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国际人口迁移是人口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而空间格局又是国际迁移研究的重要方面。基于联合国人口司公布的国际移民数据,利用国际移民规模存量与比重、集中化指数以及有效迁移率等指标探讨中国国际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中国在长期作为全球主要国际移民迁出国的同时,也逐渐成为重要的国际迁移目的地国;中国国际移民的来源国和目的地国均呈现出集中分布的特征,其中目的地国主要集中于北美、欧洲、澳洲以及东亚国家,而来源国则主要集中于亚洲、南美和北美的部分国家;1990-2013年间,中国国际输出移民目的地国分布呈现集中化的趋势,而移民来源国分布则表现出分散化的特征;就有效迁移率而言,中国相对于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巴西、越南、秘鲁、菲律宾、印度而言,属于移民净流入国家,但相对其他大部分国家则是移民净流出国;此外,国家间经济发展差距、迁移距离、移民网络、经济全球化均对中国国际移民格局有重要影响。

城市遗产旅游资源的开发潜力-鲁棒性矩阵分析——以西安市为例

运用资源开发潜力-鲁棒性矩阵模型探讨了西安市15个遗产景点的开发和保护状态。模型从资源的开发潜力和鲁棒性两方面构建指标体系,通过实地调研、访谈和结构性问卷调查,获取数据,采用德尔菲法(Delphi)和层次分析法(AHP)赋予指标权重,最后利用模型将遗产开发与保护状态进行图示。结果显示西安市15个遗产景点的开发保护情况可分为5类:高开发潜力-高鲁棒性,高开发潜力-中等鲁棒性,中等开发潜力-高鲁棒性,中等开发潜力-中等鲁棒性,低开发潜力-低鲁棒性。研究表明,开发潜力-鲁棒性矩阵是遗产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有效工具,对城市遗产旅游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城市舒适物、经济机会、城市规模对中国高学历劳动力空间分布的影响

基于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社会经济统计等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中国300个城市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基于负二项回归模型识别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中国城市高学历劳动力规模呈现级差化分异特征,其位序-规模分布符合幂函数特征,在空间上呈现集聚分布和东中西地带性分异的格局;东部沿海地区、辽中南半岛、哈长城市群及内陆省会城市是主要分布地。2)从高学历劳动力占总就业的比例看,北方资源型城市及东部沿海城市群高学历劳动力优势突出,中部和西南地区存在明显"凹陷";从高学历劳动力和总就业劳动力耦合的结果看,相对占优型和绝对占优型两类城市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和东北的工业城市、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及内地省会城市。3)实证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格局受城市舒适物、经济机会及城市规模带来的集聚效应共同影响。从全国层面看,经济机会、城市规模、房价主导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格局,凉爽的夏季气候、优质中学教育资源、游憩及交通资源对其也有重要影响作用。4)在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中,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均受到经济机会和舒适物的影响,但舒适物因子在各类型城市中发挥的作用差异较大。

中国城市舒适性的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

舒适性是指令人愉悦的生活环境,是地方特有且不能出口、对人口具有吸引力的产品或服务,是区域基于公共基础设施、公共部门就业人员等作为投入要素而生产的公共物品。城市发展不仅仅得益于其作为生产场所而具备的集聚经济效应,作为消费场所而具备的舒适性属性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舒适性驱动城市发展已成共识。城市舒适性内涵总结起来可归为自然环境舒适性、人工环境舒适性和社会氛围舒适性三方面;

基于空间成本分配的北京城市轨道交通票价方案选择评价

成本的空间分配是公共交通公平的重要内容,受不同票价方案影响。为了比较不同票价方案下的空间成本分配差异,运用可达性方法,采用北京地铁及其计程票制数据在城市轨道交通站点间票价的基础上计算区域站均票价,分析不同票价方案下北京区县空间成本分布格局差异,给出区县票价方案择优结果,并对2014年北京城市轨道交通票价听证会选择的票价方案进行评价。结果显示,北京各区县并不适合一种票价方案,各区域有最佳的票价方案选择,选择一种票价方案会导致区域间不公平,为城市轨道交通票价调整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中国山区县域人口收缩的空间格局及其形成机制

