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国经典文献的三点心得

透过作者自身已出版的相关译作,在翻译中国经典文献时,有三个既各自独立又彼此相连的方面需要关注,那就是词源、古文字和声韵。结合《老子》《周易》《礼记·缁衣》《诗经》等文本的翻译可见,词源既包括中文原文字词的出处,也包括作为目标语言的英文文字的词源。古文字问题则只限于古汉语;就文中的举例而言,这一方面还时常涉及新出土的早期中国文字材料。关于声韵,翻译时至少应当尝试模仿原文文字的发音。当然,英文与中文的发音不可能一模一样,并不需要照搬原文的韵律,然而模仿原文的节奏经常会有助于翻译。

《周易》“元亨利贞”新解——兼论周代习贞习惯与《周易》卦爻辞的形成

《周易.乾卦》头四个字是"元亨利贞",历来有根本不同的解释。《易经.文言传》有著名的"四德"说,将"元"、"亨"、"利"和"贞"都读作单独的名词,即"善之长"、"嘉之会"、"义之和"和"事之干"。与此不同,不少注疏家将四个字分成两段,即"元亨"和"利贞",但是没有一致的理解。譬如,朱熹以为"利贞"是"利在于正"的意思,而高亨谓"利贞犹言利占也"。本文采取后一种译法,但是与朱熹和高亨又有不同。本文首先论证"亨"原文应该是"饗","元亨"或"元饗"的意思是本次贞卜的祷告被鬼神享受,然后又提出"利贞"应该读作"利于贞卜"的意思。表面看来,第一次贞卜的结果告诉贞卜者再进行贞卜似乎有违情理,然而本文论证中国古代卜法往往进行习贞。"利贞"是指导贞卜者再作习贞。

释潨——兼论《毛诗》的训诂方法一则

《诗·大雅·凫鹥》共有五章，各章均以凫鹥的位置为兴，凫鹥“在泾”、“在沙”、“在渚”、“在潨”、“在宴”，比喻公尸之祭祀与所受到的福禄。

出土文献与《诗经》口头和书写性质问题的争议

西方学者多有论证《诗经》产生于口述文化环境中,认为在《诗》的创作和传授过程中,书写没有起到多少作用。然而,最近出土的几种《诗经》及与《诗经》有关的早期写本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本文根据一些写本以及其他出土文字数据,论证了书写在《诗经》早期历史的每一阶段都曾起到重要作用。

一篇可能失传的经典:《摄命》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捌)》中收录了一篇整理者题为《摄命》的竹书,整理者认为该篇竹书即是古文《尚书•冏命》篇的原作。本文旨在对此论点进行评估,并通篇翻译全文。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该篇竹书对现有西周史研究可能产生的史学影响,以及该篇竹书从成篇(可能早在公元前9世纪)到抄成(约公元前4世纪)的实际流传过程。

《竹书纪年》和夏代编年:我对历史方法的反思

倪德卫通过重构《竹书纪年》的原始文本,重建了一整套夏代编年。他的重构包括对夏代君主之间的间隔和末代君主桀的真实性等问题的异常复杂的论证,但没有任何文献支持此说,倪德卫在这一重构上是师心自用。倪德卫关于夏代纪年的假说仍然是假说,不管其如何"前后一致",这种连贯性无法达到证实它的高度。新的《竹书纪年》简文出土的可能性,或许都大于依据现有文本令人信服地重建《竹书纪年》原始文本的可能性。

西方汉学的古史研究——《剑桥中国古代史》序言

《剑桥中国史》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筹备之时,总编辑决定该通史只能从秦汉时代开始,中国传统三代时代完全省去。通史第一册于1986年出版之后,不少读者提出意见,建议再补充中国上古史。剑桥大学出版社接受了这些意见,决定编辑《剑桥中国古代史》,与《剑桥中国史》相关但是另外刊出。本文即《剑桥中国古代史》“序言”述论本书的编辑缘起及过程,并对一系列相关的问题作介绍,诸如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成果、20世纪考古学的发展对中国史学的影响、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相对长处和短处、疑古学风与信古学风的来历和比较,以及《剑桥中国古代史》的内容和遗漏等。

