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报告 面向202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2020年是我国"新三步走"战略中第二步的目标年。不出大的意外事件,"人均GDP在2000年基础上翻两番"的目标可提前实现。真正的经济困难或危机可能发生在2020～2030年间。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大的挑战,不是人均GDP翻番,而是"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形成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翻番,进而为2020年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奠定坚实基础。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简而言之,充足廉价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国内市场是最有利的资源禀赋,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与信息技术革命是天赐良机,增量改革、区域递进、出口导向是成功的路径选择,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精英化提供了组织与制度方面的基本保障。归根结底,是实行了改革开放。我国确实走过了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但这条道路是一系列"天时、地利、人和"因素偶然相遇的结果,正如所有模式都有其局限性一样,中国以往成功的经验或模式也不可能普遍适用,更不能一成不变地用于自己未来的发展。2020年前,经济规模及市场容量巨大、地区间产业梯次升级空间广阔、储蓄率高、基础设施完善等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仍会继续存在,加之"求富裕、谋发展"的强烈意愿不减、体制改革尚未完成,因此,发展能力提升的空间仍然很大。但阻碍发展的因素也在累积,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导致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消失,经济增长的技术支撑脆弱,内需不足,资源约束凸显,环境不堪重负,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国际关系趋于恶化,这些障碍如果不能成功破解,完全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导致经济停滞、倒退和社会动乱。因此,未来十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起跳阶段,是确立全球性领袖国家地位的力量积蓄阶段,因而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的历史地位。战略总目标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体现为:创新能力明显增强;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大体平衡;消费结构升上新的台级;资源与环境约束明显改善。战略实施的重点或基本路径是:(1)经济与社会并重的协调发展战略;(2)创新驱动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战略;(3)以消费升级为重点的扩大内需战略;(4)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突破口的深度城市化战略;(5)破除资源环境约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6)包容、平衡的经济大国战略。为此,关键领域的改革必须迈出实质性步伐,真正做到"各项制度更加完善":一是推进以放松土地、利率、汇率等生产要素管制为重点的新一轮的市场化改革;二是统筹"国企"改革与社保体系建设;三是推进以重建国家能力为目标的政府改革;四是是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为重点的收入分配改革。

分报告十三 以国家能力重建为核心的政府改革研究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处在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转型尚待时日，紧扣科学发展的主题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一系列战略性、系统性、全局性变革必将对国家能力建设和政府改革提出新的要求与挑战。如何在2020年发展战略指引下，重新构建国家能力，重塑基于法治化市场经济的现代政府，如何通过转变政府职能、调整中央地方关系，进一步挖掘、释放制度红利，为我国2020年及以后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体制机制保障，是本报告研究的核心问题。

积极财政政策转型与财政可持续性研究

为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自2008年年末我国开始实施以大力度的减税、大规模的政府投资为主要特点,以大量的债券发行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为融资手段的、财政直接扩张与间接扩张并用的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从实施效果来看,本轮积极财政在总量型经济指标上表现较为明显,数量分析表明其对经济和投资增长的效果都优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保八"目标的实现作出了实质性贡献。但同时,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此外,还带来了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的膨胀,尤其是利用政府融资平台筹资形成的政府债务"信贷化"倾向,可能导致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相互传导、叠加,对保持财政可持续性构成威胁。为考察当前我国财政的可持续状况,本课题组运用随机动态分析框架与财政风险演进理论两种方法对我国财政可持续性进行了考察,均得出当前财政具有可持续性的基本结论。但不可否认,在当前相关体制、机制不健全的背景下,未来我国财政可持续性既受到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国外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又受到人口老龄化和加大民生支出压力的影响,财政的可持续性面临一定挑战。这就需要我们统筹协调财政与经济的关系,以经济的可持续为终极目标,以积极财政政策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手段,加大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同时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创造有利的基础条件。因此,积极财政政策转型的策略,应是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要求,主动调整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重点,由推进逆周期调节为主的总量调控政策转向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结构调整政策,利用3～5年的时间灵活运用积极财政政策,努力加大改善民生和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促进财政功能的转变。要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合理统筹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健全政府债务管理与监督制度、强化预算管理与监督机制,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运行营造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

