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康达教授访谈录

刘卫东(以下简称刘):夏先生,您大学一年级就开始写作文学评论文章,参与文学论争,当时是什么情况,对您有何影响?夏康达(以下简称夏):我于1957年高中毕业,高考落榜。那年高考指标压缩,很多人落榜,学校便把落榜生组织起来,成立许多“自学小组”,每天到一同学家中,集体自学几个小时。我们这些人在社会上被称为“自学青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曾经发起一次关于“我们的自学小组”的征文。我寄投了一篇短文,没有想到竟被播出了,还给我寄了4元稿费。

後疫情時代數字化衝擊中的辦刊思考——夏康達、王曉平、郝嵐鼎談

一、多姿辦刊路郝嵐(以下簡稱“郝”):夏先生、王先生好!新冠疫情以來,不少國際高校也在大幅壓縮、裁減人文學科的投入。加之之前就存在的數字化閲讀,對學術刊物,特别是人文社科類的辦刊,都提出了不小挑戰。兩位教授多年來堅守在人文社科類刊物辦刊一綫,每個時期都有不同困難,一定深知個中滋味!

关于当前文艺思潮若干问题的思考

中国文艺进入新时期后,文艺思潮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三头推进":一是现实主义的拓展和深化;二是以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各种新思潮此起彼伏;三是通俗文艺势不可挡。文艺的多元和繁荣是一把"双刃剑",在"三头推进"的文艺思潮裹挟下,新时期创作和评论也存在诸多令人忧虑的现象。

突然风平浪静——新世纪小说印象

中国当代文学,既经受了政治压力之重,又经受了经济驱动之轻,所以从上世纪末的众语喧哗到新世纪的风平浪静是有其社会和文学发展的必然原因的。新世纪文学继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后又一次呈现"向内转"的特点,深入人的心灵与精神层面,使文学名副其实地臻于人学的领域,在叙事上既重视故事又超越故事,既重视本文实验又考虑读者接受,显示了不同创作方法与思潮的交融互补。进入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期与命名又可有些新的设想,以适应研究与教学的需要。

“小洋楼”与“大洋楼”的投影

＂小洋楼＂与＂大洋楼＂的投影夏康达（文学评论家、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地域文化的形成，必然有其历史积淀的过程。天津地处古燕赵，上海居于古吴越。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豪放粗扩，热情爽直；吴赵文化柔和其外坚韧其内，感情细绵，思维机敏，与北方风尚相比，重谋略更甚...

大力培育文明风尚,提高滨海新区文化软实力

李家祥(天津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康达(天津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为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决策和天津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由天津市文联主要承办,并由中国艺术报社、天津报业集团、今晚传媒集团、汉沽区委、区政府等共同主办的"滨海新区特色文化高端论坛",于2007年8月27—29日在天津市汉沽区隆重举行。本次论坛是全国各开发区建设以来举办的首次开发区文化建设专题论坛,全国许多文化理论界领导同志和专家学者为论坛撰写论文并与会研讨,提出了许多富有前瞻性、建设性的深刻见解。我们从中选发四篇论文以飨读者。

知名学府的历史责任

现代大学与社会的学术发展可以说是共生体。知名学府当指高水平大学,与全国所有的大学一起,其教师与研究人员无疑是学术发展（尤其是文科）的主力队伍,在读的学生则是未来学术发展的生力军。

“艺术生产”范畴在人学体系中的重新定位

“艺术生产”是目前文艺理论界正在热烈讨论的一个概念。然而谁都知道,尽管这一概念是一百多年前由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但在我国建国四十多年前的文艺学体系建构中,并没有“艺术生产”的位置。因此事实上,“艺术生产”概念的重新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文艺理论中缺乏一个专门用以规范和概括艺术创作过程的专门术语,而是我国正在进行着的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变革的需要。因此,“艺术生产”在今日中国不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概念进入文艺学的,相反,一开始就意味着它会登堂入室,成为文艺理论的核心范畴之一。而且,它甚至会导致对于现有创作论、本质论、起源论、鉴赏论和批评论的全面修正,自然也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到文艺创作。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应当重新审视艺术生产范畴,并且将它放在人学体系中重新进行定位。

《文艺理论研究》创刊十周年学术笔谈(一)

《文艺理论研究》这份杂志我是每期必读,而且很受教益的。在目前的情况下,要办一份有份量的、严谨的刊物,是不容易的。所以真诚地希望您们多为文艺界提供一点精神上的可以兴、可以观、可以怨的东西。十年大庆,本来应该写一点祝愿之类的文章,但最近身体不好,西医说是脑供血不足,中医则说是“虚亢”,实在难以下笔。假若健康能恢复,一定会应命的,只能请俟以时日了。

