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以农民流动为视角

社会保障作为保证社会安全运行的公共措施，具有公共物品性质，全体社会成员都有权平等享受，而二元保障体系却恰恰与社会保障的这一陛质相违背。建国初期，政府出于财力等多方面原因，利用计划经济体制、城乡户籍制、同定的劳动用工机制等一系列相互配套的措施将绝大多数农村人口隔绝于社会安全网之外，这就实际上造成了城乡劳动者之问社会保障的“竞争性消费”格局，城镇就业人口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消费使得农村人口的此项消费成为不可能。

西方国家公共服务模式比较

西方国家和公共服务模式既有基本价值取向的区别，也有具体操作机制的区别。导致这些区别的原因有具体历史环境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中国应综合吸取不同模式的优势，以“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建设中国公共服务体系。

联邦德国行政管理改革透视

德国的改革不像改革的主流国家那样采用激烈的、激进的方法，而是采用渐进的方法。德国的改革具有行政紧缩和现代化的特征，并没有采取英国等国家更多市场化的措施，因此，德国的改革是对现存制度的改进。

上海市长宁区慢性病、艾滋病/性病防治中实施健康教育的成本-效果分析

目的 评估社区健康促进项目的成本投入与效果产出 ,为政府卫生决策提供依据。方法 对上海市长宁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行为危险因素实施健康教育 /健康促进的干预项目进行卫生经济学评价。结果 项目实施 5年间在干预社区累计投入 72 14 43万元。通过项目干预 ,试点社区居民有关疾病防治知识、信念、行为正确率比非试点社区居民提高了 4 2 6个百分点 ;相反 ,有关行为危险因素流行率却降低了 3 84个百分点。试点社区人群知信行水平每提高或降低 1个百分点 ,需追加成本投入 1 0 4元。同其他慢性病防治项目相比 ,本项目的投入是低廉的。结论 以社区为基础 ,用健康教育 /健康促进为手段干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行为危险因素 ,是一项控制预防疾病是一项经济。

公共组织动态的可控与不可控界限问题研究——基于混沌理论的范式

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混沌学研究,"将在确定论和概率论这两大科学体系之间架起桥梁,它将改变人们的自然观,揭示一个形态和结构崭新的物质运动世界。"[1]作为"新科学"的一个重要代表,混沌理论为公共管理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和视角。该文尝试在公共组织动态的可控与不可控界限问题上进行研究,引入点吸引子、极限环吸引子的收敛性和奇异吸引子的发散性博弈的理念,以期能够对当前国内外在这一问题上研究的缺失作出有益的探索。

毛泽东思想是乌托邦吗？--评《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专著《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作者是美国威斯康星一麦迪逊大学历史系教授莫里斯·梅斯纳（Maurice Meisnr）。梅斯纳是国际公认的现代中国历史权威，是西方研究毛泽东的学者中自由派的代表人物，发表过许多关于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著作。

寻根究底探“精髓”——《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研读偶得

《矛盾论》是毛泽东一生最主要的哲学著作之一,他在《矛盾论》中重点探讨了矛盾的特殊性,并且提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是辩证法的精髓的观点,不仅对中国革命产生过深远影响,而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哲学就是认识论——纪念《实践论》发表55周年

《实践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作,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基石之一。《实践论》鲜明地体现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曾经说过,他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哲学著作《实践论》,比他同时的其它哲学著作更重要。在40年代,当有人提出毛泽东主义体系时,他谦虚地说,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体系,对于我的思想,我自感还不成熟,唯一有点把握的东西就是我的认识论思想。1964年,毛泽东同周培源谈话时甚至提到,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①今天,重读《实践论》,可以看出毛泽东“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论断具有非常深刻的含义。

公共部门管理的政府定位和改革趋势

本文对公共部门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宏观层面的改革，主要研究政府在公共部门管理中的定位，力图解决公共管理部门权力高度集中，命令式、单一式的政府管理方式等问题。二是微观层面的改革，主要研究公共事业单位运用怎样的机制进行运作和经营等问题。