中国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及医药产业发展研究(下)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医药产业进入了较为成熟的发展阶段。无论从工业生产规模还是从销售市场容量来看，医药产业都是近年来中国增长较快的产业之一。中国医药工业呈现出规模迅速扩张、结构尚待优化和产业布局基本形成的特征，而医药销售市场呈现整体规模扩张，销售终端分化的特征。在生产规模和市场容量不断扩张的情况下，中国医药产业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但国际竞争力仍然孱弱，产业附加值较低，在全球处于弱势分工地位。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医药产业的发展面临着包括人口老龄化、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医疗条件不断提升、居民收入不断增长、消费结构加快升级、政府对医药行业大力扶持的相关政策等诸多有利条件。由此，我们判断中国医药工业将在2020年达到10万亿元的规模，成为全球第二大医药生产国家；制药工业市场集中度将进一步下降，行业发展集约化水平逐步提高；生物医药产值在行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不断提升，化学药品占比逐步下降，中成药占比保持稳定。与此同时，中国将在2020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公立医院药品销售额占医药整体行业销售总额的比例逐步下降，包括零售药店、小型私立医院和健康中心的零售总额占全行业销售总额的比例将逐步上升；市场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但距欧美国家市场组织集中程度还将会有一定差距；仿制药在行业销售总额中的占比将继续保持较高水平，但绝对占比将出现下降，专利药将成为市场增长的重要动力。

我国宏观税负研究

中国正在开创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必须运用历史的眼光、国际的视野、战略的思维以及宏观经济社会发展、中观财政运行、微观企业税负相互结合的方法,客观看待现阶段我国宏观税负。宏观税负从属和服务于中国国家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国家财力作为坚强后盾,其意义完全不同于西方。制度环境不同,政府支出责任迥异。必须对新时期国家税收制度进行新一轮战略性调整,系统谋划,综合施治,统揽改革发展全局,实现多元共赢。

中国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及医药产业发展研究(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药品生产流通从计划控制转向市场化经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多元化的生产经营主体。但由于实行以药养医制度，公立医院垄断药品购销，加之价格管理、市场监管、招标采购和医保支付制度尚不完善，导致药品生产行业出现产业集中度低、新药研发创新能力弱、生产管理现代化水平低等问题，流通行业出现市场集中度低、流通环节加价过高、流通秩序混乱、发展布局不合理、现代化水平低等问题。促进药品生产流通行业健康发展，必须加快推进医药分开和公立医院改革，充分发挥价格引导和医保机构的监督约束作用，加快完善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并不断提高药品生产流通的市场集中度和现代化水平。

