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的成书过程及其文体生成

人们主要从编纂者、成书过程及成书年代三个层面来分析《论语》的生成,这些内容虽然与《论语》的生成密切相关,但就《论语》的编撰而言,还应考察其文献渊源与文体生成。无论是文献层面还是文体层面,《论语》都经历一个编纂过程。先秦语类文献经历由“国语”到“家语”的演变,“家语”文献以个体为编纂单位。由于个体身份的差异,“家语”又分为大夫“家语”与诸子“家语”。《论语》被视为诸子“家语”,其根本原因在于孔门编纂《论语》是为了学派建设。《论语》的命名,不仅表明儒门继承了先秦简册载录的神圣传统,而且也使孔子言论在“书”的形态下成为经典。《论语》的文体包括专书与篇章两个方面,在专书语体方面,《论语》创制了“语录体”。“语录体”虽为《论语》所开创,但“语录体”所具备的“言行两录”特征其实渊源于“乞言”仪式。就《论语》篇章文体而论,其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显然是编纂者综合使用黏合、扩充、原文迻录及改造等多种方式的结果。至于“子曰”,它的出现是编纂者接受“王若曰”“君子曰”影响的结果。从文体角度来说,“子曰”又主要呈现为“格言”,而《论语》中的“格言”也受到“乞言”传统的影响。

言志传统与孔门言志文献的生成

“诗言志”开创了“言志”传统,“赋诗言志”在春秋时期的外交场合颇为盛行,人们往往借助诗篇来委婉表达心中的情意。赋诗言志在春秋晚期开始衰歇,一种新的言志样式开始出现。孔子及其弟子一方面将“赋诗”变成“言诗”,一方面改造“赋诗言志”,将“言志”从“赋诗”中解构出来。孔门言志虽然沿承“赋诗言志”传统,但它改变了赋诗来言志的做法,而是直接陈述心中的志向。孔门言志文献在形态上主要呈现两种类型:一是实录型,文本较简短;二是编纂型,其文本较复杂。大抵而论,前者多为实录,后者则经过加工,是出于有意的编纂。通过这些文献,不仅可以了解“赋诗言志”传统的裂变与转向,而且这些文献本身也揭示了孔门的个体修养目标与社会理想,是理解儒家思想的重要依据。此外,孔门言志文献还在一定程度上透露了《论语》文本生成的若干信息。

《论语》“子曰”生成及文体意义

“子曰”是《论语》具有标志性的文本符号,它的形成既与“王若曰”“君子曰”有关,又与“乞言”传统有关。“若”最初是探听神意的祈祷活动,“王若曰”源于对上天意志的转达,通常出现在神圣的场合。“君子曰”是史官对某事某人所做的论断,是一种权威话语。“乞言”是养老仪式上向德高望重的老人求乞善言,以便为实际的政治生活提供指导。《论语》编纂者承继上述传统,将孔子话语改造为“子曰”,赋予孔子话语神圣性、权威性的特质。不仅如此,在上述传统影响下,不仅“子曰”文本大都呈现格言形态,而且也促成《论语》言行两录之“语录体”的生成。

《诗经》“二雅”诗篇的渊源及分类

有关《诗经》“二雅”的分类,应注意“雅”字义及雅诗生成的考察。作为一种乐器的“雅”,本身与音乐有着紧密的联系。《大雅》《小雅》又作《大夏》《小夏》,“夏”字原本是一种“舞”,而《大夏》是歌颂禹之功德的乐舞,《九夏》属于诗乐一体。这表明《大雅》《小雅》的划分与音乐有内在联系。“二雅”诗篇的生成不仅与“乐语”相关,也与“献诗”“采诗”传统有关。其中“乐语”主要与《大雅》相关,“采诗”与《小雅》有关,而“献诗”则与“二雅”均有联系。无论是《大雅》还是《小雅》,其所献诗篇属于变雅范畴。从对象身份来看,《大雅》针对的是周王,而《小雅》针对的是诸侯臣僚,因此,变大雅、变小雅划分标准符合《毛诗序》“大政”“小政”之说。《大雅》《小雅》在结构上也存在差异,这源于《大雅》《小雅》音乐表现形式的差异。所以,音乐、政事才是《大雅》《小雅》区分的核心元素。

