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科学”(四):大卫·凯里对伊恩·哈金和安德鲁·皮克林的访谈

伊恩·哈金认为,科学哲学家直到最近一直趋向于把科学当作一项理论性的活动,而实验被看做相对于理论而言的第二位的东西,仅仅是科学的仆役;实际上科学的许多方面是实验过程和改变世界,并且是建造工具去改变世界——它就是干预而不仅仅是理论化或者描述。在物理学中不会再有革命,因为在理论家和实验者之间的工作中,以某种方式发现了一种与世界一起工作的协调方式。在《建构夸克》中,安德鲁·皮克林给予实验在建立那些不同世界的角色一个新的重要性,其中的每个世界依赖于被选择的实验、被使用的工具及其结果如何而被解释;在《实践的冲撞》中,皮克林为我们描绘了科学家、社会和物质等各种力量相互作用,彼此冲撞,在实践的时间性中筑模和瞬时突现的开放式终结并循环往复的科学发生发展过程的丰富图景;他提出的新的本体论是把世界看做一个类似于生物学的发生、演化、转换、突显的空间,一个我们有必要通过发现、尝试各种事情而前进的地方——一个不是认知、控制而是发现的地方;在《另一种未来的示意图》中,他为科学展示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的可能性,并建议建立一门更为机智的、更为实验性的和更具自我意识的新科学。

“如何认识科学”(七):科学知识与政治——大卫·凯里对布赖恩·温的访谈

科学知识是如何被建构并被应用于公共领域的,是布赖恩·温一直关注的主要问题。他认为,科学的目的总是由社会情境所决定;知识潜在地是无限的,但在某一给定的时刻,我们所能涉足的知识却相当有限。因此,在某一给定的情境中,视什么为知识总是成问题的,而另外一个问题则是谁可以决定视什么为知识。这些问题通常完全是政治性的。也就是说,它需要一个判定标准以决定什么是有益的,科学家并不比其他任何公民更能胜任于提出这一标准。有关核能的公共调查——"温士盖调查"——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当下的基因学研究,已经用基因与复杂细胞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幅新图景,取代了全能基因的形象。介入这一复杂环境,不可避免地要求判定什么需要关注,而什么又可以忽略。

“如何认识科学”(十八):科学与隐喻——大卫·凯里对理查德·路翁亭的访谈

理查德·路翁亭反对将术语、模型和隐喻批发式地从一个领域向另外一个领域转移,但也承认来自某一领域的思想有时可能在另一个领域中起到建设性和创造性的作用。他总的世界观是:接受一个完善的理论并试图将它随便套在并不是为其设计的某一领域中是很容易的,但这不是发现真理的方式。他认为,隐喻仅仅是隐喻,是临时性的和有限的比较,而不是无夸张的描述;为了避免混淆,一个人必须清楚隐喻适应和不适用的方面;生物学家们过去喜欢DNA理论是因为它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简单的世界观,在其中他们可以拥有所有问题的答案。科学是一种社会制度,那些在重要性上不是科学共同体同行认可部分的研究是很难被涉足的,其现有的共识趋向于系统中的自我繁殖;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中,想去做不被认可的事,非议太多而机会很少。因此我们需要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认识。科学史是一种科学的社会结构史以及与社会结构相关的历史。过分夸张的隐喻扭曲了我们对科学和社会两个方面的理解。

“如何认识科学”(十一):科学与常识——大卫·凯里对萨耶·塞缪尔的访谈

萨耶·塞缪尔试图复兴一种对科学服从常识判断的理性说明。他认为,我们理解世界是通过我们的感官,感官也是我们维系于所予世界的方式;并且,只有承认我们拥有共享周围世界的天性,我们才能够发现我们的本性。常识是连接世界与我的心灵之间的通道。我们的思想,无论怎样抽象,总是建立在我们感觉经验的基础上的。科学在知识和经验之间造成了一种破裂。科学知识是创造性的、建构性的、有意而为之的,这些属性使得科学知识完全不像人们以前所依靠的常识并取代了常识。科学认识变成理性和所有恰当知识范式的象征。在塞缪尔看来,政治应该是每个公民都可以理解和体验的东西,否则,如果只有专家有资格发表观点,那么普通公民就被剥夺了运用判断力的任何机会。我们急需一种所有公民都能参与"什么对于我们是好的"问题讨论的语言。萨耶·塞缪尔想要挑战科学对理性的垄断,恢复常识的尊严并限制科学的应用。

