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天祥的性格特征及其诗歌风格──《文天祥诗文赏析集》前言

论文天祥的性格特征及其诗歌风格──《文天祥诗文赏析集》前言夏延章［遗作］编者按：夏延章教授这篇遗作，发表前由他的学生、《九江师专学报》总编陈忠副教授誊抄校正，标题系陈先生所加。在中国的历史上，拯救民族、保卫国家、宁死不屈的英雄豪杰，代不乏人，史不绝书...

论桴苡与芣苡——兼与王从仁先生商榷

先秦典籍中,有桴苡与芣苡(有的书上写作,芣莒)这两个词。前者见于《逸周书·王会》,后者见于《诗·周南·芣苡》。桴苡与芣苡所指是否是同一个东西?如果是,所指的是车前还是野李? 新编《辞源·木部》;“桴苡,木名,即芣苡。”下面引征的就是《逸周书·王会》:“桴苡者,其实如李。”但它在《艸部》“芣苡”条下又云,“芣苡,草名。《本草》名车前子,亦名车前菜。”下面引征的就是《诗·周南·芣苡》,“采采芣苡,薄言采之。”可是它紧接着又有“一说:‘芣苡,木也。实似李,食之宜子。出于西戎。’”桴苡与芣苡究竟是两个词,还是一个词的两种不同写法?所指究竟是木还是草?《辞源》只是兼采两说,未下断语。辞书的编纂兼备众说或许是可取的,然而对于使用辞书的人来说,则无所适从,不能解定问题。

论词义、概念、事物之间的关系

一词义、概念、事物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语言学中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异常重要的问题。就过去的情况看,我国语言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非常不够的。虽然在解放之后出版的《语言学概论》和《现代汉语》一类的著作中,也建立了"词汇学"这个部门,但总的说来,语言学家对这个根本问题的探索是零星的,不够深入的。1958年,《语言学译丛》的创刊号译载了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语言学者讨论这个问题的有关论文。对我国语言学家来说,这是有启发作用的。于是从1961年五月起,到1962年六月止,《中国语文》也就这个问题展开了争鸣。在我看来。

论语言质变的两种情况——再向高名凯先生质疑

高名凯先生在1955年第一期的《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论汉语语法的历史继承性”。在这篇文章內,高名凯先生首先指责了我国语言学界“不从汉语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研究现代汉语的事实,而强调研究汉语不能拿历史的事实来解释,结果就把汉语的研究变成了‘任意捏造和乘兴作说明的场所’”。他举出实例:“年来五花八门的新汉语语法著作的出现正是反映这种反历史主义倾向的一面镜子”。“为着扭转这种局面”,他认为:“历史主义的观点有强调提出的必要”。在这样一个冒头皮下,高名凯先生就从句子、词与词之间的关系、

略谈语言特点与民族特征——向王力教授质疑

去年十月,王力教授在“中国語文”上发表了“語法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一文,我詳細地讀过了,的确如他所說:关于“具体語言的語法是否由于民族的不同和时代的不同而表現出它的特点”的問題,“在中国語法学界中,并不是完全解决了的”。例如:远在1898年出版的划时代的語法著作“馬氏文通”,就是“因西文已有之規矩”,“以律夫吾經籍子史諸書”,而建立我們汉語的語法“大綱”的;其后出版的某些时賢的語法著作,也是以希臘、拉丁語法的体系,作为研究汉語語法的范例;至于象帝国主义的走卒胡适,公然无耻地“規劝那些高談‘独立’文法的人:中国文法学今日的第一需要是取消独立。”我們就更用不着去談它了。然而,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从前,我們对于必須根据汉語語法特点来建立汉語語法体系这一点,注意是很不够的。另外,不同时代的語法是否有所不同呢?各个人的看法也很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