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智能监察:人工智能赋能国家监察的逻辑与进路

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兴起为国家治理注入新动能,为国家监察工作的数字化、智能化指明方向。人工智能赋能国家监察具有以“数据全覆盖”实现“监察全覆盖”、从人力监督到智能监督等现实价值。受限于国家监察的初创性与人工智能的局限性,国家监察智能化呈现阶段性特征。国家监察的智能化发展围绕数据、算法、算力三大核心要素,实现监察“块数据”构建、面向国家监察的语言模型嵌入及算力资源的优化供给。针对人工智能存在的数据隐私、数据安全等技术性风险,可从人工智能政府采购的制度化与规范化、建构监察对象数据隐私与安全保护机制和人工智能监察应用的纠错与救济机制等方面予以防范和化解。

法治规范体系视域下党内法规保留的功能定位与规范建构

党内法规保留是将法律保留相关原理引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中形成的有关党内事务制定权配置的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治背景下,党内法规保留应以法治规范体系作为制度建构的基本视角。基于与法律保留的功能比较,党内法规保留具有统制、区分、整合、保障等功能。在法治规范体系视域下,当前党内法规保留制度存在明显结构缺陷。可以从重塑党内法规保留的结构理念、重新阐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的保留对象、建立相对保留制度、单列党章保留事项、对中央党内法规绝对保留事项进行内涵解读等方面进行结构重塑与完善。此外,在党内法规保留的保留标准上,应确立面向从严治党的重要事项保留标准。

论作为数字行政执法方式的行政行为码

数字信息技术与行政权力的融合为以法治为中心的政府治理带来挑战,而行政行为码作为数字行政执法方式的应用是数治与法治结合的重要体现,并蕴含着整体智治下对行政执法体制一体化塑造的制度逻辑、行政自制论对数字赋能与赋权关系重塑的理论逻辑以及行政效能对行政执法全流程覆盖的实践逻辑。行政行为码以统一赋码、一码关联、一码查询与一码追踪的实践运行机理,兼具政府信息公开与政府数据开放的法律性质,也为拓展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与此同时作为数字新兴执法方式的行政行为码由于规制理念的不明确、规则体系不健全以及功能应用程度不足,限制其应用场景与空间。在未来,行政行为码应从理念更新、规范控制和功能拓展三个方面进行塑形,推动行政行为码的功能实现与广泛应用。

一体化视野下自由刑执行衔接机制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的自由刑执行需要司法机关、执行机关以及安置帮教机构的协同配合。然而,多部门在自由刑的执行过程中呈现出交付执行衔接脱节化、执行变更衔接割裂化、执行完毕衔接滞后化、执行监督衔接形式化的现实表征。自由刑衔接困境的形成是执行理念、执行体制以及刑事治理体系综合形塑刑罚执行机制的结果。为此,应当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系统观念统合多部门之间的工作理念,以特殊预防为目标统筹指挥不同机关的协作配合,以刑罚适应性原则促进自由行执行与刑事治理体系的协同发展。遵循国家的顶层设计,从刑罚执行的管理机制、指挥机制、协调机制三方面入手,促进自由刑执行全链条管理、统一性指挥、适应性协调的现代化转型。

“行政处罚权交由”条款的“兜底”属性及其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修订)第24条第1款(简称“行政处罚权交由”条款)为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提供了规范依据,开启了乡镇(街道)扩权赋能的新篇章。该条款制定前后,理论界围绕该条款展开了诸多探讨,但已有研究并不足以让该条款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达到逻辑周延的程度。将“行政处罚权交由”条款置于现行法律规范体系中系统考察,宜将其定位为行政处罚权通过行政授权或委托方式交由乡镇(街道)实施的“兜底”性条款。同时,为更好地指引实践,有必要进一步对该条款的适用展开探讨,即处罚权下沉的决定主体宜由省级政府主导逐步转向多元主体协同、以提取“最大公约数”的方式确定交由事项、“交由”方式宜限定为行政授权或委托,同时需要进一步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以规范处罚权运行。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功能定位及其实现路径

在《社区矫正法》出台后,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制度与该法的衔接和嵌入成为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基于“制度定位—困境分析—对策完善”的研究范式,应当将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功能定位于合法性监督与协同性治理,从而达致“穿透式”监督。通过对当前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制度在组织体系、监督衔接、监督形式、监督手段等方面的反思,应从理念转变、制度重塑与技术赋能三个层面进行完善。在理念转变方面,以治理思维为指引,将“法治统一”理念作为基本诉求、“理性谦抑”理念作为价值追求、“功能优化”理念作为根本方法,践行新时代法律监督理念。在制度重塑方面,应从立法规范、组织体系、监督方式、衔接机制、跨区域协作、检察建议等方面进行建构。在技术赋能方面,应当尽快建立和完善统一的社区矫正与检察监督一体化信息平台。

