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金融管理体制的几个问题

建国以后的前三十年中,曾出现过几次信贷规模偏大、货币发行过多的问题。那是战时经济余波所致,或因“左’的路线造成。连年形势大好,但去年仍出现信贷失控、货币发行偏多。

历代通货膨胀问题商榷

有篇简述中国历代通货膨胀的文章(刊本刊1984年5期,以下简称“简述”),读后使人感到似乎中国两千多年来是在通货膨胀中度过的,值得商榷。兹就以下四个问题谈谈我们的肤浅认识。

票据贴现会引起信用膨胀吗?

票据,主要是支票、汇票——承兑汇票,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信用经济阶段的产物。票据按支付日期分,有即期支付与定期支付两种。前者为见票即付,不存在授受信用问题;后者要在票面载明的到期日才能兑付,这就存在从出票日到兑付日之间的信用问题,故又称为“信用票据”。信用票据中的汇票、承兑汇票是债权人主动向债务人发票请其承诺在约定日兑付的票据。在西方国家,票据可以背书交付、转让,而成为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大宗交易都是使用票据,有信用通货之称。票据又可以通过银行贴现,成为融通资金的工具。旧中国商品经济、信用经济不够发达。老式交易往来,凭折子记帐,分期付款,即不使用票据,也就无所谓承兑和贴现。到清代末年,随着外国银行的设立,逐渐使用票据。抗战前商业信用方式主要采用由买方签发期票。至于承兑汇票是经过银行界提倡。

古代货币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一、研究古代货币要排除几种干扰研究古代货币应该文献、实物、社会经济发展史互相补充发明,而非互相抵触干扰,然而后一种情况往往有之。以本人之体会似有如下几种:一是“伪经论”的干扰,旧时儒家今文经学派为争夺儒家正宗地位,常用“伪经”“伪撰”、“伪窜”、“依托”等大帽子攻击古文经学。后人不察,把那些带着特殊思想感情作出的“考证”以及治学方法作为前人研究成果接受下来。

银行法内涵刍议

酝酿制订银行法已有多年。我以为,银行法内涵应以既成事实为起点,有所发展,有所提高。今提出个人看法,供研究讨论。一、银行法的性质及法律领域 (一)银行法以银行为规范对象,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银行机构组织,为银行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之主体,二是银行业务活动,为银行主体之行为。规范前者为组织法,银行均为法人组织,适用企业法人法。规范后者为行为法,银行的行为都是经济行为,属于民法系统。 (二)法人依法独立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其行为能力非行政机关所授与。

谈谈票据法

票据首先见于立法的是1673年《法国商事条例》关于汇票的规定。二十世纪初叶,遂有海牙国际票据规则的拟订。1929年,中国参考海牙规则和德、日票据法,制订和公布了《中国票据法》。1930年,前国际联盟行政经济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了国际统一票据会议,通过了《国际汇票、本票统一公约》,1931年又通过了《关于支票统一公约》,这就是《国际统一票据法》。只是参加签约的多为欧洲大陆法系国家,英美法系国家自始就未参加签约。然而,比较相互颉颃的两类票据法,虽有差异,但强调票据的严肃性。

建议推行信用票据和票据承兑贴现业务

(一)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这个经历了以千年计的漫长岁月,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一般人都知道信用已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成为经济活动的润滑剂,缺少不得。近代大宗商品交易以信用方式为主,信用交易又必须以信用票据为媒介。马克思早就讲了:信用制度普遍化了,货币大体上不过当作支付手段发生功能,因此商品不是为货币而卖,而是为一种定期支付的文据而卖。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为基础(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国家纸币)而是以汇票流通为基础。(《资本论》,第三卷第457—458页,1966年版)马克思的这些话一点也不过时。

《管子》的货币流通和计划经济理论

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的关系——货币不是财富,而是取得财富的手段,是贯彻富民政策的必要手段——垄断货币的铸造与发行——注意货币流通量的变化与调节《管子》计划经济理论体系的构成因素——《管子》中关于计划经济的基本要求——如何制订计划——在计划指导下正确运用市场调节——《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