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同存“议”:民族传统图案在城市景观中的利用与再造——基于云南省宁蒗县的田野调查

随着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地方政府为了展示民族特色并拉动经济,县城建筑风貌被大量改造。在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大量的民族传统图案被用来装饰建筑物,以体现民族特色。在规划设计与图案再造过程中,由于缺乏主流说明与解释,地方政府、设计公司和当地群众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就图案的再造与利用进行了差异化阐释,生成了求同存“议”的新建筑文化。他们之间的互动在不经意间完成了传统文化的共创,在展示特色的同时也在生产特色。这是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我们从中看到的更多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表达与理解。

试析凉山彝族传统临终关怀行为实践

彝族人临终关怀的实践来源于自身的文化土壤,同西方意义上的临终关怀有很大的区别。本文从彝族人的生死观、临终状况的界定、临终关怀的特点和临终病人的权利几个方面对彝族人传统临终关怀行为进行尝试性的分析,认为该文化事项根植于彝人的传统,它借助宗教仪式来实现对临终者及其家属的心理支持。这种传统临终关怀行为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文化濡化和实践的过程。

云南小凉山彝区民主改革时期家奴的安置措施及其影响

云南小凉山民主改革时期家奴的安置措施对小凉山彝区村落布局、婚姻观念及社会交往方式影响巨大。今天,作为安置家奴的农场模式,其生产单位和组织模式的功能已经取得成功,但如何整合农场与非农场社会的文化策略却没有得到重视。以阶级组合为起点的农场村的政治实践强化了小凉山彝族族内婚与等级婚姻的意识形态,使民主改革后彝区村落文化的整合出现问题,导致了"农场现象"。

档案、史实抑或是方法？--宁蒗彝族自治县民主改革档案《烂泥箐农场史》的人类学回访

1959年,为了记录奴隶解放及翻身的历史,宁蒗彝族自治县工委宣传部组织整理了一份名为《烂泥箐农场史》的档案。在对该档案的亲历者、报道人和整理者的人类学回访时发现:对档案的回访,不仅可以将档案、历史、文学、个人、时代等主题连接起来,此方法也因有效揭示围绕档案形成的多层文本而具有方法论意义。因此,对档案的人类学回访,似乎可以成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当代社会史比较有效的方法之一。

民主改革的思想历程——20世纪中叶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社会改革思想研究

民主改革的思想随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改革形势的深入理解而得到完善,这一历史过程因国家政治、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分为"共同纲领"时期与"五四宪法"时期。民主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民主改革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56个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民主改革史的研究绝不能用地方史、部门史、民族史的视角来看待。

凉山彝族的传统临终关怀

不同民族的生死观直接影响着临终关怀行为的内容、特点以及形式的差异.彝族人的生死观来源于祖灵信仰和毕摩文化,在这个信仰体系中,人们认为个体在死亡之后,通过必要的送灵仪式他们就能同逝去的祖先们生活在一起,死亡只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

关于纠纷、事实与权力的另一种地方性知识——以“上法院告你”为例

通过分析"上法院告你"的案例,笔者指出:在纠纷解决中,对"事实"及其解释的控制本身就是一种"司法"权力,对此权力的主张影响着纠纷各方对"事实"的理解及纠纷解决的过程;在此基础上,笔者还批评了只关注"自上而下"的司法权力的法学实践。

诉说、纠纷与价值

本文通过分析几个"连续"发生的纠纷,对纠纷前后的"诉说"、"纠纷"、"第三者调解"等过程进行了描述,标划出人们处理纠纷的行为落入"价值"阴影的界限。并认为,在纠纷的发生和解决过程中,从"诉说"到"纠纷"到"纠纷解决"的意义变化对应着从"个人要求"到"社会理想"到"公共道德"的道德诉求,人们引入"第三方"来解决纠纷是制度性需求的结果,人们的息诉行为落入价值判断的阴影也是自然发生的。

环叙事:沙村疯癫故事中的山神信仰与非疾痛经验

文章结合民族志与现象学方法,通过对沙村疯癫故事的还原呈现其围绕山神信仰展开的疾痛叙事环,从经验和逻辑层面解析环叙事所蕴含的非疾痛经验,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首先,凯博文关于“躯体化”的疾痛叙事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人对于精神疾病的认识,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有着大量非“躯体化”疾痛叙事;其次,凯博文所关注的疾痛叙事侧重于以身体为中心的个体叙事,并没有将以人的社会性和代际性为中心的群体叙事和整体叙事标识出来,而沙村的疯癫环叙事则将个体、群体和整体叙事组织成一个层次分明的闭合环;最后,凯博文由于没有甄别出精神障碍患者有别于其他慢性病患者的失忆性,忽略了对与其相关的失忆结构、日常化、叙事环等重要非疾痛经验的考察,它们对于维持精神障碍患者的正常生活意义重大。

论凉山彝族族属认同的蛋形构造——从小凉山的“农场”现象说起

本文以凉山彝族民主改革前后和时下的族属认同为个案,深入阐述其蛋形构造的特征及文化建构,提出族属认同的经验研究优于将"民族"、"族群"实体化和客体化的研究策略;认为硬性的族群边界并不存在,而同时承担区别与吸收功能的"族膜"则在族属认同中清晰可见。就此提出族属认同的研究不仅有利于认识民族现象的复杂性,也有利于深入理解、反思国内外因族属问题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的原因及其后果。