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制度:价值定位、内在逻辑及优化路径

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制度是促进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精准执纪执法的重要制度创新。该项制度具有弥补制定法固有的局限、推动执纪执法活动的精准化与规范化、促进纪检监察规范体系的宣传普及等重要价值。作为一项崭新的纪检监察制度建设成果,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制度内含着对中国古代判例传统的继承和创新的历史逻辑、拓展了监察法治实现路径的现实逻辑、制度性权威与智识性权威的双重作用实现机制的理论逻辑。从制度运行现状来看,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制度面临着法治化程度不足以及具体运作机制不完善的困境,需要在宏观上明确其法治化路径,在微观上对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的规范效力、遴选程序、遴选标准、参照适用的具体方法进行优化,为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证。

司法行政区域协作:生成逻辑、实践样态及法治路径

司法行政区域协作是跨行政区政府间合作的新兴领域,其产生发展蕴含自发协作向政府推进转变的历史逻辑;提升区域公共法律服务以满足经济区发展需求的现实逻辑;软法推进实现机理的理论逻辑。司法行政区域协作的硬法规范缺失,中央发文与区域行政协议等软法构成其主要治理工具,并推动司法行政区域协作呈现出整体性协作为主、个别领域专门性协作、中央法务区模式三种实践样态以及从需求侧向供给侧转变的趋势。司法行政区域协作依托软法推进也引发了合法性、程序正当性、实施有效性疑虑。软法为主、硬法为辅的混合法治模式才是司法行政区域协作法治化的理想路径。未来硬法建构应着眼于软法治理的局限,在区域协作的前端环节,论证及补充司法行政机关具有缔结区域行政协议的法定职权;中端环节规范协议的缔结程序;末端环节完善协议履行的监督机制。

智能一体化:再犯危险性评估的模式选取与体系建构

再犯危险性评估在量刑与刑事执行中的应用愈发广泛,其评估结果是刑罚决策的重要依据。我国的再犯危险性评估呈现出评估机关二元分化、评估模式多元并存的现状。不同评估模式在二元体系内交叉适用不仅限制刑罚效率,而且影响刑罚公正。基于刑罚效率与公正的考量,宜选取智能化评估作为我国再犯危险性评估的统一模式,促进司法行政资源的重新配置,实现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统一。智能一体化评估模式的生成具有权力逻辑、实践逻辑与技术逻辑。智能评估体系的构建过程应遵循其生成逻辑,通过建构技术性正当程序规制算法权力,建立“常设+派驻”的组织形式以满足实践需求,建置全要素的评估指标体系与评估流程以发挥技术优势。

新时代公职人员道德操守:规范意蕴、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反腐的重大创新,对公职人员道德操守提出了新的要求。公职人员道德操守是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基本行为准则,是公职人员所应遵守的、与其职业特质相符合的良好品行与个人修养,是一种融资格型道德操守、履职型道德操守与模范型道德操守于一体的特殊形态的道德操守。新时代公职人员道德操守蕴含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加强公职人员道德治理的现实逻辑、使命型政党道德模范引领作用实现机理的理论逻辑、借由法律的强制实施机制增进道德操守实效性与强制力的实践逻辑。推进新时代公职人员道德操守的实现需要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从立法路径、教育培训、考核评价、处分原则与监督保障等方面构建严密的道德操守制度规范体系。

论公共数据的分权治理

公共数据治理是数字经济时代必然要面对和解决的重要议题,对公共数据的治理应当建立在对其权属厘定这一逻辑起点之上。不同于传统的有体物,公共数据作为一种客观无体物,宜将其视为一种新型的具有财产权属性的“公物”,公共数据应当成为财产权的客体。但传统的财产权理论无法揭示公共数据的权属问题,宜将公共数据上附着的权利分为所有权、使用权以及收益权三项权利,并将所有权厘定为国家所有、使用权归属于全体公民、收益权设定为可协商权利。在公共数据“三权分置”理论指引下,需要进一步通过专门立法明确公共数据权属,构建政府主导的多元共治格局,健全“谁使用,谁保护”的数据保护制度,遵循“谁贡献,谁受益”的利益分配原则等具体规则设计开展公共数据治理。

法治督察工作机制:生成逻辑、作用机理与优化路径

法治督察工作机制是法治中国建设中的一项特色性制度安排。法治督察工作机制的生成遵循着“厉行法治”与“自我革命”的历史逻辑,蕴含着公共管理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的理论逻辑,贯彻着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法治中国建设方法论”的实践逻辑。法治督察工作机制有着深刻的作用机理,上下贯通的法治建设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组成了其作用的组织依托,严厉问责、政治动员与典型通报构成了其作用的多元控制工具,目标驱动与问题驱动形成了其作用的动力机制。在推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之下,法治督察工作机制需要从作用场域、公众参与、组织协同与数字赋能四个方面进行优化,从而形成体现本土特色的自主型法治进路。

