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暴力的多维共治--以刑事法为侧重的展开

网络暴力是借助互联网技术实施的语言暴力,与现实暴力在具体表现形式上迥异,但可以将延伸至现实空间之中对被网暴者及其亲友的滋扰行为包括在内。不少网络舆论监督带有一定的网络暴力性质,但否定网络暴力并不意味着排斥网络舆论监督,不应将二者混同。现行实定法虽然缺乏对网络暴力的明确规定,但针对所涉具体行为的法律评价并未缺位。对网络暴力的刑法定性,亦宜区分人肉搜索、网络语言暴力两个环节,根据具体情节加以评价。由于网络暴力所涉主要罪名属于非纯正亲告罪,在刑事诉讼程序方面应当充分考虑网络维权的特殊性,兼顾法益有效保护与被害人意愿维护之间的关系。因此,对网络暴力应当坚持多维共治,通过夯实平台主体责任,采取多种措施,以实现有效治理的目的。

兴奋剂犯罪刑法规制的基本问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相关规定为中心

兴奋剂犯罪的刑法规制,以反兴奋剂行政法律法规为基础,通过司法解释对刑法相关规定加以明确,最终经过刑法修正得以形成完整的刑事法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兴奋剂刑事案件司法解释》)整体仍然有效,应当与修正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组合适用,以一体惩治包括妨害兴奋剂管理罪在内的兴奋剂犯罪。法益的把握和兴奋剂的认定,是司法适用的两大基本问题。应当注意,兴奋剂犯罪的保护法益包括公平竞争和公众健康两大超个人法益。无论是禁用物质还是禁用方法,都应当依据兴奋剂目录准确把握,特别是对兴奋剂的认定要把握物理属性和行业属性两个要件。下一步,宜及时推进《兴奋剂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的修订,统一法律适用,为反兴奋剂斗争提供更为有力的刑事司法保障。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司法适用探微

当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呈高发多发态势,社会危害日益突出。新近发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和有关法律适用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适用标准在宏观层面上已经实现统一,因此对微观层面的具体适用问题的探讨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刑法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为基础,从"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行为方式的认定、相关犯罪的界分、信息数量的计算等方面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具体司法适用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

扰乱法庭秩序罪“落地”在《法庭规则》

我国1997年刑法专门规定了扰乱法庭秩序罪,《刑法修正案(九)》对扰乱法庭秩序罪作出修改完善,在原先规定的犯罪行为的基础上,增加了其他的犯罪情形。在扰乱法庭秩序罪的司法适用中,应结合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的相关规定,准确把握犯罪构成要件,确保扰乱法庭秩序罪的正确适用,以保障庭审活动正常进行,有效维护法庭秩序与司法权威。

《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执法、司法实践,对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案件的法律适用和政策把握问题作了全面的规定。该规范性文件共20条,涵括罪名适用规则、处罚界限、追诉程序、民事维权、诉源治理等内容,特别是对网络侮辱、诽谤的公诉标准、自诉转公诉程序等作了细化明确。本文对该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背景、起草中的主要考虑和重点内容作了介绍。

偷渡犯罪刑法规制的理念调适与实务展开——以《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国(边)境管理违法犯罪的意见》为中心

当前,偷渡犯罪呈高发多发态势,形式不断变化,要求司法规制理念与之调整适应。新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国(边)境管理违法犯罪的意见》是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司法解释的延伸与展开,反映出偷渡犯罪的规制理念正在发生调适。具体而言,规制重心由“非法出境”调整为“非法出入境”,规制关键由“逃避接受边防检查”调整为“证件偷渡”,规制策略由“严惩偷渡环节”调整为“全链条惩治”。以此为基础,秉持实质解释的立场,将组织在边防检查时骗取核准出入境、组织从我国边境地区非法进入非边境地区等行为认定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将徒步带领他人偷越的行为认定为“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就偷越国(边)境罪而言,规制适用由“以内为主”转向“内外并重”,兼顾国境卫生防疫的法益保护要求,但应当妥当认定偷越次数和“结伙偷越”,实现罪刑均衡。基于全链条惩治的要求,当前对偷渡后续环节的迂回规制尚有不足,未来应考虑增设非法用工罪,以补全规制链条。

破坏界桩、界碑罪之司法适用探析

破坏界桩、界碑罪是刑法典中的一个重要罪名。文章围绕破坏界桩、界碑罪的犯罪对象、客观方面、罪与非罪的界限、此罪与彼罪的区分、罪数形态等问题进行了论述,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试论“超越承担过失”

“超越承担过失”是犯罪过失中的一类特殊形态,在注意能力方面有别于一般的过失,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对其展开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在中国大陆过失犯理论中,对此问题进行研究也是可行和必要的。

《关于办理信息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信息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针对当前办案实践之中反映出来的新情况新问题,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有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侦查、起诉、审判实践,对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的范围、管辖、调查核实、取证、涉案财物处理等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规定。本文对该意见的制定背景、起草中的主要考虑进行了介绍,对该意见所规定的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管辖、调查核实、取证、账户资金推定以及涉案财物处理等重点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全面的解读。

网络外挂罪名适用的困境与转向——兼谈《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侵犯著作权罪修改的启示