论先秦语类文献形态的演变及其文体意义

先秦时期的语类文献是在重言、记言传统的背景之下形成的。"语"在性质上主要表现为它载录的是"善言";从文体形态方面来说,上古语类文献主要包含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这些类型。由于这些文体形式是历时性生成的,这就意味着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大体而言,先秦语类文献形态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向演进的:一是格言体内部的散见之"言"向结集之"言"的转变,一是对话体向事语体的演变。

《论语》文体的生成及结构模式

《论语》在结构上呈现记言与记行两录的模式,其中记言包括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三种形态。《论语》这种言、行两录的编纂方式从深层面来说是接受史官传统特别是乞言传统的结果。《论语》编纂依据的材料主要源于孔门弟子的原始笔记,编纂者对这些笔记进行粘合、扩充、原文移录、改造等处理工作,最终造成《论语》言、行两录的文体特征。"语录"的称谓最早见于南朝时期的《宋齐语录》,该书属于一部语类文献,可见"语录"实际上沿袭了语类文献的传统,原本就是"语"体的异称。文学史或论著往往视《论语》为"语录体",同时又将"语录体"解释为记言,其实"语录体"除了记言之外同样还载录人物的行为。

“禹步”起源及其嬗变

学界在有关"禹步"起源的问题上存在着若干的争议,这些争议的发生,主要缘于对"步"的性质缺乏足够的认知和重视。其实,"步"在上古社会是一种禳除灾害的祀典仪式,而禹与这种"步"发生联系又同禹的山川神主特殊身份密切有关。春秋战国之际的巫师阶层根据民间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对由大禹所创制的"步"祭进行改造,使之成为具有巫术功能的一套步法。后来兴起的道教又在此基础上对"禹步"加以吸收,特别是在"步法"层面上求变化,导致后世道教"禹步"的复杂性。

“故事化”叙事与先秦“事语”文献的演进

"故事化"叙事欲望源于史官群体为了挽救其在先秦时期文化政治地位的坠失而做出的一种努力姿态,由此也奠定先秦史传文献"事语"这一文体形态。先秦"事语"文献可以从编年体、"事"与"语"之间组合两个角度进行形态学划分。按照前一标准,"事语体"可划分为编年体"事语"与本末体"事语"两大类型;按照后一标准,大致可划分为言显事隐、言隐事显及言事并重三种形态。这些次生态文本之间存在交叉融汇的地方,言显事隐、言隐事显及言事并重这些形态可以是独立的,也可以与编年体结合,甚至互相之间可以被有机组合在同一文本中。站在演进的立场上看,言事并重的叙事模式高于言显事隐、言隐事显这两种类型,当言事并重方式出现之后,先秦史官群体的叙事技巧已臻于完善,从而预示纪传体文献的即将出场。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论

《汉志》小说包含先秦小说与汉代小说两种类型,先秦小说是先秦语体文献在战国时期的新发展和新样式,本质上属于语体。这两类小说反映先秦两汉时期小说演进的两种类型,同时也预示了志怪与志人小说的嬗变。《汉志》所著录小说实际上包含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语体意义上的小说观念,一是近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观念。这两种不同的小说观念被《汉志》杂糅在一起,这不但遮蔽了先秦"小说"观念的真实面貌,同时也模糊了现代意义上小说观念的真正起源。另一方面,《汉志》有关小说的看法尽管源于对先秦小说的认知,但它所阐明的小说观念主要是围绕先秦社会采集民间议论这一现实而展开的,这意味着《汉志》的小说观念与先秦小说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从“帝王传记”到“帝王大事记”——《史记》《汉书》“本纪”叙事异同简论