“如何认识科学”(十二):科学的世界与感观的世界——大卫·凯里对大卫·艾布拉姆的访谈

大卫·艾布拉姆认为,我们都生长在一种深深地决定和约束我们判断力的文化中。我们被一种非常深层次的科学理解所决定,并且这种决定的主要作用会使我们不相信我们的感觉。对于处于技术科学共同体中的公民来说,真实的世界并不是我们可以触摸和体验的;它是一个通过粒子物理学或射电天文学所揭示的世界。艾布拉姆相信,我们应该从对技术的着迷中摆脱出来并如实地回到感官世界中;真实的世界是我们可以触摸、感受、听到、闻到和看到的;科学只是它的抽象或图解,除非回到感觉的体验,否则我们无法了解科学。他认为,这种对感觉不信任的根源深深地根植于科学史中,它实质上定义了我们所称为的"科学革命"。艾布拉姆想要恢复科学的卓越并把它作为有能量的、有用的但仍然是第二位的知识形式放到它恰当的位置上,认为科学作为一种立场,有它的地位和益处。他反对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其中科学超越感觉经验并使我们疏远于自然的世界。他希望最终回到感觉世界的家中。

“如何认识科学”(十):歌德与牛顿科学观之不同及其在当代物理学中的体现——大卫·凯里对亚瑟·扎荣茨的访谈

与许多浪漫主义诗人对他们时代的科学进行尖锐的指责不同,歌德对待科学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感觉经验的认识方式。歌德认为,科学的最高境界是认识到,真正的理论源自所有的事实;现象本身就是理论,超出现象就会一无所获。他在色彩理论研究上花费大量时间,研究方法与牛顿完全不同:牛顿在寻找一个假说,它是关于光和色彩的终极属性的假说;歌德期待通过个体的直觉体验能够到达任何抽象事物的真实本质。歌德认为,牛顿通过公理、数学公式、模型、选择性的实验等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方法是人为的、没有希望的;相反人们应该沿着光和色彩的效应的历史进行研究。扎荣茨认为,当我们像现代物理学那样把世界越来越抽象化的时候,它们也开始摆脱我们判断生活之美学和道德维度的正常基础;我们需要把那些科学发现以某种方式重新植入我们的生活。科学是对难以穷尽的实在的一种鲜活体验,我们可以通过沉思和冥想来扩展我们的认识能力,以便使经验得以扩展,以便解决模棱两可的量子式难题,并在自省和沉思中开始新的体验。我们必须认真对待量子世界中模棱两可的哲学挑战;好的原创科学就是以歌德描述的方式在发展的,包括牛顿的科学。

“如何认识科学”(三):大卫·凯里对玛格丽特·劳科的访谈

生物学与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不仅能解释生物学,而且可以重塑生物学。在地域、环境、历史、传统和观念等方面,都表现出生物与文化的彼此交织和互相影响。这种联系和影响也进一步拓宽了生物学和文化研究的新领域。

如何认识科学(二十):科学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大卫·凯里对迈克尔·吉本斯、彼得·斯考特和珍妮特·阿特金森·格罗让的访谈

迈克尔·吉本斯将始于19世纪中后期德国、后进入美国大学的、以学科为基础的科学研究方式称为模式I科学——诸多学科构成一个层次结构,物理学是其首要的和最基础的部分,特征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明显不同以及各门科学在严格等级制度中的安排,学术科目是科学被组织和科学家们被社会化的场所,这样的科学是"传播"而不是"接收";将始于二战后的、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和核心的应用科学研究方式称为模式II科学——商业部门、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都做自己的研究,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反向交流和日益增长的整合正在推动着科学的改变并使之成为一种情境化的科学,特征是不确定性和学科界限的消失。旨在推动科学家们看到他们的工作效用、试图在科学研究与产业之间强制联姻的加拿大国家卓越中心计划,虽然对加拿大科学在其发展方向、拓展其研究范围和雄心方面,确实产生重要的改变作用,但它的运作并不好。出于其快速获得经济回报的贪欲,政府试图将所有知识强行纳入狭隘的功利主义模式中,是危险的。