通过对新近十余年329件网络外挂刑事案件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相关案件呈逐年增长的明显态势,但罪名适用尚未统一,特别是在非法经营罪、侵犯著作权罪、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的选择上存在较大争议。而且,理论上也未形成一致认识。根据对网络外挂程序技术基理的分析,结合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一)》的修改,未来宜统一适用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并全面综合判断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切实秉持刑法的谦抑和慎用立场。

《民法典》视域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

作为重要的前置法,《民法典》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必将会产生重大影响。关于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立法思路,将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特别是政策把握产生重大影响。关于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设定,将直接影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前提要件"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认定和其他构成要件的把握。关于个人信息的范围界定,特别是私密信息和非私密信息以及公开信息与非公开信息的划分,将直接影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界定和其他构成要件的把握。

新型信息网络犯罪司法适用探微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新型信息网络犯罪。新近发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新型信息网络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和有关法律适用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规定,实现了相关犯罪适用标准在宏观层面的统一。本文立足微观层面的具体适用,以刑法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为基础,从罪刑法定原则把握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前提要件和入罪标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中“违法犯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犯罪”与主观明知以及罪名界分等方面对相关犯罪司法适用的细微问题进行探究。

网络犯罪刑事程序规则的新近发展--基于《新刑事诉讼法解释》的解读

在《新刑事诉讼法解释》制定之前,以《刑事诉讼法》为依据、以《网络犯罪程序意见》和《刑事电子数据规定》为主干的网络犯罪刑事程序规则体系,已经得以初步构建形成。《新刑事诉讼法解释》适应互联网时代惩治网络犯罪的需要,对《网络犯罪程序意见》和《刑事电子数据规定》的相关条文做了吸收完善。对《新刑事诉讼法解释》关于网络犯罪刑事诉讼程序的相关规定,特别是管辖和电子数据审查判断规则,应当结合《网络犯罪程序意见》和《刑事电子数据规定》的相关规定作出准确理解和妥当把握。

网络犯罪的态势与刑事对策的调整

应对网络犯罪,应当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之下,根据网络犯罪的自身特点及时调整对策,实现与网络犯罪作斗争的对策适当转型。网络犯罪刑事对策的调整,应当以适度扩张网络犯罪圈的范围、充分发挥网络刑事法的功能、适度前移网络犯罪的刑事防线、有效惩治网络犯罪黑色产业链、深度融合法律规范与技术规则等方面作为主要着力点。

变造货币罪之司法适应探析

1997年刑法吸收单行刑法的规定增设了变造货币罪。在司法适应中，应当注意理解本罪的构成要件，尤其视犯罪客观方面的特征；把握本罪司法认定中罪与非罪的界限、此罪与彼罪的区分、罪数形态等相关问题；明析本罪的刑罚适应。

变造货币罪之司法适用探析

1997年刑法吸收单行刑法的规定增设了变造货币罪。在司法适用中,应当注意理解本罪的构成要件,尤其是犯罪客观方面的特征;把握本罪司法认定中罪与非罪的界限、此罪与彼罪的区分、罪数形态等相关问题;明晰本罪的刑罚适用。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网络暴力的规制模式

面对网络暴力的滋生蔓延态势,有关治理对策接续推出,治理手段不断优化。刑法规制是网络暴力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侮辱罪、诽谤罪等相关罪名的适用在具体追诉程序之中陷入困境,使得权益保障的功能未能得以充分发挥。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正在制定的惩治网络暴力专门规范性文件,坚持刑事一体化的理念,将畅通刑事追诉程序作为网络暴力刑事治理的破题之举。基于刑事一体化视角溯源观察可以发现,宜将网络暴力的治理重心由事后追责转向事前防范和事中救济,着力建构长效机制。对此,要通过推进《反网络暴力法》的制定和配套刑法规定的修改完善,实现对网络暴力的标本兼治。

《刑法修正案(十一)》后时代药品犯罪圈的重置

《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假、劣药犯罪,增设妨害药品管理罪,可谓是对药品犯罪的体系重建。对药品犯罪的探究,不仅要立足假、劣药犯罪和妨害药品管理罪,还要考虑对破坏药品管理秩序行为可能适用的其他罪名,以防止“出了此罪,又入彼罪”。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后,药品犯罪的适用遇到一系列争议问题,犯罪圈的界限尚需进一步明晰。药品犯罪的保护法益是公众生命健康,但表征法益是药品管理秩序。以此为基础,“假药”“劣药”的认定应当适用《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并以卖家对产品主要功效的标示或者宣传为标准界分药品与食品。妨害药品管理罪是具体危险犯,但应当区分行为类型来判断具体危险程度,以便利实务操作。

数据犯罪刑法规制模式的现状评析与未来展望

作为保障法,刑法在数据时代全面介入数据的法律保护已属必然。我国数据犯罪刑法规制呈现出立法与司法相交互的路径,涉及罪名包括计算机数据犯罪、个人信息犯罪、国家秘密类数据犯罪、商业秘密类数据犯罪和其他数据犯罪五大类。刑法未针对数据犯罪设置专门罪名,而是通过罪群将数据犯罪纳入刑法规制范围。这一罪群以计算机数据犯罪和个人信息犯罪为主、以其他数据犯罪为辅,呈现出间接保护、多重保护和重点保护等特征属性。立足当下,对数据犯罪的刑法规制宜维持目前的罪群模式,摒弃刑法先行的路径依赖;展望未来,在前置法对数据确权完成的前提下,可以设置包容性相对较强的侵犯数据权益罪,以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更好地满足数据权益保护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