视独立自主，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我们党内首次提出并阐发了独立自主的思想，使独立自主成为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中所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

数字治理嵌入乡村礼俗社会的可能路径及其调谐

在当下中国,随着以“技治主义”为核心的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乡村社会治理逐步显现数字治理与乡村礼俗社会运行二者之间衔接不畅的问题。这一现实反映出,以技术理性为核心、以现代性为导向的数字治理与以价值理性为核心、以传统习俗为准绳的乡村礼俗社会二者之间存在着潜在张力。这一潜在的张力,在乡村治理实践中表现为由于二者在自身所要求的制度规范、过程适应以及价值耦合等方面的差异性而产生的抵牾、摩擦乃至排斥,但这并不表明数字治理和乡村礼俗社会之间是不可调谐的。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又是可以相互融合并达成相互依存的同一体。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政策过程中,既要适切地评估数字治理嵌入乡村礼俗社会后技术理性作用、正式制度运行、过程衔接顺畅以及价值理性耦合等方面的治理效能,又要重视和运用好乡村礼俗社会固有的非正式制度、礼俗秩序以及乡土人情等文化传承禀赋的治理价值,并在价值取向、治理边界以及运行秩序等方面进行调谐,逐步构建二者相融相合、相互依存的乡村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