本文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00—2020年中国山区县人口收缩的时空格局,借鉴“3D(密度、距离、分割)”框架设计解释变量,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识别人口收缩的影响因素,并采用地理探测器识别主控因素的交互作用,进而在“四层一体”框架下解析山区人口收缩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 2000—2020年山区县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持续降低,收缩型山区县数量不断增多,山区人口收缩程度加重并存在自我强化特征。(2)人口密度等级降低的山区县不断增加,人口密度为(100~200)人/km2的过渡区是人口变化最活跃区域,过渡区向稀疏区、集聚区向过渡区转型是山区县人口变化的主要方向,仅少数山区县由过渡区转为集聚区;位于省际和市际边缘区的山区县人口变化剧烈且以收缩为主要特征。(3)山区人口收缩区范围持续扩大且集中分布,形成内蒙古中东部-东北、武陵山、秦巴山区、大别山、太行山、云南中部、山东丘陵及福建丘陵共八大片区,其中内蒙古中东部-东北片区、武陵山片区主要表现为重度和中度收缩,其余片区以轻度收缩为主。(4)人口收缩存在等时圈指向,倾向于发生在地级市2h、省会城市4h等时圈范围内,随时间距离增加该指向先增强后减弱。(5)高就业密度抑制山区县发生人口收缩;距地级市、省会城市较远的山区县更易发生人口收缩;文化分割、制度分割分别对人口收缩具有抑制和促进作用;前述因素在自然、生计、制度和意识形态层发挥作用并交互影响共同塑造中国山区人口收缩的空间格局。

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评价研究进展

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合理布局建设空间的依据,包括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和建设用地适宜性两个方面。本文首先探讨二者的概念与内涵,然后从评价目标与视角、评价尺度与单元等多个角度梳理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案例研究现状;进而总结归纳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的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分析发现: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指标体系早期以工程地质条件为主,但目前涉及要素日益多元化,涵盖地质地貌、生态、经济、社会各方面;并已形成多要素叠置综合评价、空间作用及其趋势模拟、基于生态位的适宜性评价及参与式综合评价四种适宜性评价方法。今后应借鉴地理学、社会学、空间经济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理论,构建完善的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研究体系,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推动指标体系规范与统一,完善评估框架与技术方法,研发开放式评价系统;构建可与空间管制政策对接的适宜性分类体系,扩展适宜性评价的案例研究和应用范围;同时应促进宏观空间开发适宜性和微观建设适宜性的统一和整合,响应"多规融合"的实践需求。

中国城市舒适性的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

舒适性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基于城市舒适性内涵构建指标体系,利用均方差决策法测算中国286个地级城市的舒适性水平,并探讨其地域分异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城市舒适性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但级差化特征明显;城市舒适性水平呈现明显的东中西地带性梯度,东部高,中西部低;集群化分布特征突出,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和珠三角为高值集聚区,低和较低等级舒适性城市趋于中西部山区、省际边缘区集中分布,形成四个连片低值集聚区。地理区位通过自然环境的地带性分异和东中西经济梯度主导着中国城市舒适性水平的整体空间格局;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舒适性水平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第三产业产值占比、旅游业接待量分别通过供给和需求作用于舒适性;公共部门就业人数对中国舒适性水平的影响为负,与预期方向不符,表明大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仍相对不足。

