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效应研究--基于中观层面的结构视角

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受到广泛关注,催生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成为研究热点。学术界对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效应缺乏理论模型研究,而实证研究集中在银行、贷款等微观层面,极个别考虑了银行业宏观层面,但缺乏中观层面的结构视角分析。本文构建的资产组合理论框架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会通过加大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和风险资产的风险溢价两种途径加大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基于我国商业银行体系分产业、分行业、分省、分机构的逐步回归和可变系数回归等实证分析,验证了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效应的存在,并测出了分产业、分行业、分省、分机构的结构性差异。

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基于公司金融资本结构理论的视角

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在金融危机后被提出,相关研究对分析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关系有重要意义。但绝大部分文献缺乏理论模型研究,实证检验集中在微观层面。本文采用公司金融中的资本结构理论重新构建了商业银行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模型,证明了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同时,将商业银行整体不良率作为宏观金融稳定的代理变量,用回归分析和VAR分析检验了数量型货币政策、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并考察了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和金融危机前后两个时期的结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价格型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效应存在,而数量型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效应几乎不存在,且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和金融危机前后两个时期均具有结构异质性。

中国可变价格型货币政策研究

当前主流的货币政策理论分析框架(DSGE模型)只考虑不变的政策规则,而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央行普遍采取可变的政策规则。本文首次将马尔科夫区制转换货币政策规则纳入理性预期研究框架,在灵活价格设定下,构建马尔科夫区制转换理性预期(MSRE)模型,用待定系数法求得MSV解析解,在三种"平稳"定义下讨论均衡确定性条件,利用马尔科夫区制转换状态空间模型对相关结构参数进行极大似然估计,最后对我国可变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通货膨胀率的效果进行定量分析,并剥离出经济主体预期未来政策变动的经济效果。

央行沟通、实际干预对通胀预期的非对称效应研究

完善中央银行沟通机制,引导市场预期,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是当前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文章采用2001~2014年的季度数据,利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分析了央行沟通和实际干预在管理通胀预期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在经济快速增长区制下,央行沟通和实际干预对通胀预期的引导作用较强;在经济缓慢增长区制下,央行沟通和实际干预对通胀预期的引导作用较弱。但央行沟通的非对称效应较小,而实际干预的非对称效应比较显著。在通胀预期的管理中,价格型工具和数量型工具对通胀预期的引导作用强于央行沟通,价格型工具的引导效果优于数量型工具。实际通货膨胀率,公众通货膨胀预期自身对通胀预期有着显著的影响,是央行管理通胀预期时应关注的重要经济变量。

货币中介目标的国际比较——基于DAG-SVAR模型

学术界围绕最优货币中介目标的选择,在利率、简单加总货币量、迪维西亚货币量之间争论不休。本文基于DAG-SVAR模型,分别对美国、欧元区、英国的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R、简单加总货币量M2、迪维西亚货币量D2对物价P、产出Y影响的相对重要性进行实证比较。结果发现,在美国,M2对Y的影响最大,R对P的影响最大;在欧元区,D2对Y的影响最大,M2对P的影响最大;在英国,M2对Y和P的影响都最大。总的来说,若货币最终目标是经济增长,则美国、英国的最优中介目标是简单加总货币量,欧元区的最优中介目标是迪维西亚货币量;若货币最终目标是物价稳定,则美国的最优中介目标是利率,欧元区、英国的最优中介目标是简单加总货币量。由此可见,对于不同的经济体或者不同的货币最终目标,最优中介目标的选择可能有所不同。本文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利率普遍优于货币量,迪维西亚货币量普遍优于简单加总货币量"学术共识的反向补充。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M_2的修正和新生

M2是传统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然而,随着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它的有效性备受质疑。在没有更好的替代指标出现以前,探讨修正的M2是学术界的热点。迪维西亚法和现金等价法都是基于流动性总量的测度来修正简单加总法测度下的M2。本文通过更为简洁的模型推导,首次在构建原理上论证,在测度M2的流动性总量时,现金等价法的精确性明显优于迪维西亚法。本文还基于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和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控性、相关性原则,对简单加总法、迪维西亚法和现金等价法测度下的M2的合理性进行实证比较,结果表明,现金等价法测度下的M2在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以及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控性、相关性上都明显优于简单加总法和迪维西亚法测度下的M2。因此,本文认为,应该用现金等价法来修正传统M2,使其能够准确反映流动性总量的变化,提升其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效力。