从西周礼制改革看《诗经.周颂》的演变

本文考察了《诗经·周颂》中有关礼仪的诗篇 ,着重分析了其中创作于西周最早的诗章 ,认为这些诗实际上是在一种仪式中被集体庆祝者唱颂过的祷告诗 ,它们的功能和意义都不能脱离这种礼仪 ;又分析了一些大约创作于西周中期的诗篇 ,认为这些诗描写了一种不同的礼仪 ,即由专职祭师在群众宾客面前进行演唱。从《周颂》的这两种诗中 ,可以看出诗歌表现形式与礼仪表演这种从集体参与到祭师与观众相分离的平行演进 ,即从合唱到诗人与观众相分离。以这种分离为起点 ,中国诗歌从“颂”的领域发展到了真正的文学的领域。

《周易》筮法原无“之卦”考

自1978年张政烺先生考证西周铜器上的数字为筮数以来,《周易》筮法的原貌又变为热辩课题。据传统看法,《系辞》中《大衍章》所叙述之筮法当为“周易”原有筮法。“大衍”谓: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抽而后卦。……是故四营而成易。

契於甲骨——西方漢學家商周甲骨文研究概要

一、西方甲骨學百年來發展綜述西方甲骨學從開始時就與中國甲骨學一直並行發展,可是也有某些特點值得介紹。甲骨一經發現,駐華北地區的幾位西方傳教士及外交官員就開始收集和發表它們,諸如方法斂(Frank H.CHALFANT,1862—1914)、庫壽齡(Samuel COULING,1859—1922)、明義士(James Mellon MENZIES,1885—1957)、金璋(Lionel Charles HOPKINS,1854—1952)和吉卜生(Harry E.GIBSON)等。

試論“鄉”字在何組卜辭裏的一種特殊用法

甲骨文何組卜辭(即所謂第三期卜辭)對'鄉'字有一種特殊用法。過去學者多以爲這個'鄉'字屬於貞卜命辭。與此不同,本文提出'鄉'應該理解爲占辭抑或兆辭,意思是鬼神'享受'了貞卜的希求。這種用法也可見於周代的各種經典上,諸如《墨子》和《禮記》,也見於上海博物館所藏《周易》戰國寫本,就是'元亨利貞''亨'字的原來寫法。據此,本文對《周易》筮法提出新的看法。

説杍:清華簡《程寤》篇與最早的中國夢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筒》第一輯載有《逸周書》的佚書《程寤》篇,爲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關係提供了寶貴信息,引起了中國國内極大的關注。[1]《程寤》篇叙述了周文王夫人太姒的一個夢。因爲太姒對這個夢感到很驚訝,所以讓文王爲她占夢。文王自己也不敢占夢,經過不少驅魔手段才知道這是個吉夢,然後與太子發——即以後的周武王——'並拜吉夢,受商命于皇上帝'。

高亨与《文史哲》:漫谈训诂学的基本原则

高亨先生1953年到山东大学工作后,很快便与《文史哲》建立起密切关系,在上面发表了一系列文史训诂考据之作。其中《给〈文史哲〉编委会的信》《谈〈诗经·月出〉篇答王季星先生》《谈〈周易〉"亢龙有悔"》三篇文字,较突出地反映了高亨的学术态度和训诂手法。高亨在前两文中所主张的具体观点在今天看来大概已经无法成立,但他在文中所表达的"传统说法,还不能看作唯一的正确解释;我的说法,当然也不能看作唯一的正确解释"的学术态度则具有很强的超前性,很像是1970年代巴黎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学批评家的话。在学术手法上,高亨先生惯用训诂学的"通假"之道,提出全新的诠释。问题在于,"以古字通假的条贯"几乎可以将任何一个字读作任何另一个字,貌似严格的、缜密的学术方法滋生的却是层出不穷的误解。就此而言,能在读古书(特别是读出土文献)的时候提出最新、最多的"假借"设想,并非衡量优秀训诂学家的恰当标准,因为随之而来的"A利用古字通假条贯来把某一个字读作甲,B利用另一组通假条贯把它读作乙(甚至读做丙、丁、戊等等不同的假借字)"局面,甚至会使训诂学本身名誉扫地。放弃训诂学的"严格、缜密"假象,对每一番训诂操作自觉保持"局限性"意识,将高亨先生终身持守的上述学术态度纳入到训诂学的方法论构成中去,发展出一种开放度更大、批评讨论机制更突出的新训诂学生态,这应成为训诂学与时俱进的基本原则。

