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下灵活就业的内涵变迁与规制原则

近年来,新经济蓬勃兴起,催生了大量的灵活就业者,亟需对灵活就业进行合理规制。我国早期的灵活就业以被动型非正规就业为主要形式,以舒缓数量型就业矛盾为目的,可以采用相对松散的规制原则。而新经济下的灵活就业在就业动机、就业属性、就业质量以及劳动者权益诉求等方面均已发生转变,以主动型正规就业为主要形式,以舒缓质量型就业矛盾为目的,应采用相对规范的质量优先的规制原则。因此,必须加强对灵活就业的正规化管理,包括规范企业灵活用工,从实质从属性角度认定劳动关系,健全灵活就业者社会保障体系等。

数字经济下灵活就业的规制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的就业压力不断增大,灵活就业特别是数字经济下衍生的新型灵活就业为缓解就业压力提供了新的渠道。但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新型灵活就业对我国现行的劳动规制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劳动关系、工时标准、工资标准、社会保险以及集体协商方面存在明显的制度供给缺口。对此,基于数字经济下灵活就业的新特征,建议未来要根据实际从属性认定劳动关系;在保障灵活就业者基本权利上坚持底线思维;创新社保制度,探索与劳动关系脱钩、多方承担、差别费率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引导集体协商,以弥补在立法与现实中的差距;引导理性择业,为人力资本发展制定长期战略。

推动安徽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的策略研究——基于与中部六省的比较与实证

当前安徽正处于东西双向互动、对内对外联动的内陆开放新阶段,通过相关数据和理论模型实证,研究表明安徽省在承接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空间经济辐射能力和市场潜力方面均位列中部六省首位,基础设施建设位列六省前列,且出口优势工业产业最多。为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安徽须加强与长江经济带省份合作,接受区域经济辐射;借鉴自贸区成功经验,发挥市场潜力,推动对外深度合作;完善基础设施,营造良好投资环境;发挥比较优势,承接优势产业转移并拉长短板,加强区域合作。

数字平台就业是雇佣劳动还是合作关系——基于调查数据的考证

数字平台用工属性的界定是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和持续发展在劳工领域的体现,也是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从控制权的视角解构平台用工属性,以劳动关系争议较大的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和快递员为例,按照数字平台对从业者的控制过程、控制结果以及平台是否让渡控制权这一逻辑主线,并结合一项针对平台就业的专项调查数据考证发现,数字平台就业更具雇佣关系属性而非合作关系,但这一属性在不同工种间存在一些差别。对此,文章认为应从制度供给上规范平台的雇主责任,通过法律和监管双管齐下,加强对平台就业的规制,但也要根据不同平台职业的属性进行分类管理,不宜“一刀切”。

最低工资标准的消费效应分析

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刻画了最低工资调整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发现,最低工资上涨显著促进了居民消费,且这一促进作用主要通过强化居民未来预期收入来实现,而流动性约束的放松并不是现阶段中国最低工资上涨促进居民消费的主要原因。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最低工资上涨更能促进低收入家庭的消费,且在消费结构上显著促进了低收入家庭对健康和教育人力资本的投资,这说明最低工资不仅存在显著的消费效应,还具有潜在的人力资本提升效应。本文研究对于构建内源式增长模式、重新认识最低工资的经济效应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数字经济下平台就业能改善个体生育意愿吗?——来自专项调查的证据

工作和家庭的两难平衡是影响个体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利用2021年7~10月一项针对平台就业者的专项调查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下衍生的平台就业对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平台就业显著提高了个体生育意愿,特别是一孩和二孩的生育意愿,且这一促进作用在女性样本中表现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平台就业主要通过收入效应、平衡工作和家庭机制来提升个体生育意愿。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显示,平台就业对个体生育意愿的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城镇地区以及高中和大专这些典型学历个体。这些研究发现为通过促进更加灵活的就业形式来改善个体生育意愿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构建更加生育友好的政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赐福”还是“诅咒”:金融与实体经济的非线性发展

本文利用1996—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金融与实体经济的非线性关系。结果显示:(1)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金融过度发展出现在金融危机、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和经济下行时期;(2)存在有条件的金融"诅咒",即部门差距过大或金融效率不足;(3)区域差异对金融发展水平、部门差距和金融效率的容纳度存在异质性,金融资源丰裕的东部地区发生"诅咒"的可能性更低。进一步讨论发现,经济波动会放松对部门差距的约束,同时对金融效率的约束无明显差别,在经济下行期金融诅咒发生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关注金融面和实体面结构性改革,开展与企业相匹配的金融服务,加大对金融违法犯罪的惩罚力度,提升企业自身竞争力是实现"诅咒"转向"赐福"效应,促进实体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有效途径。

平台就业能改善就业质量吗——基于专项调查的分析

新时代劳动者对就业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平台就业能改善就业质量和劳动者福利吗?对这一问题,目前国内还鲜有研究。利用专项调查数据,从工资收入、劳动强度、就业保障、主观感知等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并与传统就业形态进行对比,我们发现,虽然平台就业的收入优势明显,但需付出更长的劳动时间代价,收入—闲暇替代效应明显。叠加工作环境、安全性、能力提升等方面的劣势,平台就业的收入优势并没有引致更高的就业质量。如何扬长避短提高平台就业的综合质量优势?对此,我们分别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规范的平台用工规范体系、培养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等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贬值预期对女性生育决策的影响——基于职业生涯动态视角的分析

人口负增长形势下,提振女性生育水平和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对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职业生命周期视角考察了人力资本预期贬值情况对职业女性生育决策的影响,并使用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O*NET数据研究发现,职业生涯中预期人力资本较早贬值将促使女性推迟生育,并降低生育二孩的概率。异质性分析发现,上述效应主要体现在由技能更新、工作竞争属性引致的外部人力资本快速贬值群体中;对于因体力限制、职业危害所致的内部人力资本快速贬值群体,相应影响并不显著。文章研究结论为理解当代职业女性的生育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合理开发利用人力资源、促进女性实现适度生育水平提供了经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