如何认识科学(十七)：科学与科学共同体--大卫·凯里对彼得·盖里森的访谈

彼得·盖里森用更为实用主义、更加多元的观点来界定科学。在他看来,科学中的每一亚文化群体都是独特的,拥有自己的工作方式、知识体系、证明形式;但这些亚文化群体也进行沟通,在他所称的"贸易区"内相互作用,在其中,解决分歧,协商出共同的术语。这是一种新科学形式的创新。科学是相互联系着的,但它的联系更像一个环形物而不是一个要么在底部要么在顶部有唯一起点的金字塔。科学既不是一个简单的统一体也不是一系列间歇性的利益,而是更为复杂和分层的事情,其中的物理学,是与哲学、工业、战争、技术和其他科学纠缠在一起的。科学中的客观性概念,有其变化、发展的历史,反映了不同时期科学家思考世界的方式。科学绝不是如此纯粹或如此均匀的一件事情,科学一直在持续地变化和改变形式。如果人们能够或被引导而认识这一现实,那么就可以减少他们对今天科学变化的焦虑。

“如何认识科学”(十三):科学与性别——大卫·凯里对尹夫林·福克斯·凯勒的访谈

尹夫林·福克斯·凯勒致力于科学和性别的意识形态以及二者是如何历史地交织在一起的研究。她认为,科学与性别交织在一起,既扭曲了科学也取消了女性的科学家资格,因为它使对自然界的认识变成人类社会关系的一种想象。"科学是男性的,自然是女性的"这一表述,不仅是一种措辞,而且对几个世纪以来如何设想科学和如何做科学起到了一种塑造性的影响。我们总是需要通过语言,用我们确实知道的、我们能够构建的语言,去提供一个认知的框架。她想让科学摆脱性别,设法超越用性别范畴来认识科学的方式。她以生物学家对基因概念的认识和赋予它含义的措辞的变化来阐述她自己的观点,认为基因概念带有太多的负载、太多的不再适合实际情况的假说,变成一个严重误导大众的术语。因为科学从自身利益考虑而将其呈现在公众面前,以便服务于它自身的需要。她认为,科学一直在快速地变化,其术语不得不伴随其变化而改变。

“如何认识科学”(二十二):“发明”创伤后应激症——大卫·凯里对艾伦·扬的访谈

艾伦·扬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在某一"认知文化"内被制造的,这种认知文化决定着什么是值得他们的成员知道以及如何知道的。伴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精神病学家发明并制造了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症状的创伤后应激症。它最初来自对越南退伍老兵具体历史和档案情况的诊断,最后变成一个在不参考具体历史情况下就有识别和应用能力的普遍化的通用范畴,成为描述遭受精神创伤性疾病的通用语言。对扬而言,所谓的非科学不是一种固执地坚持已被证伪假设的方法,而是无视在自我辩护过程中已被证伪的假设得以保留的事实;真正的科学家与术士的不同在于一种专业的怀疑主义以及对我们用认知文化处理事情的清醒意识。

“如何认识科学”(十五):科学与自我意识--大卫·凯里对芭芭拉·杜登和西利娅·萨默斯基的访谈

杜登认为,基因有在整体中、在每个细胞中重新定义主体人的能力;基因学属于非具体化、非实体化的历史范畴,属于回答"我是谁"问题的你自己定位的历史,基因已成为"我是谁"问题的答案;基因通过风险意识被植入人们的体内而组建特洛伊木马病毒,并通过医学实践改变着人的生活方式;基因是一个科学的建构物,并不涉及我们的信念,当这样的科学术语进入"平淡日常语言"中时,就具有一种迷惑人和误导人的效果;真实的"我"和"你们",是根植于感官中的,而不是在科学建构物的基因中。萨默斯基聚焦于遗传咨询,认为在经验世界与统计学的可能性世界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遗传咨询和基因扫描混淆并合并了二者的不同规则,其结果会让经验失去其原来的性质,让孕妇承受她们不能控制的潜在风险和责任而作出打胎的决定。在这方面,基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性的功能。