陕甘宁边区人民调解制度的历史经验及其当代启示

陕甘宁边区人民调解制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司法经验的典型代表,也是完善新时代人民调解制度的重要历史经验。边区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既深受历史文化的影响,又赓续了党的优良调解传统,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呈现出功能定位多重、审判与调解结合、工作开展依赖性强等特征。边区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历程表明,党的领导是人民调解制度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群众路线是人民调解制度的根本工作路线,“权威”塑造是边区人民调解制度前进的重要助推力量。发展完善新时代人民调解制度,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调解理念,推进人民调解制度规范化建设以及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协同作用。

优化法学学科体系创新发展法学理论研究体系

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承担着为法治中国建设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提供科学理论支撑的光荣使命,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意见》全面系统深入地贯彻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充分总结和反映新时代中央关于加强法治队伍建设、法治人才培养、高等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工作实践经验和取得成就的基础上,首次完整、集中阐述了我国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领导体制、发展目标、重点任务、相关要求和组织实施保障,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论断和新表述,指明了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发展目标、方向和主要任务。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建立的高等政法院校之一,西南政法大学始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足中国实际,努力加快完善法学教育体系,不断创新发展法学理论研究体系,奋力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形成内容科学、结构合理、系统完备、协同高效的法学教育体系和法学理论研究体系而努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力人才保障和理论支撑。

农地产权结构变迁视域下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

农地产权结构是搭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与宪法秩序有效链接的重要桥梁。从农地产权结构变迁的视角看,我国传统土地增值收益的国有化机制实际在很大程度上符合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地租国有原则及地利共享秩序。然而,由于宪法土地条款一开始就被注入了地利分配具有倾向性的思想基因,长此以往便忽视了农民作为整体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另一半宪法秩序"。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国家进行了"同地同权"、赋权于"民"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其实质是宪法秩序的延续而非替代,我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主要机制仍是征地补偿制度。要实现我国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必须回到社会主义"国家—集体"一元论的完整地利共享秩序中来,并遵循实质平等的要求,通过以"人的城镇化"为目标对区片综合地价进行限定、采取倾向于农村及农业发展的"土地财政"政策、打破城乡户籍二元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案,推动农民全过程参与、共享土地利益。

合作行政背景下行政程序的变革与走向

合作行政背景下的行政程序是一种新的行政程序形态。协商民主、反思性法以及公私法融合为其提供了深厚的基础,此种行政程序可以在提升行政权力的民主正当性、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以及社会的稳定性中起到重要作用。具体而言,行政程序将朝着以下的方向变革:程序价值的兼容并包、主体结构的伙伴化、程序风格的交往理性化以及程序表达的论辩规则化。基于此,未来在制定统一的中国行政程序法时,在制度选择上需要强化对私人主体承担行政任务的程序规范,重视重大行政决策中的协商式治理,注重合作式行政程序的设计与推广以及程序参与主体在协商程序中的积极义务。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行政调解

行政调解在性质上属于行政指导,应该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社会转型对作为"东方经验"之称的行政调解提出了新的挑战。总体说来,我国目前行政调解制度的规范化尚处于较低的层次。应该借鉴西方ADR中调解的经验,通过立法扩大行政调解的范围,设立专业化的行政调解机构,并完善行政调解的程序和保障制度。

Web3.0时代下网络社会的软法治理

网络社会从原有的Web1.0发展到Web3.0时代,相对应的政府治理模式应从实行监管走向提供个性化服务。传统的硬法规制模式因滞后于网络社会的发展而亟待变革。软法以其协商、平等、民主等特点契合了治理转型的需要,并通过自我规范、利益导向、组织规训、硬法指引等机制发挥其独特作用。软法治理应通过明晰软法的目标和定位、规范软法的制定主体和程序、构建"柔性"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等方式来实现网络社会的有序发展。

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行政协议

区域经济合作,都是以本区域之间的政府协议为基础构架起来的。政府协议属于一种对等性的行政契约,具有一种准立法行为的性质,在区域合作中具有法制协调、化解纠纷与补充立法的功能。从我国行政协议现状及发展趋势来看,行政协议法制化最重要的方面是明确缔约的法律依据、推进和扩大公众在行政协议中的参与以及建构行政协议争端解决机制。

论行政给付中的国家辅助性原则

国家辅助性原则在两个关系维度上适用,即中央与地方或一个共同体之整体与部分,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前者在欧盟法中体现较多,后者在行政给付中应用广泛。辅助性原则的实质内涵与宪政存在诸多契合之处。国家辅助性原则在行政给付制度中的主体、范围、内容等方面均有体现。辅助性原则也应该成为支配我国行政给付立法与实践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