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离与纠偏:“孤证不能定案”规则的实践性反思

“孤证不能定案”作为我国重要的司法证明规则,其强调不能仅凭证据来源单一或数量单一的实质证据认定案件的定罪事实,该规则的理论型塑是基于认知论的原理和我国证据法理论的影响。但该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悖离规范目的、不当适用的情况,包括“孤证”内涵的不当扩张并侵害无罪推定原则,规则的僵化适用导致印证的“形式化”,过度强调该规则而对证据的收集、适用产生了负面影响。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我国传统司法证明理念和方式并不契合刑事诉讼事实认定机制、该规则规范结构存在局限性以及我国证据法程序性基础的支撑不足。对此应从树立“主客观平衡”的证明理念出发,完善该规则的适用原则和范围、确立以“实质证据+若干辅助证据”“实质证据+其他证明手段”的定案方式、强化诉讼程序对该规则适用的程序性支撑等三个维度进行纠偏。

论排除合理怀疑之“合理怀疑”

“排除合理怀疑”因“合理怀疑”内涵不清而陷入实践中误用、滥用的困境,因此亟待解释。“合理怀疑”的传统解释有三种进路,各有其局限性,也因此造成“合理怀疑”在司法适用中存在机械适用、适用严谨性不足的问题,乃至一定程度导致“证据裁判客观主义”复兴。故应立足法律实用主义,借助司法证明原理,考察“合理怀疑”在实践中的适用实例,对“合理怀疑”进行“怀疑”“合理”两个层次的解构。“怀疑”的适用前提是全案已经形成一定的证据体系,而“怀疑”的生成源点有基于证据体系所存在的矛盾和基于逻辑、经验而产生的疑点。“合理性”的判辨则需要从三个维度入手:一是应以刑事专业法官的认识能力为判断标准;二是从主客观两条路径对“合理性”进行证成;三是“合理性”应达致“指控事实不具有唯一性”的限度。

排除合理怀疑的过度客观化及其纾解

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过度客观化的倾向,无论是合理怀疑的判别还是排除,往往要求有客观充分的证据材料作为支撑,极大地压缩主观判断的空间。这种过度客观化的倾向存在不当加重控方证明负担、提升辩方不合理辩解成功率以及可能导致疑罪处理的僵化和证明简略化的问题,可能导致疑罪案件的不当处理。这种倾向的产生是基于客观真实证明观和冤案治理经验的影响、排除合理怀疑的实践效果与立法初衷出现一定程度的背离以及疑案裁断机制的不完善。对此,确立平衡型的客观证明机制、强化刑事推理论证和完善疑案处理诉讼机制可以对其进行纾解。

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二审程序参与权研究——以“杭州保姆纵火案”“张家口交通肇事案”为例

司法实践中二审法院对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是否有权参与刑事二审程序这一问题所持观点不一。"杭州保姆纵火案"二审时,二审法院拒绝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近亲属林某某以刑事诉讼当事人的身出庭参与庭审,其主要理由在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就此并无明文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