如何认识科学(十九):科学与社会系统--大卫·凯里对露丝·哈伯德的访谈

露丝·哈伯德认为,科学并不总是好的,它导致了武器、化学物质、毒气等诸多的危害,科学造成了科学是社会制度一部分的事实。过去的科学遵循它自身的议程,明显没有社会的或政治的议程推动这项工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正在被改变,科学家所发现的东西时常是他们想要去寻找的东西。社会结构至少以两个主要方式影响科学:首先它粉饰了我们对自然界的感知——将我们对社会安排的理解映射到自然界中;其次它影响占据首要地位的科学——从社会认为值得做的意义上——的选择问题。基因交换在殖民地和实验室中大规模地做到了,基因学家依照好像他们能预言结果和预知其是否有益的方式行事。科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变成现实。新技术已被迅速和不加鉴别地应用,这相当于在人身上做实验。从某种意义上看,基因技术的发展不是为了公众利益,而是为了私人利益;生物学已变成大企业追逐利益的场所。科学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的一个创造物。科学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系统有关,它是政治;作为一个科学家,你真的无法摆脱它。

“如何认识科学”(十四):科学管理与加拿大鳕鱼业的兴衰--大卫·凯里对迪安·巴文顿的访谈

19世纪80年代,加拿大鳕鱼被认为不可能捕捞殆尽。在科学介入鳕鱼业之前,捕捉鳕鱼是基于鱼钩和鱼线的捕鱼方式。自19世纪50年代起,随着工业资本经济的发展,科学家对鳕鱼的种群和最大可持续产量进行了界定。自19世纪晚期起,新的捕鱼工具和方法得以引进,小型拖网渔船的使用引起了捕鱼业规模的真正改变,因为其使用的广泛性和持续性,1968年鳕鱼的捕捞量达到了顶峰,之后捕鱼数量急剧下降,引发了捕鱼业的危机。加拿大政府为了解除这一危机,通过建立和管理专属经济区和渔业现代化,使得大规模鳕鱼捕捞业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得以恢复;但是因为科学预测出错、科学家轻视渔民看法等原因,80年代晚期,加拿大渔业已经无鱼可捕,继而导致了1992年渔业的崩溃和停止。针对渔业科学管理的失败,渔业学家迪安·巴文顿提出应该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看待鳕鱼及其生存环境,认为应该回归传统的捕鱼方式,以此维护鱼类生存、保护渔民正直品性。

“如何认识科学”(二十一):科学与世界观——大卫·凯里对克里斯多夫·诺里斯和玛丽·米奇利的访谈

诺里斯认为,虽然世界确因人类的干预受到影响,但无论如何,这个世界在非常大的程度上都是坚实地独立于我们对世界所知道或声称所知道的存在;那些认识上相对主义、怀疑的后现代主义的反实在论思想,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道德上是极具腐蚀性的;实在论绝对必要的根基是这样的观念:使我们的陈述、假说和理由正确或错误的东西是事物立于实在中的方式。米奇利认为,我们的全部思想不得不处于一种富于想象和充满情感的状态,我们就在这样的状态中理解事物;科学只要试图表达,就带有这种叙事手法和情感色彩;科学家即使只承认赤裸裸的事实,依然是在讲述一个自我演绎的故事,他们已失去对自己思想局限性的良好意识,他们给予的是他们自己的道德和政治偏见;科学将永远不可能强大到不再需要神奇。所以,科学家在选择他们想要告诉的故事时,要更有意识和更为小心;只有首先改变我们的思想,特别是关于我们自己是什么的思想,我们才能改变现实。

“如何认识科学”(二十三):弦论与当代物理学的烦恼--大卫·凯里对李·斯莫林的访谈

1984年,弦论中的关键性难题得以解决,理论物理学界对弦论表现出一种近乎"像狂热信徒一样的气氛",弦论因此在许多最重要的研究机构中处于一种主导地位;但是,弦论不能产生可检验的预测,却发展出一种集体审议的形式从而抑制了自由和独立精神。并且,这一假说的发展演变成一个学术产业,垄断资源,排斥可供选择的其他方法。斯莫林对这种状况的发生给出了说明:一是弦论的弱点(它的弹性,它以无数的理论形式存在)同时也是它的长处,没有可检验的预测,它永远不能被反驳;二是物理学中实用主义的转向产生了难题的解决者;三是人们通过机构和资助科学的方式培育了弦论的霸主地位。许多科学家对研究领域之外的东西知之甚少,对于该领域之前的历史和文献也毫无所知,这妨碍了他们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他主张恢复在哲学上更为冒险的思维形式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