乡村农户适应旅游发展的模式及影响机制——以秦岭金丝峡景区为例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旅游影响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已成为国际上旅游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从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出发,借鉴脆弱性研究中的适应性理论,构建农户旅游发展适应性分析框架,以陕西秦岭金丝峡景区为案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获取数据,较系统地研究了农户适应旅游发展的行为模式、影响因素及机制。主要结论包括:①旅游业推动小河流域农业商品化,但并未促进农业增长,相反农业生产功能大幅衰退;农户以旅游经营和常年务工作为主要对策,形成了旅游专营型、主导型、均衡兼营型及务工主导型四种适应效果差异显著的适应模式。②农户适应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包括认知因素(机会和政策认知)、劳动力(劳动力总量、聘用人数)、地理区位(可达性与区位优势度)、自然资本(耕地面积)、物质资产(房屋类型)和社会资本(邻里关系)。③旅游开发导致的自然生计资源缺失与农户生存理性之间的矛盾是适应发生的根源,社区补偿制度是重要推动力量;农户社会理性与经济理性偏好决定着其适应模式选择;适应效果受适应力驱动因素影响。最后对旅游影响的社会—生态整合研究有效性进行讨论,并提出后续深化研究的方向和本研究的实践启示。

基于可持续性视角的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及其应用

建设用地适宜性是土地资源利用与管理决策的依据。本文基于土地利用可持续性界定建设用地适宜性内涵,从灾害风险、地形地貌、生态环境和区位条件4个维度,构建了较规范的适宜性指标体系;针对已有评价方法的不足,构建了整合极值法、条件函数法、线性加权综合的"多要素分布式算法——情景矩阵"评估框架;进而基于适宜性识别冲突空间,以空间冲突面积占总建设用地面积的比重作为空间冲突强度来刻画区域建设空间布局的合理性与可持续性。本文以新疆玛纳斯县为例开展研究,结果表明玛纳斯县适宜建设空间(达230 km2以上)约占全县总面积的26%;最适宜和比较适宜性建设用地主要分布于中部及中北部乡镇及农(团)场驻地附近,基本适宜建设区主要分布在比较适宜建设空间的外围及中南部山前平原地带;该县冲突空间达4.21 km2,占建成区面积的22.74‰;冲突空间主要分布在河流沿岸和中部城镇化发展区;南部、北部的生态脆弱区及中部工业化发展区的乡镇空间冲突强度也较高。研究表明,本文提出的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估框架与方法逼近客观现实,简单易行,能弥补以往评价方法的不足;适宜性在空间冲突分析与可持续性土地利用管理中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关中地区城市干旱脆弱性评价

城市干旱脆弱性是指城市系统对城市干旱的敏感性以及由于缺乏应对能力而使系统易于遭受损失的性质和状态;对城市干旱脆弱性及其主要贡献因子的评价分析是城市应对干旱扰动的基础。文章从城市干旱敏感性和应对能力出发构建脆弱性评价系统;在"基于区域的综合脆弱性"评价框架下,利用熵值法和贡献度模型,根据关中地区2009年水资源与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对关中5市的干旱脆弱性及其主要贡献因子进行分析。结果显示:①渭南、铜川、西安和宝鸡市干旱脆弱性处于中等水平,咸阳市干旱脆弱性水平较低;②关中平原城市干旱脆弱性空间分异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并不严格一致,敏感性与城市化水平呈正向关系,应对能力同时受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因素影响,但自然资源因素发挥着更大作用;③各市干旱脆弱性指标层主要贡献因子各不相同,但呈趋同态势,突出表现在社会干旱敏感性以及应对干旱的技术、自然资源禀赋等因子上。最后,根据评价结果提出相应措施。

生计可持续性视角下精准扶贫的政策效应评估及其分异研究——以武陵山区石柱县为例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任务,提升农户生计可持续性是防止返贫和实现脱贫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生计可持续性视角下系统评估精准扶贫政策效应,可为此提供重要依据。论文构建涵盖生计资本、生计环境和代际发展能力3个维度的扶贫政策效应评估框架,以武陵山区石柱县为案例区,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和倾向得分匹配法量化了精准扶贫对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并讨论了其分异性。研究表明:(1)精准扶贫使农户生计可持续性水平整体提升了20.5%,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环境和代际发展能力分别提升21.3%、23.9%、15.8%,农户生计环境改善更突出,而代际发展能力具有一定时滞性。(2)精准扶贫对生计要素禀赋较好的兼业型农户带动效应更大且显著,其次是务农主导型和务工主导型脱贫户,而以“输血式”帮扶为主的补贴依赖型农户则被边缘化,加剧了群体间生计可持续性分化。(3)精准扶贫政策效应空间分异性明显。相比经济基础条件较好的王场镇和黄水镇,精准扶贫对具有区位优势的龙沙镇、贫困程度较深的中益乡的带动效应更大且显著。(4)围绕强化对山区教育与技术投入、对偏远地区资源倾斜以及引导贫困边缘群体治理等方面提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对策。研究可为提升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政策的匹配性和精准性提供科学依据,有助于深化中国反贫困理论认识。

