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迪昌先生论学书札十六通

小引 1994年与先生通信,至1998年负笈从游,4年间得先生赐书最多.此后先生去台为东吴大学客座教授,亦有鳞鸿之迹.及2001年返东北执教鞭,乃与先生重拾手书通信之乐.然先生精气多衰,所谈无多,且未几即大病而至于不起.呜呼!其痛何如哉!

八旗诗史案

以满族为中心,兼及汉军、蒙古的清代八旗文学集群,成熟于康熙朝前三十年,升华于乾隆一朝。康、雍、乾三朝"盛世"交替之际的权力争斗中,宗室族众备尝生死荣辱,从而与汉文化中深厚累积之人生理念、生命体审相撞击,成为横逸于皇权藩篱之外的丛丛寒花。本文在对顺、康至嘉、道数朝八旗人文态势生成史程与内因的架构中,以顺、康之际的高塞为先期范型,继以雍、乾时期的恒仁、永忠两代诗人为典型个案,抉示八旗诗群的沉痛心史及实质,从而提出文学史中被轻忽的一个命题:八旗文学应自成专著,其中以诗一体言尤可独撰诗史。

曹雪芹及其《红楼梦》人文构成斠原举证

《红楼梦》的传世，为清代文学获致无尚荣誉。这部在中国小说史以至中国文学史上熠熠耀辉之奇伟著作，自乾、嘉以来始终是各个层面文化人士用资谈助的热门话题；而闺阁才女才妇们阃内传阅并不禁触境伤情，捧一掬苦泪的现象，尤为文学传播史上空前罕有的景观。于是，“红学”不仅成为一门显学，而且在晚清特定的文化转型时期被视作另类之“经学”。

一日心期千劫在──纳兰早逝与一个词派之夭折

清初词史有一段久被忽略的词人群体活动史实：纳兰性德与顾贞观结成生死情谊，二人主张词应张扬性灵，以载情为本，他们追求真、善、美相兼相济的理想词境，于“花间草堂”中酝酿着一个词派，形成了“四方名士，鳞集一时，埙 迭唱，公为总持”的格局。纳兰倘非早逝，“花间草堂”词群足以构成别具特色的流派。然而，纳兰生于清开国初盛之世，其“感怀凄怆”之“秋思”心性不合乎“与时为盛衰”的事理，所以“花间草堂”词群即使聚而不散，其际遇也不客乐观。

“长明灯作守岁烛”之遗民心谱——叶绍袁《甲行日注》

《甲行日注》既是叶绍袁生命最后四年行踪、心迹之自传,更如一轴长卷,具体而微地展现出清初最酷烈之 一段岁月中太湖流域及钱塘三角洲一线遗民集群之流亡生涯,亦为特定历史时期东南人文生态之缩影。叶绍袁以被世 人习称为“小品”之手笔,载述史籍所未曾实录之人间世真相,其情思之真挚纯粹,将一种文学载体推至空前未有之 峰巅。

《西青散记》与《贺双卿考》疑事辨

本文旨在辨识《西青散记》是一部纪实体笔记,《散记》中的绡山田妇“双卿”并非虚幻人物.从文献载录,特别是比勘董潮的《东皋杂钞》,以为胡适《贺双卿考》中提出的“五可疑”,除个别“可疑”有待进一步考辨外,大都皆不足疑,《贺双卿考》对《西青散记》所作的断语是不合适的.

金台风雅总诗人——龚鼎孳论

“江左三大家”原乃以诗名世．故后世论者每亦以诗成就衡绳之。三家中龚鼎孳被认为难与钱、吴匹配之说大抵稍晚出。以文学史事而言．龚鼎孳在清初的文学业绩，不止在于诗文词之创作实践，更值得重视的还在于以其才情、声望、名位，际会时运，在觥筹折冲中总持京师风雅，营造起顺治、康熙之际特定历史人文时期一道奇诡的金台文学风景线。问题是诗人首要事必须具有性情、真性情，真诚情怀。龚鼎孳如果尚能自我弥补“情操”之失．予世人以不矫造饰非感，正在于其真挚地“修布衣之节”，善待后生英隽，急难相援危境中人。