“如何认识科学”(二十四):科学知识与智慧--大卫·凯里对尼古拉斯·麦克斯维尔的访谈

麦克斯维尔认为,没有智慧的科学知识或者说没有文明的科学,是非常危险的。科学已遭受"理性主义神经症"的压制,伪装成一个无私追求知识的人,声称既不制造也不承认任何假说;但事实上科学错误地识别了其理智目标,建立在不能自我批判的信念基础上,并自我保护地根植于科学制度中。他的批判理性主义的总体思想是:在一个较高的层级形式中描述我们的目标,以便我们能根据我们所经历的成功和失败来改进我们的目标和方法,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这需要科学的方法、批判的理性精神、科学的自我批判和公开行动,而不是理性的暴政。因此,"我们需要一场在学术探索的目标和方法上的革命,从而使其基本的目标成为通过理性的方式而增进智慧,而不仅仅是获取知识"。

“如何认识科学”(二):大卫·凯里对罗琳·达斯顿的访谈

好奇心在中世纪是一种罪恶,但从16世纪开始它变成了一个现代的美德,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奇迹(wonder)并使之从科学探究的边缘转到中心。在欧洲各国刚成立的科学院中充满了关于奇迹的报告。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情况发生了改变,科学研究开始寻找自然的规律性。这时理性对经验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形塑它,修剪它,选择它,以便发现在所有变化的表面下面隐藏的规则。客观性有自己生成和变化的历史。现在,谈论一个先在的自然然后再试图忠实地去描述它,已不再有意义;唯一有意义的是谈论描述本身——一个客体的创造——通过形象化客体这一真正行动的制造。科学真正卓越的是它创新的能力。

“如何认识科学”(九):生物学新理论及其与科学权威之争——大卫·凯里对鲁伯特·沙尔卓克的访谈

鲁伯特·沙尔卓克以自己的方式理解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他向往"有关生命的一种新科学",认为一定有某种赋形的"场"赋予每一生命体以适当形状的记忆,他称之为"形态基因场"。他提出"形态共振"的想法,认为每一物种都有某种集体记忆,并随时随地地影响着所有后来的、类似的生物。概括地说,所谓的"自然定律"更像是习惯。他认为他的理论提供了一种科学立论上的突破点,即:先天与后天的关系和习得性特征的遗传。他在有关心灵场的理论中认为,我们的意识能远远地延伸到我们心灵之外,类似于心灵之间准心灵感应的联系可能是存在的。他用他新创立的理论对抗陈旧的科学权威,试图将更为人性的关注引入制度化的科学世界中。他希望把民众参与看成是科学革新的一种方式,希望科学从机械论、还原论以及科学定律过时的比喻说法的呆板掌控之下解放出来。在他看来,当代的科学发现已经给我们充分的理由来回归到"自然是鲜活的"这一信念之中。

“如何认识科学”(一):大卫·凯里对西蒙·沙弗尔的访谈

科学家关于世界所说的、关于世界所达成的一致、发现事物是怎样的——这些事情都有一种社会建制的特征,因而应该用其他社会建制被分析的方法来加以分析。《利维坦和空气泵》一书,就是对那些被实验所确证的、被视之为当然和明显的事实进行这种分析,以探询它们事实上是被如何确立的以及人们如何就此达成共识。科学既不是烹调术,也不是天使的精湛技巧;科学的成就不在于它的怀疑主义,而是它创造和维持信任的能力;科学家更像是有技术的工匠而不是圣人。科学知识并不是自然界真实的反映,而是人类的产品;一些事情被制造出来并得以维护。于是,这一洞见使得原来所持有的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观点被大大削弱。科学开始趋向于作为内在于社会的现象而被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