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专家型高管与上市企业绿色创新

本研究基于绿色专利数据和企业财务数据,构建2000—2020年A股上市企业的绿色创新数据库,人工识别86457个核心管理者的学历特征数据,通过计量模型探讨上市企业高管技术、学历背景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与机制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理、工、农、医学背景的高管从事研发的概率比文、商、法学背景的高管高出一倍。进一步控制核心高管研发背景、学历后,回归结果表明技术专家型高管对绿色创新及其效率依然有正向影响,具体影响渠道有二:研发资金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具有中介效应;所有制结构、企业规模和研发人员投入具有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大型企业为技术专家型高管提供了更好的平台,知识与研发结合后的复合型人才能在绿色创新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我国上市企业当前的绿色创新仍处于初期阶段。本文进一步采用了准自然实验的高管“换届”以及多种PSM方法对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结果均保持一致。

模拟南海大气环境下耐候钢腐蚀性能研究

目的通过室内模拟南海大气环境加速腐蚀试验,对比分析几种钢腐蚀性能优劣,为开发耐南海大气腐蚀用钢提供数据支撑和理论依据。方法分别选用Q235B,Q355和Q500q E三种材料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中性盐雾试验方法模拟南海苛刻大气环境对试样进行耐蚀性测试,通过试样表面形貌观察、腐蚀质量损失计算和电化学分析等手段研究其腐蚀行为机制。结果 Q235B表面最先被腐蚀产物完全覆盖,腐蚀速率始终大于另外两种材料。Q355和Q500q E表面膜初期起到延缓腐蚀作用,其中以Q500q E极化阻抗最大,腐蚀表面最为平整。结论模拟南海大气环境下三种试验钢耐蚀性能排序为Q500q E>Q355>Q235B。

中国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时空演化与出口增衰机制

利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出口数据研究分析中国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地理格局演变。研究发现,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在数量和出口贸易额呈现增长的趋势,出口产品以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辽中南地区,存在从沿海向中西部内陆地区、由核心城市向周边城市逐渐扩散的特征,外资企业出口国家也变得更加多元。构建出口城市-目的国面板模型,对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出口的增长和衰退因素分别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出口增长与出口衰退是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符合演化经济地理学、集聚外部性、邓宁折衷理论的研究框架。并验证了3个假设:第一,路径依赖产生的溢出效应对出口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一定程度上阻碍出口衰退。第二,本地实际情况在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的区位选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政策对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的发展产生影响,政策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新城新区新旧动能转换模式及实践探索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旧动能转换是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与实体经济升级的重要途径,是区域产业稳中求进、寻求突破的改革路径。理解新旧动能的内涵、明确转换模式、有序进行实践探索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着力点。在这一过程中暗含了新旧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为经济发展注入动力与活力。一方面,传统优势动能改造优化;另一方面,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提供新的内生动力,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贸易隐含碳转移研究

贸易将生产和消费连接起来,商品消费地可通过产品的跨地区调入,将与生产相关的碳排放与实际消费相分离,产生贸易中隐含碳排放转移的问题。本文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方法(MRIO),采用投入产出链接技术,将中国降尺度到30个省份(含4个直辖市),建立了“区域-国家-全球”多级尺度嵌套模型及相应的环境卫星矩阵数据库,评估了中国各区域及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商品和服务贸易中的碳排放,并对双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区域和行业流向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进行贸易时,国内生产碳排放大于国内消费碳排放,是隐含碳净出口国,属于隐含碳的“国内承担、国外消费”模式。韩国、印度是中国隐含碳的主要出口国家,俄罗斯是主要隐含碳进口国。在中国内部,沿海、东北、内陆、西北及西南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隐含碳依次减少,隐含碳排放平衡性具有区域差异性。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贸易隐含碳行业结构的分析结果显示,公用事业(电力、热力和燃气)是最大的隐含碳净出口部门,建筑业是最大的隐含碳净进口部门。研究结果识别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关键地区和关键部门,可为宏观层面制定低碳策略提供定量决策和理论支持。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贸易虚拟水分析