关于吴文化研究的断想

当某一事物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之前,每难以给予其概念及外衍边缘的明确的或准确的界定。事物的未能被充分认识,不外乎二方面原因,一是认识对象有着特定的复杂性和异常原因,二是研究工作还没能深入的多侧面的展开。就前一点讲,其丰富性和复杂性应该更激起人们饶有兴致地去认识它;就后一点言,则无疑有待于我们作出艰苦审慎的努力。所以,未被认识或一时尚难以被明晰地认识,决不该导致对认识对象发生怀疑以至否认的倾向,否则,显然是草率的简单化的行径。文化研究,特别是地域文化如吴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

秉持公心,亦“稗”亦史:论《儒林外史》

吴敬梓《儒林外史》以“儒林”为主体,虚拟前朝之历史背景,全面展现封建未世社会的人间众生 相;于人性之善恶、美丑及真伪的褒扬贬抑中,寄予着作者一己之憧憬与追求。

“市隐”心态与吴中明清文化世族

(一)一个值得重视的提问在涉及吴文化的话题时,人们对此间高度发展的多层次丰硕美慧的文化形态莫不报以由衷的赞叹。毋论是园林、刺绣,还是书画、曲剧,一直到烹饪、茶道等等,其所呈现的全面的审美追求以及精绝的审美情趣,可以说人的智巧确是臻于无与伦比的高妙之境。无视这些触目可见的具体存在,轻忽这一地域鲜明的文化特征,显然不是慎重的态度。然而,有学者提出一个非常直率而又确乎是历史事实的问题:为什么在这样一个人文荟萃、文教昌隆的地域,除去属于文学艺术范畴外,却未见孕育出思想、政治、军事史上卓具全国影响的伟大人物?这是一个尖锐敏捷的问题,而对吴文化史的研究来说,则又是个十分重要而必须认真予以讨论的问题。

徽人与近四百年间吴地文化

徽人与近四百年间吴地文化严迪昌本文旨在讨论近四百年间寄籍吴地之徽州人氏的文化投入与建树。明清时期徽人对东南文化的演进和胚变，曾起过深巨作用，其影响遍及江浙地域，以富庶繁华冠称天下的苏州府属各州县自亦概莫能外。笔者以为近世吴地文化的架构基石为仕与商的深...

明清新兴世族与吴文化的发展

本文旨在探讨近五百年来吴文化新变的史迹,切入的层面是新兴世族的文化投入,进而显现其所构成的文化性格。这一命题的所以形成,是因为:吴文化既然有着漫长的时缓时速的演进过程,那么,人们有理由想知道今日我们身处目接、心领神会的具体实在的文化景观和氛围,是怎样从“三山文化”、“草鞋山文化”,“马桥文化”等先期文化发展演变过来的?特别是而今成为人们所艳羡亦是吴地子民深以为自豪的具体表现于衣(如苏绣)、食(如苏帮菜、茶艺)、住(如园林)、行(如桥)以至视听官感艺术享受如书画、评弹等等,这种种无不令人身心愉悦的几乎是全方位地囊括社会生活的精湛绝伦的文化形态,是怎样经历着历史长链一个链圈一个链圈地演化而来的?

吴文化雅而清 俗而通

地域文化是在流变过程中发生发展,渐演渐化,从而逐步构成其特定风貌。 园林可称“住”之文化,然而在吴地之所以足称独特的文化遗产,并非仅仅属于遮蔽风雨所需,它原是“城市山林”演化而来的“市隐”心态的产物。 吴地人文传统中有一种玩物而不丧志的品性。守持大节之关键时刻,视死如归,决不辱志,绝不偷生。

孔孚诗心的文化特质

孔孚怀抱近乎痴绝的心性,钟情并专力于山水诗的创作实践,又不时静观默思地进行着相关的理论探辨。他执着谋求的是补苴新诗领域中的不应存在的断缺现象,以接续中国山水诗的生气命脉。显然,这是一种类似炼石补天的志意,而其苦辛勤劬多年,用一己心血所化炼的清逸空灵的晶石,也确已众目共睹地焕耀在诗国星空。孔孚自信、纯真。