城市创新能力与城市化水平的耦合协调分析——以山东省为例

以山东省17个地级市为例,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对其城市创新能力与城市化水平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到如下结论:1各个地级市的城市创新能力和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并未实现理想上的等同,以滞后型的发展状态为主。2山东省城市创新能力和城市化的耦合度总体水平较高,城市类型以中、高度耦合城市类型为主,且时间序列上表现出显著提升;在空间格局上,耦合度呈现明显的"中心—外围"分布趋势,表明了中心城市在城市创新能力与城市化耦合的发展上的辐射和带动作用。3山东省城市创新能力和城市化的协调度总体水平偏低,但时间序列上呈现提升的态势,总体状况趋于良性发展;协调度相对较高的城市沿胶济铁路成带状分布,以济南市和青岛市为核心和端点,以胶济铁路为界线,北部区域的协调度明显强于南部区域。

文化创意型旅游地游客满意度测评及影响因子分析——以上海市田子坊、M50和红坊为例

文化创意型旅游地是基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而来的一种新型旅游地,对其游客满意度的研究可以为该类型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文章基于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综合考虑文化创意型旅游地自身特性和旅游行为特征,构建文化创意型旅游地游客满意度指标体系和测评模型,采用偏最小二乘法确定其中的权重,并对田子坊、M50和红坊3个上海典型的文化创意型旅游地进行满意度测评,识别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文化创意型旅游地游客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子为主题特色、创意、文化内涵、文化创意交流环境等反映旅游地文化创意资源的变量,其次,购物环境和卫生状况也是重要影响因子;游客对3个旅游地均较为满意,其中以田子坊游客满意度指数(3.649)最高,M50(3.609)紧随其后,红坊(3.447)最低;由满意度-重要程度综合分析法(IPA)指数可知,田子坊发展态势良好,M50应完善旅游地购物环境和文化交流环境,红坊则应加强购物环境建设。

北京城市扩展背景下产业时空演化研究

本文应用北京区域统计年鉴2005、2009、2013年3期分区县、分行业产值数据,采用结合GIS的偏离份额模型,分析北京市2004-2008年、2008-2012年和2004-2012年3个时段中心城与新城间产业空间演化情况,并预测2012-2020年产业空间演化趋势。研究发现:1北京工业向新城扩散明显,尤其是向顺义、通州、亦庄和房山,呈弧形向东向南扩展;2商业、生产性服务业虽出现向城市发展新区新城转移趋势,但在中心城区集聚状况没有明显改变,在市域内呈圈层式分布,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呈轴向扩展;3房地产业扩散明显,朝阳、通州、大兴发展突出,总体呈环状扩展;3公共服务业向新城扩展显著,但高质量的教育、卫生、文化资源仍集聚于中心城区。从总体上看,北京产业空间演化以工业外溢为主,房地产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也有显著扩散,但生产性服务业和商业扩散并不明显。

基于空间分异视角的大都市区产业结构演进——以北京为例

采用改进的偏离份额分析方法,辨识北京都市区各区县2004—2008年、2008—2012年产业结构演变方向;总结北京都市区各地域单元产业结构演进空间分异的规律及特征,并进一步探讨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北京都市区产业结构演进在空间上呈现出显著的中心—外围格局;不同圈层表现出明显的梯度特征;不同区县产业演进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由中心向外围,各区县主导产业的服务性和产业级别逐渐降低。都市区内部产业结构演进的空间分异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等是外部推动力量;政策因素发挥着引导和管制双重作用;都市区内部土地价格梯度及产业集聚与扩散是不同地域单元产业结构演进分异的内在动因;地方产业基础通过路径依赖效应作用产业结构演进,地方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在外生机制作用下影响都市区产业结构演进的方向。

