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长期放缓、投资“精神”丧失以及公共债务大幅增加对中国的影响

贸易优势和贸易收益都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在实现了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所称的“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后,相对于与其进行贸易的国家,中国经济体量迅速变大。有一些力量通过贸易以外的渠道进行运作,这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本文中,将探讨三种这样的力量:第一,生产率增长(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的严重损失以及由此导致的投资收益率下降;第二,投资“精神”的整体衰退;第三,美国公共债务规模的大幅增加。

中国应转向“好经济”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资本、劳动、技术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劳动力的大幅增长可能会提高总体收入水平,但并不一定会提高人均收入。资本也是如此,增加资本存量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但每个工人的产出不一定增长了。因此,劳动和资本要素能够推动经济增长,但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技术进步不像劳动和资本那样存在投资回报递减的问题,如果投资回报最终下降至零,就不会增加产出和收入了。

世界经济走出停滞要靠创新

否认世界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深陷所谓的长期增长停滞已然不可能。财富在积聚，但实际工资却几乎未见上涨，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更糟的是，决策者对于该如何应对毫无办法。

大繁荣

与19-20世纪大多数时期成就辉煌的现代经济相比，今天的美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差距，这从经济表现的几个核心维度（工作满意度、失业率和相对生产率）上能清楚地反映出来。数据显示，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三方面都出现恶化，只有工作满意度在最近的互联网繁荣期有过短暂的回升。其他西方国家也或早或晚出现了类似的恶化趋势：德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和法国则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美国经济也逐渐显现出增长乏力，这些严重缺乏自主创新的国家便再也不能通过搭便车的方式维持繁荣。

不能寄望外资银行推动中国金融创新

日前，中国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温州的试点很有意义，很符合中国政府对工作进行推广的习一质：先在一个地方试验，有效果后推广至其他地方。这只是当下中国金融业改革中的一小步，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西方的历程,亚洲的借鉴——你们误读了《大繁荣》

2013年夏末，我的新书《大繁荣》（MassFlourishing）首先以中英文同步出版，现已被翻译成其他多种语言。我的初衷是想通过本书呼吁欧洲和亚洲认识到发展活力经济的益处、实质和经验，进而升级至一种全面参与尝试自主创新的经济。

没有动力创新很危险

当经济体缺乏创新动力的时候,事情就会变得更糟。美国的货币政策与全球经济展望之间是什么关系,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很多国家的央行都希望能够保持高利率,以便减少资本外逃,因为资本外逃会导致黄金储量减少,而黄金储量才是真正的国际货币,至少在那个时候是这样。所以,所有的央行都试图维持高利率,而且没有恢复对资本和投资的需求。

企业家是创新主体

美台国的科学家在开实验课，中国的科学家在开公司，苏联的科学家在开出租车；美国有伟大的企业和企业家，中国有企业没有企业家，苏联连企业都没有……导致这些差别的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追求发展的路径差异。由此也折射出了另一个问题：谁是经济发展的推动者？或者说，谁才是经济创新的源动力？未来只能靠本土创新苏联时期，国家的指导思想是认为可通过教育实现国家的发展，但如今许多苏联的数学或物理博士，却大多干着和本专业无关的事情，他们显然没有提高本国的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