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权者之权力的生成以香港利东街居民运动为例

香港利东街的反拆迁运动是香港近年来抗争历史最长、反响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居民运动。作为"无权者"的组织,"H15关注组"凝聚和动员外部多元化的行动者和网络,开展文明而具有建设性的抗争行动,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展示了普通人在城市规划与重建方面也具备强大的生产性力量。政府部门也因此在具体施政和治理理念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和改进。"无权者之权力"的生成和增长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改变具体情境下的原有权力关系结构,推动社会变迁。

论公共参与作为一种公民教育——以香港利东街居民的社区参与运动为例

公共参与既是公民教育的一个主要部分,也可以被视为公民教育的一种重要途径。有关城市空间的政治争议,是推动社会进步一个特别重要的源泉,同样具有教育公众的巨大潜能。在民众与政府辩论与争执、讨价还价、妥协与让步的过程中,一个复杂的公众与一个复杂的公共政治都得到了发展和提高。

社会组织中公共性的转型——以广东省坑尾村家族组织为例

社会建设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社会层面上的反映。国家授权于多元的社会组织,使其成为公共性建设的重要渠道、途径和载体。粤西坑尾酒堂是由黎氏家族的海外成员积极推动并参与的地域性公共建设。该建设的过程和后果说明,家族这一类以传统形式出现的社会组织,能够通过组织生活的转型,催生社会成员的公民性,从而推动社会整体的公共性建设。

我国农村法制建设的突出问题及其解决

当前立法工作中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如农民权利缺乏保护、法律难以得到普遍认同、法律形式上的西方化、法律外在于乡土社会、法律法规呈现明显漏洞等,造成了法律进入农村的困难。农村法制建设需要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法律必须赋予农民同等的权利,必须尊重传统文化,必须得到人们内心的接受。立法要关注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同质,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法条。

“狗肉好吃名声丑”:民俗遗产化的价值观冲突——以玉林“荔枝狗肉节”为中心的讨论

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食狗肉的历史,并形成了相关的民俗。然而,随着西方动物保护主义和动物权利思想的传入以及宠物文化的兴起,国人的食狗肉民俗正受到来自于"文明"的指责。"荔枝狗肉节"事件中,食狗肉人士与爱狗人士在价值观和行为上的冲突,反映了地方民俗在全球化进程中发生的双重变化——在被消费资本主义催化为节日的同时,也被动物保护的价值观所强烈拒斥。作为工具的狗,作为食物的狗,以及作为宠物的狗在人类社会的长期共存,反映了人类在日常生活中的复杂连接与分野。

从阿拉善生态移民政策看荒漠化治理

阿拉善地区生态环境严重退化的原因是综合性的,但最主要的是宏观调控政策失当和市场经济过分掠夺。而目前的生态移民政策并没有充分考虑这些原因,而是简单地以农业代替牧业,但该地区的极端干旱气候根本不能承受耗水量远远超出牧业的农业生产方式,而对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则会导致地下水水位的迅速下降,从而引发无法弥补的绝对干旱和盐碱化、沙漠化。最有效而也是最难实施的举措就是宏观调控下的黑河流域水资源合理再分布,使有限的水资源得到平均而最优使用。蒙古族游牧文明的生态善恶观、生态伦理观和宗教信仰,以及传统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能够保持当地脆弱的生态平衡,并且不断再生产再发展,也将是阿拉善地区恢复生态环境的重要力量。

宗族、宗族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

宗族(家族)是一种以血缘为主要联系纽带的社会结合方式。1840年以来,宗族先后经历了文化的污名化、政治的革命化,以至于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复兴在学术上一度被标签化。然而,宗族以其现实表现逐渐获得了研究者和社会建设者的认可。宗族研究以及对宗族研究的研究反映出中国社会科学正逐渐成为真正来自于社会的科学。

人类学田野作业与民族志的深度

当代人类学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新的局面,田野作业与民族志受到诸多质疑、反思与挑战。“深度”成为人类学与其他学科民族志之间的标志性差别。人类学的“深度”,涉及田野作业的深度和民族志文本的深度这两方面,由以下五个部分构成:田野参与的深度、社会理解的深度、材料描写的深度、材料解释的深度、理论挖掘的深度。其中,前两者考量的是民族志者在田野作业过程中经验材料的收集,针对的是田野作业者作为主体所获得的主观知识。而后三者涉及民族志写作和理论思考的深度,是针对读者如何判断、理解民族志写作而言的客观标准。但作为学科的人类学,超越田野作业和民族志,在于文化批评和反思的高度。

乡村振兴:系统性修复城乡新陈代谢断裂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特殊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采取了城乡二元分割、乡村单向供给的发展模式,导致连续的城乡关系出现了"新陈代谢断裂"。这一断裂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后果和社会后果,乡村贫困就是其后果之一。H省L市N村多位农民的在地创业过程说明,只有在城乡之间建立良好的基础设施,实现技术、知识、生态、资金、人力、物资等多维度的自然流动、双向共生,才有可能修复过去数十年间所形成的多重断裂,乡村振兴战略才能真正实现。

农村法制建设中的基层政府问题——来自田野调查的思考

作为"谋利型政权经营者"的基层政府在普法和执法实践中,将法律当作一种特殊的工具,以获取利益的最大化。这已经成为农村法制建设中的障碍。当前的首要问题之一是要消除、抑制基层政权在法制建设中的负作用,充分发挥其在农村法制建设方面积极作用,从而真正推动乡土社会的法制建设。