作为一种史体,"纪"首先指条理化、综理性的叙事模式,早期文献如《禹本纪》《吕氏春秋》,它们以"纪"名篇,主要是基于条理化、综理性的考虑,其中固然有时间的因素,但还谈不上编年。随着时间观念的明晰及介入,这种综理性的叙事发展为编年叙事应该出于司马迁的创制,《史记》"本纪"开启用"纪"来编年叙事的先河。不过,在《史记》十二本纪中,编年叙事中还夹杂早期"纪"体的特征。也就是说,十二本纪并非严格的编年体,有些本纪只叙事,而并不编年。《史记》十二本纪在文体方面主要呈现三个特征:一是从编纂的角度看,十二本纪存在以王朝和以帝王为单位两种形式,具体表现为由王朝本纪到帝王本纪演变的趋势;二是从编年的角度看,十二本纪呈现编年与编世并存的现象,亦即司马迁将"世家"掺入"本纪"书写之中;三是从文体的角度看,十二本纪的书写还融合传体笔法,将记言文献与记事文献融合,大都呈现"帝王传记"的特征。《汉书》"本纪"遵循《春秋》体例,建构"本纪"大事记的书写范式,不仅改变《史记》"本纪"的叙事模式,而且也改变《史记》"本纪"的传记特征,从而深刻影响后世正史的本纪体例。同时,由于《汉书》"本纪"采取《春秋》大事记的体例,它往往需要相关列传来补充、完善事件的过程性,故《汉书》也建构"传以释纪"的叙事模式。整体言之,司马迁写作十二本纪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论述考订帝王的事迹来考察兴盛、观察失败,这种叙事愿望单纯依赖《春秋》笔法是无法完成的,而只有借助《尚书》《国语》《左传》这样的史体才能实现,因此,《史记》本纪与此后正史"本纪"有着很大区别,即呈现叙事完备的帝王传记之特质。

《战国策》文的来源及其编纂

《战国策》是在中书六种及"国别者八篇"之基础上整理、编纂而成的。"国别者八篇"的编纂方式沿袭《国语》的特征,很可能出自战国史官之手。中书六种可分为三类:《国策》、《国事》一类,《事语》一类,《短长》、《长书》、《修书》为一类。《国策》的命名源于先秦史官的策书文献,"国别者八篇"与《国策》、《国事》都属于史官文献,它们的区别在于《国策》、《国事》缺乏条理性,在材料来源上较"国别者八篇"更为源始。《短长》、《长书》、《修书》的命名与纵横术有关,这三种文献很可能是教授或学习揣摩纵横术的人所编纂的。《事语》的命名同样源于先秦史官的语类文献,但其编纂是出于史官还是教授或学习揣摩纵横术之人则难以肯定。游士说辞是中书及《战国策》的源始文献,但这些说辞文献存在真实与拟托之分。刘向只对中书做了"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及"除复重"的工作,经其整理的《战国策》属于史著文献。《战国策》的文体涵括对话体与事语体两种形态,一般来说,《国语》已存在对话体,因此《战国策》对话体的意义并不大。《战国策》的文体价值主要体现在"事语体",它对后世史著中的"列传"或"传记"的书写发生非常显著的影响。

滑稽:从仪式、行为到文体的演生

滑稽是早期社会的一种重要现象,它原本为一种酒器,又用来指称人物的表演和言谈。这种状态的形成,与早期合语仪式有着密切联系。合语是人们在乡射、乡饮酒等旅酬之际有关礼义的言说,这种言说通常以"举觯"的方式进行,因此,"觯"这一酒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这一仪式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合语也就可以称为"觯言"。由于"卮"与"觯"相通,"卮言"其实就是"觯言"。在这种背景下,酒器"滑稽"到人物"滑稽"的转化得以完成。滑稽原本是俳优的职业,在早期社会,俳优通常在取悦搞笑之际对社会现象进行反讽,有匡补之效;后来滑稽的娱乐性凸显,取乐成为滑稽过程中最为主要的目标。伴随这些过程,衍生出丰富的滑稽文献,这些文献包括从乐语到卮言、再到谐隐,其文体形态是多样的。整体上来看,滑稽风尚在早期文体生成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先秦“说体”的生成、类型及文体意义——兼论《汉书·艺文志》“小说”的观念与分类