多维邻近性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

随着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和县域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回流已成为现阶段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回流劳动力是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力量,对于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距离是人口流动空间选择的核心解释变量,在多维邻近性视角下探究多种距离对流动人口回流的影响,有利于深化对人口回流机制的理解。论文借鉴多维邻近性分析框架,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地理、制度和社会邻近性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1)回流群体主要是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大龄已婚流动人口,其在劳动力市场不占优势,但家庭对其情感需求与依赖较大,回流意愿明显。(2)不同维度邻近性均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有较强解释力,地理、制度和社会邻近性对回流意愿均有显著负向影响,长距离跨省或跨方言区迁移的劳动力回流意愿更为强烈。(3)不同邻近性对回流意愿的影响存在群体异质性。高学历群体回流意愿受其所在流入地参保情况的抑制,同时受到方言和地理距离的不同影响;新生代流动人口则较易受非正式制度邻近性影响而选择回流;长期外出劳动力的回流意愿会因其已熟悉流入地方言并在流入地积极参保而降低。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高层论坛(2020)暨第十二届“黄河学高层论坛”在河南大学举行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2020年9月23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高层论坛(2020)暨第十二届"黄河学高层论坛"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开封市开元名都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由河南大学、中国地理学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南省文物局主办,中国历史研究院-河南大学黄河文化研究院(筹)、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承办。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山东大学、河北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以及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相关媒体等近40家单位近200位代表和嘉宾现场参会,3万余人通过网络直播在线参加了本次论坛。

黄河流域A级旅游景区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的多尺度分析

旅游景区合理布局是实现黄河流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根本保障,识别景区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如何随尺度发生变化,对黄河流域的景区多层级统筹管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地理因素的空间尺度效应,从县域、市域、集聚区3个尺度构建了分析框架,利用统计与GIS技术揭示黄河流域A级景区多尺度空间格局,运用地理探测器、空间叠加分析等揭示各尺度影响因素及其差异特征。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A级景区整体呈东部和南部密集、西部和北部稀疏的空间格局,流域南部形成一个中高密度弧形带。随着研究尺度增大,景区集聚范围逐渐扩大,集聚程度逐渐降低;(2)县域尺度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密度对景区格局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植被覆盖度、年降水量、到最近河流距离、国家湿地公园密度。人口密度是市域尺度影响程度最大的主导因素,非主导因素在与各主导因素交互后形成强烈的增强效应。集聚区尺度景区格局主要受年降水量、植被覆盖度等自然环境因素的刚性约束;(3)3个尺度的影响因素明显不同,不同尺度景区格局并不是主导因子简单组合或累积的结果,而是自然环境、旅游资源、社会经济及区位复杂交互后的产物。

县域国土空间开发强度的地域分异与影响因素——以湖南省为例

国土空间开发强度是影响国土空间管制的重要因素,明确国土空间开发强度的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深化国土空间开发的理论研究,对国土空间的优化调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湖南省为例,通过地理学空间分析和计量分析方法探索国土空间开发强度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案例研究结果发现,湖南省县域国土空间开发强度的空间差异显著,形成了以长株潭地区为核心(高值集聚区)向外围逐渐降低的中心一边缘梯度格局,在外围(湘西及湘南)形成两大低值聚集区;经济密度、城镇化是国土空间开发强度的主要驱动因素,山地国土面积比重、土壤生产潜力、与省会的距离及国家级开发区的设置也具有显著影响。基于该结果,本文认为国土空间开发强度也遵循经济活动的地理学规律,存在空间非均衡性和相关性;经济水平和区位是国土空间开发强度的主要决定因子,地形及土地自然生产力则通过自然机制和市场机制分别对国土空间开发产生约束作用,而开发区等空间节点战略在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调控中具有显著作用。最后,解读了本文研究结果及结论对国土空间开发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