彝汉纠纷中的身份、认知与权威——以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为例

宁蒗县彝汉纠纷的解决,有着从个人到家族到民族到国家的多层转化,包括"合意"和"国家强力"两个方向。民族、历史、政治等诸多因素影响着纠纷的发生与解决,每一个纠纷都是不同观念和要求的表达,所以,纠纷在本质上也是观念的纷争。

族群关系的仪式表达

反映族群关系的仪式是一项尚未引起深入讨论的话题,蕴含着理解族群关系比较重要的知识。凉山彝族"十五过"、哈尼族"嘎洒罗"仪式以不同的方式反映着族群关系,基于对二者的民族志研究,文章将其与美国印第安人的"魔鬼舞"进行比较,在探讨族群关系仪式表达框架、向度、临界点及其认识论等问题的基础上,用"仪式共创"的概念解释了我国民族关系史在仪式视野中的基本哲学境像。

民族问题社会建构的随机过程与马尔可夫性策略——云南黑树林地区水利纷争民族问题化的人类学解读

文章通过解读云南黑树林地区水利纷争民族问题化的历史过程,揭示出民族问题社会建构的随机过程与人为因素之关系,来讨论政府应对此问题的策略与方式。认为政府用马尔可夫性策略处置随机过程的实践行之有效,其原理就在于将随机过程转化为有序过程来处置;提出民族理论界还未充分认识马尔可夫性策略在处理民族问题中所发挥的建设性意义,其原因在于大家对随机过程的生成、运作机理的认识与研究还不够深入和细致。

晚清云南小凉山彝族迁徙传说中的族际关系与区域政治——一项走出“费孝通困惑”的尝试

本文将民族史书写中以"民族"为主线和以"区域"为主线的张力称为"费孝通困惑"。清末云南小凉山彝族的迁徙传说因涉及地域性历史事件而具有超越族群、地方的公共性,我们将这些具有公共性的传说理解为接近历史真实的有效材料,且将它们当作联结民族史书写中的"线"与"面"上的意义之"点",这些"点"因具备超越多层次认同空间的能力而成为民族史书写的某类意义单元,本文将承载这些意义单元的个体化叙事理解为一项走出"费孝通困惑"的社会史尝试。

云南小凉山彝区村落空间生成研究——与杜赞奇“权力的文化网络”之理论对话

杜赞奇"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因失去对地理环境、人的生物本能、社会分层等因素的关注而很难解释国家、村落和权力彼此塑造的历史关系。本文的研究恰恰揭示了村落文化空间的生成是国家政权建设、地理环境、生物本能、社会分层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与这些因素无关。

云南小凉山“农场彝人”的姓氏选择

云南小凉山"农场彝人"的姓氏选择始于新中国成立后民主改革时期,改革开放后一度活跃,现今日趋稳定。"农场彝人"的姓氏选择应用了迁就、协商、投机等策略,其动机是追求各种利益与社会声誉。在血缘拟想的文化实践中,"农场彝人"精心选择的血缘纽带显现出了世俗与神圣的不平衡:其姓氏选择得到了传统与现实的有力支持,但象征肉身的"马都"(竹制灵牌)却不被姓氏来源家族承认。

“四大份”:从意义、行为到符号——云南黑树林打洞大沟管理制度研究

"四大份"是云南黑树林打洞大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水利管理制度。"四大份"借用了哈尼族祭沟习俗的形式,也利用了哈尼族"村寨主义"祭竜仪式的逻辑,将水资源分配过程中权利和义务可能导致的行为冲突整合进集体主义文化架构里,生成了一种权利义务不分的制度和信仰,而此制度和信仰则是在意义、行为和符号不断转换、连接的过程中实现的。

非“民族”的民族问题:黑树林水利纷争的人类学研究

黑树林作为云南省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民族问题'热点'地区,所出现的问题一度被理解为哈尼族因水利纠纷而产生的民族内部矛盾。实际上,它是多民族共同参与的地域性环境纷争,有着水利纠纷民族问题化的形式与内容。政府频繁的区划调整、体制变迁以及各种处理方案,都参与了黑树林水利纠纷的产生与扩散。这一问题的最终化解,源于对非民族因素的关注。故事将启发我们,民族问题除了'自然'因素以外,还有着许多'非自然'因素。民族问题依然是一种社会建构过程,处理民族问题的主体、方式、观念、方案,甚至是组织依然可以参与民族问题的生成;这些过程往往随机发生,因此,民族地区各种社会问题都有着转化为民族问题的可能性。

人类学法律研究的思想脉络

本文认为人类学法律研究的思想脉络可按古典、现代和当代三个时期的演进来理解,古典人类学将原始社会的法律视为氏族组织的当然属性之一,现代人类学更关注法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而当代人类学倾向于用历史、权力和象征等多维视角来理解法律。笔者还就三者间的联系及社会背景进行了必要和初步的分析。

仪式过度的人类学解读

仪式医疗是否有过度治疗的问题,至今很少有人研究。在现代医学中,过度医疗一般被理解为“由于多种原因引起的超过疾病实际诊断和治疗需求的医疗行为或过程”,主要包括医疗行为的无效性和医疗消费的过度性。问题是,医疗行为的无效性和医疗消费的过度性在仪式医疗中同样存在,它们是否会形成与过度医疗类似的仪式过度?本文将揭示凉山彝族不仅有仪式过度的观念,还设置有处理仪式过度的特定仪式。人们如何解释仪式过度,其生成机制是什么?对仪式过度进行讨论有何理论意义?本文将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回答以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