主报告 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研究

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是指形成宏观调控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互相协调的运行方式,核心是形成促进宏观调控作用有效发挥的内在力量。对应于宏观调控体系的各环节,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包括以下几个层次:一是宏观调控决策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二是调控目标确定和排序的机制化安排;三是调控政策手段搭配的机制化安排;四是政策工具选择的机制化安排;五是政策传导渠道的建立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在实践中完善体系、探索模式,机制化的程度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从各个层面来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包括:(1)宏观调控决策机制方面,多部门参与决策但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影响决策及时性;主要政策手段的决策机制仍不健全;缺少相机抉择和规则间的合理结合运用;(2)宏观调控目标设定方面,中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导向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对外部均衡目标不够重视,导致外部失衡影响内部均衡的被动状况;总量目标与结构目标未能合理兼顾,存在总量调控恶化结构问题的状况;目标值预测和确定的科学性仍有待提升;(3)政策手段搭配方面,对不同政策手段效果的叠加或抵消效应的重视不够,出现"超调"或效果弱化的问题;(4)政策工具运用方面,自动稳定器机制尚未建立起来;行政手段的运用阻碍机制化程度提高;(5)政策传导机制方面,生产要素市场价格体制未理顺制约政策传导机制形成;信贷传导渠道受银行体系结构影响存在扭曲;中观传导环节的传导机制没有理顺。当前我国宏观调控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正处于阶段性转变过程中,影响宏观经济形势的因素更复杂、变动的不确定性更大,因此对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进一步向机制化方向转变以保障宏观调控在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和灵活性、应变性之间合理权衡,强化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宏观调控决策机制面临加强协调的要求,要处理好相机抉择与规则的关系;二是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压力更大,要求宏观调控处理好总量平衡与结构优化的关系;三是宏观经济面临的内外失衡形势可能更加复杂,要求提升宏观调控应对开放条件下经济失衡的能力,处理好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的关系;四是财政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可能变化,要求宏观调控更加注重价格杠杆的运用,处理好数量型工具与价格型工具的关系;五是宏观调控面临强化传导机制的要求,要处理好宏观决策环节与中观传导环节的关系。为此,建议:(1)通过健全宏观调控决策机制化的法律保障、明晰部门分工并建立综合决策协调机构和机制、完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内部决策机制、以中期预算的形式为财政政策设置约束规则以及探索货币政策价格规则和宏观审慎管理措施的运用,来完善宏观调控决策机制;(2)通过对目标排序及其调整进行机制化安排、加强宏观调控目标与中长期发展目标的衔接、提高目标值设定的科学性以及兼顾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目标,形成宏观调控目标体系的机制化安排;(3)通过进一步完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间的协调搭配,以及探索其他政策手段与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搭配,形成宏观调控政策手段协调搭配的机制化安排;(4)通过形成自动稳定器作用、合理定位行政手段以及提高政策工具运用的精细化程度,形成宏观调控政策工具运用的机制化安排;(5)通过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以及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理顺宏观调控传导机制。

分报告一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增长动力分析

一、引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三十年来，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经历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年均增长9．9％，在2010年，GDP达到40万亿元，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同时，我们也更加关注如何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高速增长。我们有必要搞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动力进行研究，以求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规律和把握未来发展趋势。

分报告三 从经济学角度看是否存在“中国模式”

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是近年来国内外舆论界的一个越来越热门的话题。但至今为止，国内外主流或严肃经济学家要么对此问题予以否定，要么有意无意“忽视”此问题的存在。鉴于此问题主要是发展经济学问题，且事关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因此，有必要从经济学意义上进行讨论。