"说"是先秦时期非常重要的言说行为,这种言说行为由于言说者的身份以及言说对象的差异而引起"说"本身内涵的重大区别。整体而言,祝官之"说"是一种仪式行为,它所指向的对象是神灵世界,而"解释"之"说"是以某种具体文本为前提的,"规谏"意义上的"说"所指向的对象是世俗的权力阶层。这些"说"的各种具体言说行为形成不同的文本,即仪式文本、解经文本及语类文本。《汉志》所录先秦小说在性质上可分为四类:一是《伊尹说》、《鬻子说》、《黄帝说》三种属于先秦的解经"说"体;二是《青史子》、《师旷》、《天乙》近于先秦祝官之"说"体;三是《周考》、《百家》近于先秦规谏意义上的"说"体;四是《务成子》、《宋子》属于先秦子书。《汉志》的这种分类其实是将"小说家"的学派观念与"说体"的文体观念杂糅在一起。

先秦“话体”的生成、性质及文体嬗变

先秦时期的祝官文献主要面向神灵,但有时也指向世俗层面,如《周礼》六辞。"六辞"中的"会"是"话"字的假借,因此"话"是一种指称"善言"的仪式性文体。祝官在早期承担训诫的职能,他们在工作中常常会积累辑集一些格言谚语以用于训诫。这些辑集的格言谚语形成话体。"话体"最初作为一种承担着训诫职能的仪式性文体,它属于祝官文献。随着史官群体及优人群体的兴起,产生了语类文献及优语文献,这些文献促使"话体"由神圣性文本向世俗化文本的转变。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一是"话体"为"语体"所继承;二是"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在殷商及西周早期一般用"话"来指称记言文献,这一用法在春秋时期被"语"体所取代。先秦时期重视讲说故事的"善言"性质,而话本及说话伎艺突出故事的娱乐性,这种由"善言"到"故事"的转化实际上反映"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

先秦格言传统及其文献意义

格言是短小精悍而又富有教益的语句,这一文体在先秦时期就已经非常活跃。格言的活跃与先秦社会的重言风气密切相关,当时存在的乞言、赠言这些重言仪式不但催生这种文体,也促使其盛行。格言这种文体在先秦社会除了发挥训诫作用之外,还具有很强的文献意义。大抵而论,先秦格言呈现散见式、汇编式、著论式、专书式这些样态,这些文献形式不但呈现格言体丰富多彩的存在样态,也为考察早期文献的生成提供清晰的范例。

先秦“家语”文献的编纂、分类及文体意义

语类文献是先秦时期非常重要的一种文类,它以载录人物言论为其基本文体特征。倘若采用不同的分类标准,语类文献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从编纂单位的差异来看,先秦语类文献经历了由"国语"到"家语"的演变过程,在"家语"阶段,又呈现大夫"家语"和诸子"家语"两个类型。这种演化主要是由先秦史官文献编纂意识及方式的演变与私学风气的兴起而造成的。从发展过程来看,"家语"改变"国语"重在以"国"为单位的编纂方式,它强调的是个体言论的编纂。这种编纂主要是基于"立言"乃至学派传承的目的。对于"家语"文献的探究,不但对于把握先秦语类文献的沿革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理解诸子文献的生成及其演变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论《法言》的制作及文体特质