优质晚粳武运粳7号主要经济性状与产量的相关、通径与线性回归分析

通过对18块不同类型双晚武育粳7号群体主要经济性状与产量的相关和通径分析,表明在各经济性状中有效穗对产量的决定作用最大,其次是穗总粒数,再次是结实率。通过对高产群体经济性状特征分析,得出双晚武运粳7号单产8250kg/hm2以上主要性状95%置信区间为:株高98.6-102.3 cm,穗长15.0-15.8 cm,密度30.0-33.0万/hm2,有效穗360.0-375.0万/hm2,穗总粒数120.1-129.7粒,结实率77.7%-80.7%,千粒重25.8-26.2g,理论产量9079.5-9769.5kg/hm2。通过有效穗、穗总粒数、结实率与产量的线性回归分析,建立了3性状与产量的线性回归方程,当有效穗367.05万/hm2、穗总粒数124.87粒、结实率79.18%时,预测单产为8799.0kg/hm2。

优质早熟晚粳“秀水417”双晚塑盘抛秧高产栽培研究

采用三元二次通用旋转组合设计,研究“秀水417”作双季晚稻塑盘抛秧栽培的基本苗、施氮量、施钾量与产量的关系,总结出该品种作双季晚稻塑盘抛秧栽培,单产8500kg/hm2以上的适宜农艺措施为:基本苗132.3-172.9万/hm2,纯氮施用量278.2-283.1kg/hm2,氧化钾施用量188.8-200.7kg/hm2。

央行预期管理与银行风险承担: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预期管理已成为货币政策重要手段,然而鲜有文献对货币政策预期管理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进行解释。从理论上分析央行沟通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影响的内在机理,并基于2007—2014年14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季度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央行沟通对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央行沟通释放的宽松信号越强烈,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越高。(2)央行沟通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受制于银行资本充足率和系统重要性。(3)释放紧缩信号的央行沟通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强于相同程度的释放宽松信号的央行沟通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激励作用。(4)不同类型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存在差异,银行风险承担对价格型工具反应最敏感,其次是央行沟通,再次是数量型工具。央行货币政策预期管理会影响银行的风险取向,进而影响金融稳定。货币政策当局应加强货币政策预期管理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发挥预期管理在宏观审慎政策中的作用,以维护金融稳定。

普惠金融究竟如何影响居民生活?——来自我国省际层面的经验证据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普惠金融是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有力举措。当前,普惠金融研究聚焦在银行业与居民收入,未将非银金融业与居民消费纳入考虑;此外,将普惠金融指标的波动性作为权重来构建普惠金融指数,也缺乏经济学含义。本文首次根据各省份五项金融业全口径普惠发展指标,基于经济的相关性设定指标权重,采用加权几何平均法构建省际普惠金融综合指数,从收入和消费双重视角实证研究普惠金融对居民生活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对各地区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以及边际消费倾向等均有正向刺激作用,且刺激作用的大小与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成正比,因而,普惠金融对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以及边际消费倾向等的刺激作用大于农村居民。鉴此,本文提出普惠金融的发展重心应向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倾斜的政策建议。

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变动的理性预期效应——基于MS-DSGE模型

从历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总结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取向组合的变迁规律,得出2008—2017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两种取向组合的样本区间,且可用经济主体预期的马尔科夫过程刻画。将符合马尔科夫区制转换的政策规则植入含政府部门的新凯恩斯模型,用Maih(2015)开发的RISE软件对MS-DSGE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模型求解,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剥离出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效应,发现经济主体预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影响货币政策冲击、通胀目标冲击和自然利率冲击的效果。因此,政策当局应及时对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做出承诺或有效沟通,在预期管理到位的情况下,实现对宏观经济的精准调控。

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研究——基于MSV解下的新凯恩斯模型

宏观经济波动的冲击来源及其传导机制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在评析学界有关经济周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重新构建新凯恩斯模型,在MSV解下同时考虑总供给、总需求和货币政策三类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宏观经济有确定性均衡,中央银行对经济增长的重视程度高于物价稳定,总供给冲击对通胀和产出缺口的作用方向相反,总需求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对通胀和产出缺口的作用方向相同,总供给冲击没有持续性影响,总需求冲击有长期持续性影响,货币政策冲击有短期持续性影响,通胀波动主要来源于总供给冲击,产出缺口波动主要来源于货币政策冲击,名义利率波动主要来源于总需求冲击。

经济结构调整下的我国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研究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然而,以往关于货币政策规则和财政政策规则的研究,大部分考虑的是政策指标对经济总量指标做出的反应,忽视了政策指标是否会对经济结构指标做出反应的问题。为此,本文采用部分时变参数货币政策反应函数识别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三次产业结构和三大需求结构的时变反应;采用部分时变参数财政政策反应函数识别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对三次产业结构和三大需求结构的时变反应。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会对经济结构变化做出反应,且反应系数大多具有较强的时变性。