分报告六 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增长趋势预测

为了清晰的分析未来十年我国经济的增长趋势，我们把1990—2009年作为分析基准，通过分析供给条件和外部约束的变化，得到未来我国经济的走势。

中国医疗器械生产和流通体制改革研究

医疗器械是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特殊商品,它既是朝阳产业和高技术型产业,同时也是投资风险型行业、社会型行业以及安全性行业。经过若干年的发展,中国医疗器械行业总体规模不断扩张,是中国工业行业中增速较快的行业之一,但仍存在总量规模相对较小、市场集中度较低、外资企业占比较大以及在全球市场地位不高等诸多层面的问题。未来一段时间,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加深、城镇化进程提质、消费升级加快以及"新医改"深化推进,中国医疗器械市场具有良好前景。从生产流通体制看,经过多年制度建设,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医疗器械生产流通法律体系,搭建了监管组织机构,形成了监管方式和流程。但是,从强化管理和监管的角度出发,中国医疗器械行业生产流通的法律体系还不完善,监管机构尚待健全,产业政策支撑性不强,市场招标机制亟须改进。为此,要加快医疗器械行业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法制法规体系,优化产业发展政策,健全行业监管体系,改进市场招标机制,为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加快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专题报告三 货币政策机制化相关问题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现行货币政策框架初步建立以来,货币政策操作适应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与财政政策及其他政策手段共同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通过梳理总结10多年来货币政策框架调整改进和货币政策操作,可以发现我国的货币政策具有采用相机抉择模式、最终目标多元化、工具运用渐趋灵活、注重与财政政策协调搭配等特点。从货币政策机制化及政策有效性要求考虑,当前货币政策仍存在一些问题,包括:连续性、稳定性与灵活性、应变性之间的平衡机制不健全;政策决策机制及决策信息公开机制有待完善;有效兼顾内外均衡目标的机制尚未建立,且兼顾经济结构优化目标的操作存在负面效应;政策工具运用上对数量型工具的依赖程度偏高;利率、汇率和资产价格传导渠道还不畅通,同时信贷渠道受银行体系结构等影响传导效果不理想;与其他政策手段搭配中,因对政策叠加效应预估不足,导致调控效果不理想,或付出不必要的政策成本。党的十八大提出"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的新要求,货币政策有必要通过完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形成兼顾货币政策多重目标的机制、提高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机制化程度、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建立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手段的协调机制等方式,积极推进机制化建设,以促进宏观调控机制化程度和有效性的提高。

分报告八 实施深度城市化战略,建立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强大支撑

在全球化红利、人口红利等经济增长动力开始消退的总体趋势下，城市化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上升，成为关系到未来十年我国现代化进程能否实现战略突破的关键力量。城市化是扩大内需的潜力所在，城市人均投资是农村的7倍左右，城市人均消费支出是农村的3倍左右，据测算，21世纪以来，我国每增加1个城市人口，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将增加57万元左右；

分报告十 国际经济环境及我国的对外经济战略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一方面，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会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国内经济；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也离不开中国，无论是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增长波动，还是全球再平衡、国际金融货币稳定，都必须考虑中国因素。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如果说此前我国尚处于以被动顺应外部规则、接受外部影响为主的阶段，那么此后，外部世界将应更多理解中国的行事方式，接受中国的利益诉求。

分报告五 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特征以及有利条件与制约因素

未来十年。中国将进人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准确把握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和发展的内外条件，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背景，为制定符合实情、行之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客观判断。

分报告四 未来十年的全球经济格局变动

劳动力、资金、技术、资源、市场四大要素将在全球范围内更加灵活有效地组合，形成现实的生产能力。不同类型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绩效存在较大差异。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仍在持续发酵的欧债危机，深刻地改变着全球经济金融的格局，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三者之间“差速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为显著特征。

分报告九 以创新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

在未来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现有以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为主的技术供给模式的发展空间日趋狭小，要保持经济的不断发展并持续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就必须转向以创新为主的技术供给模式。

附件三 英国创业资本投资早期阶段案例研究

通过对英国创业资本和私募股权市场五个案例的介绍性分析,即国家层面的政府性创业投资基金ECF、地区层面的政府性创业投资基金"苏格兰种子基金"、英国创新投资基金UKIIF、牛津大学Isis科技创新公司及其投资的代表性早期创新型企业和MTI创业资本投资公司对早期创新型企业投资案例,有针对性地分析了英国创业投资发展情况、英国及苏格兰地方政府在促进私人资本投资早期创新企业方面采取的政策和做法,为中国创业投资基金投资早期创新性企业提供更多思路和可借鉴的经验。

专题报告一 宏观调控的目标体系研究

宏观调控是主要面向经济总量与结构关系的政府行为,是对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内外收支平衡等宏观经济目标的统筹调整。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结合发展战略、发展阶段等实际国情,兼顾国内与国外市场、短期与长期因素所构成的经济运行发展环境,建立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健全的、完善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体系,应确定合理的目标区间、目标顺序和具有针对性的目标选择与调控机制,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保证市场经济平稳有序运行,并充分发挥本国自身优势,为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提供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