蒙叟心志与《列朝诗集》之编纂旨意

言为心声，文学史亦为“心灵史”。文学事况应即是“人”见于文学形态之活动，追踪史实不可徒以才与学为从事．而无视或轻忽具体时空中人的心与术。于动荡不定之乱离时世与进退失据真伪紊杂的人物．更需辨其心术而后论定其文学观。“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钱谦益，心迹虽复杂，但大节易认。其才大心高．事功心尤切，然不免识阍、志馁。《列朝诗集》，乃钱氏晚年以其诗学观所构架之明诗之史，关涉着树帜立坛坫．开宗派。是集专注于言诗，有意避开气节一类的因素，虽欲留一代诗人之精魂，然此“精魂”已被汰洗。“万物盛于丙，成于丁”，以已逝之程嘉燧冠列一代，即示一代之诗大成于此，究之实际亦“成”于钱氏本人，“茂于戊”则蕴有“非我莫属”之意。晚近以来或称《列朝诗集》“实寓期望明室中兴之意”．不免望文生义。

“梅村体”论

“江左三大家”出处不同，吴梅村由遗逸而失路成贰臣．“失身”愧恧．是其难以排遣之真正哀苦心病。其诗称“梅村体”，通常特指其长篇歌行。怎样解读吴氏寄之于诗的“用心”。当是辨认“梅村体”之要捩。其诗“篇无虚咏”，“指事传辞，兴亡具备”，即“诗史”品格。入清后，“梅村体”哀婉之情益浓重。而悲慨气韵渐见衰飒。情多于事，锋锐钝化．议论胆缩．“史”识必亦淡散。言“梅村体”必于深情之外言及丽藻。情不浓深，“诗史”易成史论，失却诗之特性：若褪去藻采之丽，则必徒成少陵诗史之仿效。不成其为“梅村体”．从而也难从元、白“长庆体”中分离，自成面目。丽词藻采是梅村歌行的形态标识。藻丽之色，原基于吴氏早年即擅长艳体，系晚明世家子弟的才子气表现。“梅村体”的“凄丽苍凉”．实不止仅存见其歌行，同样体现于如《赠寇白门》等近体诗作中。“梅村体”应是吴伟业诗作整体构架而成。

新时代的社稷颂——读木斧《一封写给田野的情书》

这是个轻快的,色彩纤秾而兼具牧歌风味的诗题:《一封写给田野的情书》(《诗刊》83年7期)。 然而,这实在是一支庄严的歌。在悲欢离合的回环情思中,诗人木斧献出的是一篇为回黄转绿、生机勃发的我国农村社会而吟唱的赞歌,一首深沉的新时代的社稷颂。 我们的祖先曾以“社稷”称代家国。选定原本是土地之神的“社”和百谷之神的“稷”来组构成国家政体的象征,体现出了先民对广袤富饶、赖以生养休憩的田野的深挚的爱和崇高的敬与信;同时也高度概括了对“民以食为天”的深切的认识和以农立国的漫长历史行程。

壮心未与年俱老的《书愤》组诗——《剑南诗稿》说丛之一

清代乾隆时期的著名诗人舒位为《瓶水斋诗集》卷一中有《书剑南诗集后》绝句四首:魏阙江湖梦未忘,白头射虎意气扬。他年家祭凄凉甚,又见中原作战场。将军西第颂谁传?丞相南园记可怜.争似江东杨转运,一官一集自编年。

关于鲁迅的《秋夜有感》——答洪桥、叶由两同志

洪桥、叶由两位同志的《读鲁迅〈秋夜有感〉》(《扬州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一文的副标题是“兼与几位同志商榷”。拜读之后感到,两位对只有八句诗的《秋夜有感》的后六句的阐释,与他们指名的“几位同志”并无多大歧异,商榷的文字集中在诗的首联两句上,而问难的对象则主要是我。我很高兴,疑义相与析,是深化对作品的理解的不可少的手段,何况我原是鲁迅研究的门外后生,只是在读书时偶有所得随手札记而已,是亟愿得到教正的。这里为申述我的理解,就两位同志的文章顺序先答疑、后辨析,权作再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