基于现代智能建筑理念下建筑电气智能化设计的思考

随着国家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人们对建筑工程的要求不断提高,建筑行业智能化发展是新时期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此,本文针对代智能建筑理念下的建筑电气智能化设计展开了全面的思考。

10%噁唑酰草胺·氰氟草酯乳油防除直播水稻田禾本科杂草效果研究

为明确10%噁唑酰草胺·氰氟草酯乳油防除直播水稻田禾本科杂草的效果及对水稻的安全性,以人工除草和喷清水为对照,开展了药剂不同使用剂量的试验。结果表明,10%噁唑酰草胺·氰氟草酯乳油在直播水稻3~3.5叶期、稗草3~4叶期、千金子2~3叶期茎叶喷雾施药,可有效地防除稻田稗草、千金子,持效期长,且对水稻安全。用药量1800~2025mL/hm^2,施药后45d对禾本科杂草总草株防效、鲜重防效均达96%以上,显著高于10%噁唑酰草胺乳油1050mL/hm^2、100g/L升氰氟草酯乳油1050mL/hm^2及人工除草处理。

试论建筑电气配电线路配电方式和防火策略

该文以一建筑物为例,分析建筑电气配电线路及其配电方式,并提出了建筑电气配电线路防火措施。

几种新型杀菌剂对水稻纹枯病的防治效果试验

通过开展几种新型杀菌剂对水稻纹枯病的防治效果试验,结果表明,75%肟菌·戊唑醇水分散粒剂、240g/L噻呋酰胺悬浮剂、325g/L苯甲·嘧菌酯悬浮剂对水稻纹枯病均具有较好的防治效果。因此,防治水稻纹枯病应在水稻分蘖末期发病前施第1次药,可选择75%肟菌·戊唑醇水分散粒剂225g/hm^2、240g/L噻呋酰胺悬浮剂450mL/hm^2、325g/L苯甲·嘧菌酯悬浮剂750mL/hm^2交替轮换使用,并根据田间病情发展程度适时施第2次药。

推广的高阶CAPM理论模型及其实证检验

本文设投资者的效用函数可由n阶泰勒展开式近似表达,在此基础上构建的推广的高阶CAPM理论模型显示,当风险资产市场达到均衡点(不动点)时,投资的净效用与市场组合收益率的1阶矩、2阶矩、3阶矩、……、n阶矩有关。同一时刻不同风险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差异由其收益率与市场组合收益率、市场组合收益率的2次方、……、市场组合收益率的(n-1)次方的协方差的差异共同决定。选择兼具期货和现货投资基础的沪深300指数、上证50指数、中证500指数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投资者投资某一资产组合的效用受到资产组合收益率1阶矩的正向影响、2阶矩的负向影响、3阶矩的正向影响、4阶矩的负向影响,由此逐一验证了标准偏好的四个性质:不满足、风险厌恶、绝对风险厌恶递减(审慎)、绝对审慎递减(克制)。

三种货币量的有效性比较与实证

针对简单加总货币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不足,学术界先后提出迪维西亚货币量和现金等价货币量予以修正,但对三者的优劣判断尚无明确定论。文章测度了我国1994年第一季度到2019年第四季度的季末现金等价货币量(CEM1、CEM2)和迪维西亚货币量(DVM1、DVM2)。以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效性的判断标准,对现金等价货币量、迪维西亚货币量和简单加总货币量(SSM1、SSM2)进行了实证比较。结果显示:现金等价货币量的货币需求函数比迪维西亚货币量、简单加总货币量稳定,且在可控性、相关性上占优,并具备可测性。因此,现金等价货币量比简单加总货币量和迪维西亚货币量更适合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我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研究

寻找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最优组合模式对于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意义重大。本文在DSGE模型中同时纳入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资本充足率和贷款价值比宏观审慎政策规则、民营和国营企业。按照货币政策规则是否需要考虑金融稳定变量,宏观审慎政策规则是否需要考虑经济稳定变量,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损失函数是考虑各自最小化还是合并最小化三类标准,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组合模式分为8类,探讨每类模式下的政策效果。结果显示,最优政策组合模式为:货币政策规则主管经济稳定变量、兼顾金融稳定变量;宏观审慎政策规则主管金融稳定变量,兼顾经济稳定变量;中央银行追求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损失函数之和最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