汉代经学的师法、家法传统以及孔子的述作观念深刻影响两汉士人的著述活动,扬雄虽然未能摆脱当时这一主流之述作观念,但能够坦陈自身著述活动中“作”的成分,从而显现其在文献创制上的一种新的认知姿态。扬雄的模拟行为,主要缘于“述”之观念的影响,而其“述”的重点又在于经典的文本形式。不过扬雄接受经典文本形式,不是出于简单的效仿,而是希望借助经典文本形式所蕴含的文化精神,来更好地呈现自己的观念与思想。扬雄仿《论语》而制作《法言》,其真实目的在于追寻原儒的足迹,借助宗经、征圣的方式,把捉、阐释真正的成圣之道,实际上是通过《法言》的制作来建构真正的“道统”,从而实现自身王事实践的愿望。《法言》效仿《论语》的经典形式,在文体方面模仿的痕迹虽十分明显,但也存在较大差别。《法言》的命名显示扬雄有意拉开二者的距离,表明《法言》与《论语》之间并不是纯粹的模拟关系,而是具有自身的特质。

先秦散文文献生成的文体学考察

史传文献与诸子文献共同建构了先秦散文的发展,这些文献大都经历一个编撰的过程。史传文献的原初形态是档案文献,在文体上主要呈现为记言、记事的形态,史官根据现实的需要对这些档案文献进行整理、编纂,最终不但完成史传文献的编纂,也塑造其记言、记事及事语这些文体特征。诸子文献主要生成于私学教育,其源始文献大都与私学活动相关,但在编纂方式、文体形态方面继承"国语"文献与大夫"家语"文献所开创的传统,形成格言、对话、事语等多元文体。诸子文献中的专论体,则与私学教育下的阐释风气有关,往往表现为弟子对先生言论的引申解释。一般而言,史传文献在文体上沿着"记言体—记事体—事语体"演进,诸子文献主要遵循"语录体—对话体—专论体"的演进路径,但其嬗变过程比较复杂。整体上来看,先秦散文的发展,亦即从史传文献到诸子文献,二者之间有着清晰的承继关系。

论“语录”与“语录体”

语录是古代十分重要的一种文献,目前有关“语录”与“语录体”的含义、起源、类型、文体生成及特征的认识还存在分歧。“语录”与“语录体”是相关而又有差异的两个术语,二者有着较复杂的关联。“语录”可指文献,而“语录体”则是指文体,在此意义上,“语录体”从属于语录文献。不过“语录”也指文体,此时的“语录”可指专书文体,也可指篇章文体,而“语录体”则指专书文体,专书意义上的“语录”与“语录体”是一致的。由于专书文体是由篇章文体构成,故“语录体”也包含“语录”。从起源角度来看,“语录”先于“语录体”,“语录体”是“语录”发展的结果,是由《论语》创制的。从专书角度来看,《论语》开创的“语录体”呈现言、行两录的特征;从篇章角度来看,《论语》存在格言、对话、事语这些次生文体。《论语》篇章文体的形成主要缘于粘合、扩充、原文迻录、改造等编纂方式,而专书语体的形成则与编纂者自觉接受乞言传统密切相关。《论语》的编纂源于孔门实录,它们大都与教学相关,但《论语》首先属于儒家文献,此后成为经部文献,这就表明,“语录体”在开创之际就已呈现出教学之外的意义。

论《吴越春秋》的生成及其“传体”改造

汉代社会的修史兴趣除了重视本朝历史之外,也关注春秋古国历史的撰写,《吴越春秋》就是赵晔依据吴、越两国历史而撰写的一部史著文献。继《吴越春秋》之后,还出现其它类似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吴越春秋》的流传,但今本《吴越春秋》确为赵晔之作。今本结构存在两个特征:一是"内吴外越"的格局,这是延续"尚吴卑越"的传统;二是《吴越春秋》设置"传""内传""外传",这应该是受到《春秋》经传、《越绝书》等文献的影响,其中"传"无疑具有"经"的身份。这样,《吴越春秋》形成二重传释结构:一是居于"外传"地位的越国史事对吴国史事的诠释,二是吴国史事这一部分"内传"对"传"的诠释。不仅如此,《吴越春秋》在叙事上由追求事件的过程性向叙事板块转化,完成对《左传》以来编年体叙事的扬弃,从而呈现"纪事本末体"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