英国中央政府政务公开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英国的政务公开和政府改革密切相连,且发展曲折、内容丰富。因此,我们对英国政务公开的具体做法和经验进行研究,为提高我国政务公开理论和实践层次,推进政府管理创新提供借鉴和启示。

掌舵还是划桨?——中国行政管理取向思考

掌舵还是划桨?对于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不仅涉及如何认识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区别,同时也涉及行政管理学科的发展取向。本文将从掌舵还是划桨问题的源头开始追溯,进而从纵向和横向两条线索对于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的异同进行探索,最后得出关于中国行政管理发展取向的思考。

《矛盾论》研究55年

毛泽东的《矛盾论》从1937年发表至今,已有55年的历史了。在这55年中,对《矛盾论》的研究出现过四次高潮:即延安整风时期;50年代初《矛盾论》和《实践论》公开发表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新时期。然而从实质上分析,这55年又可分成两个阶段:在1977年之前的40年,基本停留于对《矛盾论》的注解和宣传;此后的15年,才进入实质性的研究阶段。因此,本文对于前40年的《矛盾论》研究只作简略回顾,对于后15年则作较详尽的评述。

简评斯塔尔专著:《继续革命——毛的政治思想》

J·B·斯塔尔的《继续革命——毛的政治思想》(以下简称《继续革命》)一书共分九章,顺序为'论冲突','论知和行','论权威','论阶级和阶级冲突','论组织','论参与和代表','论政治教育','论政治历史'和'论政治发展'。斯塔尔认为'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所围绕的中心是冲突或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变化等观点。'(第3页)他把毛泽东关于冲突或矛盾的观点归纳为四个要点:

实践的支点—读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

读布莱特雷·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Mao Zedong’s Political Thought 1917～1935》,以下简称《基础》)一书,引起我一些感想,现随手记述之。该书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作者是美国北伊利诺依斯大学的政治学助理教授。笔者曾翻译了该书的第一章,以《毛泽东的早期政治活动》为题发表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85年第1期上。后来《基础》一书屡屡被我国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们提及,它的一些章节也陆续地被译出,1988年最后一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上还刊载了该书最后一章的译文。《基础》一书竟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对我国学者产生吸引力,这表明了对该书价值的充分肯定。

周敦颐《太极图说》与朱熹《太极图说解》辨异

中国哲学史上,关于《太极图》和《太极图说》的争论是一件令人注目的事件。由朱熹给《太极图》和《太极图说》所作的注,在当时就引出许多不同意见。因此,关于《太极图》和《太极图说》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朱熹的注解与周敦颐的原意是否一致这个中心进行。后代学者的讨论也循这条线索发展,遂衍生成朱熹与周敦颐思想异同的讨论。这就引出三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朱熹的注是否符合周敦颐原作的思想?二、如果不吻合,朱熹为什么要进行修正?三、周敦颐的思想是儒还是道?

对《矛盾论》《实践论》解放前版本的研究

中国的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版了一大批毛的未发表过的著作,然而其中并没有《矛盾论》和《实践论》解放前的版本,这就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怀疑。他们怀疑这两篇文章是否在1937年写的,对于把毛作为一个哲学家持批评态度最激烈的阿图尔·柯亨在1964年就宣称:这两篇著作实际上是在1950年时写成的。因此,中国把这两篇著作说成是1937年写的,'看起来是一种欺骗'。都林和哥拉斯也对中国的说法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中国官方之所以要在这两篇文章完成的日期上作假,目的是要把毛说成在延安时期就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了。

毛泽东的早期思想及政治活动

在湖南时期,毛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和激进的学生领袖。但他当时所写的文章并未引起西方学者广泛的注意,但这并不是说这些文章不重要。一般来说,文章究竟是否具有民族范围和国际范围的意义同作者未来的作为有很大关系。因此。

哲学解释学和“六经注我”

近年来崛起的哲学解释学具有融会各派哲学之长，自成一家之言的趋势。本文试图运用解释学的方法分析中国哲学史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与朱熹的《太极图说解》的差异及其原因，以作为学习西方哲学，“洋为中用”的一个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