本文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建立了全球多尺度嵌套模型及相应的环境卫星矩阵数据库,测算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商品和服务贸易的虚拟水量。总体来说,中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进行贸易时,国内生产耗水量小于国内消费虚拟水,属于虚拟水的"国内消费、国外承担"模式,是虚拟水净进口国。俄罗斯和韩国是中国虚拟水的主要出口国家,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是中国虚拟水的主要进口国。研究表明,中国沿海、内陆、东北、西北及西南地区的国内外出口贸易虚拟水依次减少,在贸易虚拟水足迹行业结构中,农林牧渔业是最大的虚拟水净出口部门,食品及烟草行业、建筑业、其他服务业是位于前三的虚拟水进口部门。

高校党组织在全面深化综合改革中的核心作用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高校综合改革作为一项重大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需要党组织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以保障改革事业的顺利推进;同时,要在积极投身全面综合改革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更加牢固树立党组织在高校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文章从高校党建的角度出发,结合道路探索、思想引领、组织基础和实施保障四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阐述高校党组织在学校全面深化综合改革过程中发挥的领导核心作用。

深圳市建筑物碳排放脱钩及影响因素研究

建筑物碳排放是城市终端碳排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以深圳市为案例,首先对深圳市建筑物碳排放进行测算,并利用Tapio脱钩模型分析了建筑物碳排放的脱钩状态,进而采用LMDI分解模型对深圳市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深圳市建筑碳排放呈现持续增长趋势,处于弱脱钩状态,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单位居住建筑面积能耗值是建筑碳排放的主要增长因素,单位增加值的公共建筑面积和人均居住建筑面积是建筑碳排放的主要减缓因素。

碳中和目标下的国内价值链隐含碳与省级减排路线图设计

近年来,中国各地区经济联系愈发密切,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加深。但与此同时,省际贸易中隐含碳排放转移的问题也愈发突出,对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带来全新的挑战。基于拓展的环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本研究追溯国内价值链中各省的碳排放责任,分解刻画了贸易隐含碳沿六类不同价值链的时空特征,并基于人类发展指数,分区施策设计不同减排方案,模拟中国各省生产侧与消费侧的减排路线。研究发现,中国省际贸易隐含碳规模和重要性快速上升,省际贸易沿各条国内价值链的碳排放均有所增长,同时复杂价值链隐含碳排放实现了数量和比重的双重增长;复杂生产网络塑造了国内省际碳排放转移格局,已经形成了京津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南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等多中心碳排放辐射趋势;中国存在着普遍的碳顺差和碳逆差省份,各省发展水平存在一定梯度,凸显了在界定碳排放责任、制定减排路线时充分考虑价值链和省际贸易隐含碳的重要性。应对气候变化既是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大挑战,同时也是中国基本实现绿色现代化、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机遇。

西北典型工矿型城市街道尘埃重金属污染的环境磁学响应

以甘肃省白银市为研究区域,系统采集43个城区街道尘埃样品,并对其进行环境磁学和重金属元素特征分析.结果表明,白银市街道尘埃磁性特征以低矫顽力的磁铁矿和磁赤铁矿为主导,磁晶体粒径为较粗的假单畴(PSD)和多畴(MD)颗粒;样品低频磁化率(χlf)变化范围为(43.75~1 340.08)×10-8m3·kg-1,平均值为245.98×10-8m3·kg-1,与国内综合型大城市相比,白银市街道尘埃磁性矿物含量相对较低,但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布差异,表现为工业区高于带状交通区,带状交通区高于商业区,新城区磁性矿物含量较低;白银市各功能区污染源相对单一,工业污染对强磁性矿物的贡献占主导,污染程度空间分异显著.白银市街道尘埃样品中Cu、Pb、Zn整体含量较高,污染负荷指数(PLI)与低频磁化率(χlf)、非磁滞剩磁化率(χARM)、饱和等温剩磁(SIRM)、'软'剩磁(SOFT)相关性较高,且空间变化特征较为一致,表明反映磁性矿物含量的参数可以有效监测城市重金属污染,进而圈定重金属综合污染区域和范围,为进一步的城市污染治理工作提供快速有效的证据支持.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从微观企业的层面,利用2003—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建构面板,通过Tobit模型并结合实际案例,充分考虑了中国对非洲OFDI在行业结构、企业所有制、东道国空间分布上呈现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研究了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政府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非国有企业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中国对非投资聚焦的行业也逐步从地质勘查与开发等资源型行业转向了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中国企业在非投资的子公司逐步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计量模型结果显示,东道国的属性及其与中国的政治、经济邻近性共同决定了中国在非洲OFDI的空间分布;作为非洲投资的后来者,中国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往往选择投资不足、政治相对不稳定的国家或地区,以避免与发达国家的投资者正面竞争,并获得更大的利润;2009年以后,中国企业资源导向型投资逐渐减少,转变为以市场导向型投资为主。