当前文坛上的一部奇书——读《三寸金莲》

冯骥才的《三寸金莲》中有这样一句话:“小脚里头,藏着一部中国历史。”我想到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中那段关于中国历史的名言: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在《三寸金莲》的字缝里所看到的中国历史也写着两个字——“扭曲”。

谈冯骥才的创作

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这源泉宛如母亲的乳汁,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作家。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什么样的生活就会养育什么样的作家。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文坛所涌现的一代作家,他们的创作明显地具有某些新的特色。 冯骥才就是这批作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他和李定兴合作的长篇小说《义和拳》,是十年内乱之后最早出版的长篇作品之一,因此,这部历史小说自身也带有一层历史的色彩。真正显示了作家的思想锋芒和艺术才华的,则是此后写作的反映现实题材的作品。冯骥才当过运动员。

论文艺的三大类别

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象一个幽灵,无孔不入地潜入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到处都可感觉到它的无所不在的影子。讲了多少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直到今天才真正体会到经济可能对文化产生何等巨大的影响。文艺也骤然变了,变得使不少长期搞文艺的人竟然认不得文艺或不懂得文艺了。“困惑”成了一种时髦的感叹或一种流行病,文艺也在“困惑”之中。既有困惑,就会有各种索解的尝试。本文也是其中的一次。

《蛇神》在蒋子龙的创作整体中

1983年春,蒋子龙的《拜年》和《赤橙黄绿青蓝紫》分别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和中篇小说奖。他从北京领奖归来,颇有感触地说:“看来我的创作要画一个句号了。”他的自我感觉常常不那么良好。即使事实已经证明作品取得了成功,他的欣慰也压不过对前程艰辛的忧虑。对他来说。

试论《九章》的现实主义

关于屈原诗篇在创作方法上的根本特点,各家文学史和有关论著几乎一无例外地都把它归结为浪漫主义。的确,浪漫主义在屈原的光辉诗篇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对文学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事实上单止浪漫主义远远不能概括屈原全部创作的特点。统观屈原的作品——《离骚》、《九歌》、《九章》、《天问》、《招魂》——可以看出,无论在创作方法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不是整齐划一的,而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

永远的感激——我与编辑

在许多作家的成长过程中，常常会伴随着编辑的身影。巴金最早的小说《灭亡》，是在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的。叶圣老逝世时，巴金在唁电中深情地说，“圣老是我一生最敬爱的老师”。曹禺的《雷雨》是巴金读后推荐给郑振铎在《文学季刊》上发表的，他们后来成为一生的挚友。这样的文学大师尚且离不开编辑的帮助与提携，更何况一般的作者。在我的文学道路上，就曾得到过许多编辑的帮助，使我受益终身。

关于许广平给我的信

许钦文同志在《祝福书》(《新文学史料》第二辑)中,提到鲁迅先生写作《幸福的家庭》时深夜朗诵原稿,这使我想起了一段往事。一九五六年,许钦文同志在《鲁迅先生在砖塔胡同》(《文艺报》一九五六年十七期)文中,曾经回忆道:“有一次,俞芬小姐同我闲谈,说:‘大先生好象夜里有客人,谈天谈得很响’。经我探问。

夏瑜——未被觉得“死尸沉重”的先烈——鲁迅小说人物论

鲁迅在为《呐喊》写的《自序》里叙及他早年中止学医的经历,其中说了这样的话:“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然而,小说《药》里的夏瑜,决非“愚弱的国民”,却不仅做了“示众的材料”,而且做了给人“治病”的人血馒头的材料。这当然是小说人物夏瑜始料所不及的,可正是小说作者鲁迅构思的深意所在。作为悲剧形象,夏瑜的思想意义在哪里?在小说中又是怎样得到体现的?对此,学术界的看法颇有异同。这里,我们不揣浅陋,也来说一些意见。

阿Q——“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鲁迅小说人物论之一

阿Q,从半个多世纪前诞生于鲁迅笔下以来,一直被人们道及,简直可以说不离于口,不绝于书,然而他究竟是怎样的人物,却众说纷纭,争论不已。世界文学画廊中的典型人物固然也不乏类似的情形,但阿Q似乎尤甚。对于《阿Q正传》的思想和艺术的分析已经甚多、甚细。

《鸦片战争》人物谈

顾名思义,《鸦片战争》与《林则徐》最明显的差别是后者以人物作为影片的中心视点,而前者则以全景式地反映这一历史事件为己任。其实,《鸦片战争》在艺术上最成功之处依然是对林则徐等人物的塑造,若说还有所不足的话,也与某些人物的刻画尚欠火侯有关。这里仅以三个人物为例,略加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