屏风村龙灯文化变迁中的国家与社会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一个小山村龙灯文化的消失过程 ,反映了国家与民间社会在集体记忆方面分歧、糅合、分离、混杂的历史互动关系的过程。屏风村龙灯文化所代表的民间社会在与国家的互动中 ,被迫放弃了记忆的基础之后 ,处于全能国家时代之后的一种混乱的记忆状态。如果这种现状无法改变 。

宗族弱化与村民自治关系研究——以武汉市屏风村为例

如何看待村治中的宗族,以及如何在村民自治不规范时适当地强调宗族的正面效果,是当代农村问题研究的学者和政府权力应当深思的问题。和历史上的宗族相比较,现在的宗族处于一种明显弱化的状态。在转型时期,许多农村处于一种缺乏强制力的失范与失序状态。不仅村民自治这种制度供给未能树立应该有的权威,连宗族这种传统文化的整合形式也未能发挥作用。村民自治,一方面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还需要村民本身的文明素质。

垃圾分类治理与环保宣教

一、垃圾分类实践的可“知行合一”垃圾分类对中国来说是个新事物,是个新的社会事实,也是一个只有形成全民社会实践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因此,环保教育特别重要。“蒲公英计划”推动的学校教育和公众教育,可以同时起到两方面的宣教作用。孩子们能够在学校学到一些有益的社会实践知识,同时已经进入社会但缺乏当代社会生活所要求的知识教育的人,也能学习有关垃圾分类的专业知识和科技知识。两者在学习完理论知识后还能迅速应用于实践。这种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的统一,体现了“知行合一”在理论上的升华。

团山村俐侎人的信仰与变迁

彝族支系俐侎人居住于西南边陲的山地环境之中,形成了独特的自然崇拜体系。其主要表现特征是系列庙文化中体现的无生命崇拜、以松树崇拜为代表的植物崇拜、以狗崇拜为代表的动物崇拜。这些崇拜既体现在岁时节庆、神话和民俗之中,也体现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之中,反映了俐侎人所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

农村垃圾处理的文化逻辑及其知识治理——以坑尾村为例

一个村庄不同时期的垃圾处理有着不同的文化逻辑,包含着不同的治理知识。传统社会中"无国家的治理"以及改革开放前的地方制度基本能够有效处理垃圾。随着市场化、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科层治理、市场治理与网络治理都处于失灵状态,使农村垃圾发展为严重的环境与生态问题。从生态文明的高度,"知识治理"能够为垃圾处理提供共享观念、行动工具和行动资源。

进取性的“地方主义”与农民的自我城市化进取性的“地方主义”与农民的自我城市化——以湖北省毛市镇面点产业为例

全面的城市化不仅包括城市户籍人口的增加,也包括农村户籍人口在经济、日常生活和思维等三个层面与城市生活的连接,即农民的城市化。20世纪90年代前后,湖北省监利县毛市镇原先以水稻为主要产业的一群农民,从无到有地在全国各种类型的城市中创造了规模巨大的"面点经济"。从最初的零散打工、手工制作到现在的机械化、品牌化和集团化,他们的面点生意逐步提档升级,推动了以早餐制作为主的上下游产业发展,以自身的创造力推动了非正式经济向正式经济的转化。在这个同乡同业经济的发生、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政策与法规的规管、市场利益的驱动,以及农民对自我概念的捕获,使这群流动的农民形成了有意识的自我城市化。而当地政府、行业协会和众多个体所形成的"进取的地方主义",为城乡一体化提供了新的思路。

论传统节日的衰落:从时空设置的角度

作为一种重要的“时空设置”，节日体现的是集体生活的节奏和规律。当前中国的节日体系中，政治性节日缺少文化内涵和礼仪行为，宗教性节日缺少意识形态合法性，而传统的时令性节日已经在现代生活面前失去原有的地位。要想节日既传达出传统的文化价值，又能够促进社会各层次多方面的和谐发展，必须寻找到社会生活的整体节奏，并在节日的设置方面体现这一节奏。

非暴力的公共政治:香港经验与中国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界存在着一定的将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对立的倾向,这为评估中国模式的经验与教训带来一定的难度。作为"内在的他者",香港能够为中国模式的发展提供"实然"的经验与参照。香港利东街居民以非暴力社会运动的形式参与城市拆迁与规划的过程,为内地城市拆迁中屡屡出现的暴力事件提供了很好的反思性经验。而香港特区政府、公民社会组织以及社会个体对非暴力的公共政治的共同追求和维护,为我们讨论中国模式的政治维度带来了重要的启示。

香港七一与“一国两制”

香港七一所展现出来的节日文化,展示了香港的多元文化和复杂政治。当巡游与游行都成为节日的惯常实践,香港七一就被不同力量赋予不同的物质与文化形式,有了自身的特殊传统。一个节日,两种表述,是"一国两制"这一伟大政治构想在政治性节日文化中的具体体现。建制派团体与反对派团体两大阵营的各自表述,暗合了"一国两制"这一政治构想,也扩展了"一国两制"的文化内涵。

社会领域及其自主性的生成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从全能国家的机体内成长起来,与此伴生的社会科学也逐渐增长着认识与表述中国现实的学术能力,用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不断跟踪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本文采用政治、经济与社会三个领域划分的理论,尝试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的社会成长,根据社会自主性诸要素如社会价值观、自由结社、社团合作的成长,以及社会事件所呈现的社会动员和社会认同的机制,得出一个自主的社会领域已经在中国生成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