中国出口贸易韧性空间差异性研究

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区域出口韧性表现出危机第一阶段(2008—2009年)的抵抗力、危机第二阶段(2009—2011年)的恢复力、产品结构转换提升力。论文构建了区域-产品层面的区域出口贸易韧性指标,通过区域出口贸易额、产品结构等不同层面刻画了金融危机后各区域抵抗力、恢复力的空间差异。实证研究表明:相关多样化产业结构不仅在短期可以增强区域产品的抵抗力,在长期还可以提高区域产品的恢复力并且助推区域产品实现结构升级;应急型税收政策短期内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缓解危机冲击,但其影响范围及作用时间均是有限的;外企出口占比高的区域产品对区域产品结构升级影响不明显,但加工贸易方式推动了区域产品在危机中的结构升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评价

长期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边缘,被动地纳入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正逐步改变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方式,积极主动地推进和建立更为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文章根据2014—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系数据及东道国属性数据,构建包括关系联系与东道国特征的评价体系,重点考察各要素时空分布差异,评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环境。通过对各国投资环境的聚类分析,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6大类,进一步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进行打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应继续巩固其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同时挖掘西亚北非、西欧、中亚部分国家的潜在投资机会,加强合作,实现互联互通。

技术专家型高管影响上市企业绿色创新

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3年第6期撰文指出,随着全球各地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绿色创新也逐渐汇人创新活动的主要范畴。通过探讨企业核心管理者特征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后得出一些研究结论。第一,20年来的绿色创新活动代表了更高技术含量的创新,但仅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在高科技行业和重碳行业创新中成为主流。随着近10年绿色低碳相关政策的密集推出和以往的技术积累,绿色创新展现出加速趋势。

贸易保护视角下中国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产品演化

由于世界各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博弈,中国产品出口经受着频繁的贸易摩擦、贸易保护壁垒和反倾销的冲击,这不仅影响本国经济发展,也影响外商投资者的决策。文章基于中国海关库2001—2011年的数据和WTO贸易保护数据,构建二值Probit非平衡面板模型,分析贸易保护与中国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时空演化特征,探讨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的产业联系及其溢出效应,与国际环境贸易保护措施的互动关系。实证结果显示,技术关联对产品路径演化发挥了重要作用,阻碍外资企业产品的退出,贸易保护与技术关联的互动关系表明贸易保护存在切断地方原有路径依赖联系的机制,贸易保护产生了削弱技术关联对外资企业产品退出负向影响的作用,贸易保护的消极影响,实际是一种路径解锁的过程。此外,进一步验证了外资企业不同产品类型与不同贸易类型表现出的异质性,量化说明了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嵌入本地市场程度不同,贸易保护对加工贸易的影响更大。

省域空间发展结构多中心演化与区域均衡发展

从单中心向多中心演化的空间发展结构深刻影响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文章利用泰尔指数、基尼系数与帕累托指数,测度了中国23个省域的不平衡发展水平与多中心演化水平,基于2004—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的二次项修正模型,实证考察了中国省域空间发展结构的多中心演化水平与区域发展不平衡水平的关系与交互机制。回归结果显示:(1)中国省域多中心演化与区域发展不平衡水平之间存在非线性正U型关系,但东部沿海省域能够较好地克服过强的多中心结构引发的资源争抢问题,呈线性相关;(2)空间发展结构对区域发展不平衡水平产生显著影响主要发生在2012年中国经济进入增速换挡期后;(3)省域多中心演化程度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作用会受到工业发展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人力资本等因素非线性调节的复杂影响。文章进而从空间发展结构规划角度提出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