西方漢學家中國古文字研究概要

本文爲拙作《西方學者對中國出土文獻研究一百(多)年》1第一章,由於篇幅的限制,没有包括目録和附加的小傳,敬請讀者原諒。本書旨在對西方漢學家在中國先秦兩漢出土文獻領域的研究作一個比較全面詳細的綜述。所謂'中國出土文獻'包括甲骨文、金文、簡帛以及先秦兩漢石刻。囿於學力,本書'中國出土文獻'不包括諸如敦煌帛書、紙卷等,也不包括魏晉南北朝以來的墓誌等石刻文獻,自然更不涵蓋中文以外的寫本如在甘肅和新疆發現的吐火羅語文書等。甲骨文、金石文字和簡帛都設有專門一章,每一章都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綜述(包括個别權威學者的小傳)。

再論表意文字與象形信仰

1936年到1940年期間,顧立雅(Herrlee G.Creel)和卜弼德(Peter A.Boodberg)都發表了文章討論中國文字的性質。顧立雅以爲中國文字基本上是表意的。與之不同的是,卜弼德以爲書寫只能代表語言,因此所有的文字基本上是表音的,中國文字也不例外。距卜弼德第二篇文章發表,已經過去了75年,這次辯論一直被視爲西方漢學最有名的辯論之一。

《鄭文公問太伯》與中國古代文獻抄寫的問題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於2016年年初公布了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所藏战国竹书中的又一批文献。这一辑的文献多与春秋时代的郑国有关，一共包括五种文献。其中，《郑文公问太伯》与清华收藏的其他文献相比，相当独特，存在两种抄本，称作《郑文公间太伯（甲）》、《郑文公间太伯（乙）》，下面简称《甲》、《乙》两本。正如清华大学编者马楠所指出的，两个抄本“系同一书手根据不同底本进行抄写，为目前战国简中仅见的情况”。①这种仅见的证据为了解中国古代文献的抄写过程提供了极其难得的信息，下面对这个问题作初步讨论。

清华五《命训》简传本异文考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载有六篇文献,皆与《尚书》和《逸周书》有关,其中关系最密切的大概是《命训》,相当于传世本《逸周书》的《命训解》。两篇文献非常相似,无疑有着共同的来源,但二者也有不少异文。正如刘国忠指出的:"《逸周书》在历史上曾长期湮没不彰,久无善本,故文字的讹脱现象十分严重。

西方金文大师:翁有理(Ulrich Unger,1930—2006)小传

翁有理(Ulrich Unger)在1930年12月10日生于德国莱比锡市,1948年进入莱比锡马克思大学,专业是古代埃及与古代中国语言,同时以苏摩语言和梵文为兼修学科,1952年毕业,1956年获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诗经的否定词》。同年翁有理离开了东德,迁往西德的弗莱堡,聘任弗莱堡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建立了该大学的汉学专业。

上博新获大祝追鼎对西周断代研究的意义

上海博物馆近几年收集了不少从来未见发表的古代铜器，对商周历史提供了重要的新史料。其中，特别难得的是西周晚期的大祝追鼎，其铭文载有具备年份、月份、月相和干支的年历记载。铭文共41字，可以隶定如下：

是筮法还是释法--由清华简《筮法》重新考虑《左传》筮例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作者对《左传》筮例的"某卦之某卦"用法提出一个新的解释,与传统说法以"之"当作动词,理解为"往","某卦之某卦"指筮法得出来的变卦不同,提出了"之"是一般所属虚词,意思相当于白话文的"的","某卦之某卦"只是指定第一个卦的某一爻。在2013年,《周易研究》发表了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高原女士的文章,对新的筮法说法提出激烈抗议。本文针对高文所提出意见作回答,指出所提意见都围绕古人怎样理解与解释《周易》筮法所遇到的结果,而并不说明筮法本身怎样产出结果。本文又根据新出清华竹简《筮法》提出古代筮法不仅只有一种做法而已。中国先秦时代应该有几种不同的筮法,这些筮法之间不一定完全一致,甚至有的可能彼此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