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文学与世界文学——与大江健三郎谈文学

王新新：您主张无论是日本文学还是中国文学。都应加入作为世界文学一环的亚洲文学当中。您所说的亚洲文学具体来讲包括哪些内容？亚洲文学应该怎样实现与世界文学的平衡？

来自“晚期工作”之现场——在“国际视野中的大江健三郎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今天,能够参加由中央研究院文学哲学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共同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作为生活在当代世界的一名知识分子,我既兴奋又感激。我曾收到本次大会筹备工作人员的一封信,信中提及中国大陆与台湾海峡两岸的文学研究者们将齐聚一堂,展开讨论和交流,这其中"两岸的文学家、文学研究者们"的提法,令我深受感动。

小说作者大江健三郎与长江古义人的对话--《奇怪的二人组合》三部曲作者自序

自我开始写作小说以来,及至明年春天,便是五十年了。此前,我不曾拥有制作特别装帧版的经历,这次却在亦为朋友的编辑们鼓励之下,烦请我们的“书籍装帧巧匠”菊地信义先生设计了装入函套里的这三卷本。函套里的作品是《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和《别了,我的书!》这三部曲,也是因为这三部曲没能得到总括起来的整体性评论而心有遗憾,在为这三本书作设计的过程中,便制作了一份小册子,让作者同与他重叠的小说人物在对话中坦率地探讨彼此。

“大江健三郎人生成长散文系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2月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在晚年开始记录自己坎坷的一生,为了把以往的人生经验和智慧告诉人们,特别是他所认定的"新人",也就是象征着希望和未来的青年们,他陆续写下了《在自己的树下》《康复的家庭》《宽松的纽带》《致新人》这四本随笔作品。他一直期盼着"将来有一天能够把这四本书汇编成一套系列丛书,被中国的孩子以及年轻的父母们所阅读"。这四本书都从他和家庭、孩子的关系切入,探讨亲情中细腻幽微的一面。同时,他也深入反思了诸如核战争、家庭教育等一系列的大问题,体现了他宽广的人性关怀。

大江健三郎——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北大附中的演讲

我是一个无力而又年迈的小说家，只是我认为，小说家是知识分子。这是三年前因白血病而去世的、我多年来的朋友、美国的文学研究家爱德华·萨义德的观点。被称之为学者、新闻工作者、小说家、诗人、音乐家和画家的那些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用自己一点点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技能从事着工作。

北京演讲2000

在我身上，同时存在着不得不深入自我内部的倾向和试图向社会、向世界开放自我的态度，这造就了我的文学。我在萨特身上学会了参与社会，不断重复着回到个人内心这个课题同向社会、向世界开放自我的课题相结合的原点后再重新起步的循环。这也是一个“包含差异的重复”。自《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与中心对抗的边缘“根据地”的模式，并借助米哈伊尔·巴赫金的荒诞现实主义理论，开始有意识地强化这种小说的方法。在探讨某个国家某个时代文学的丰富程度和广度、深度时。“Capability”和自由的概念是行之有效的标准。尽管在看法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我依然从现、当代中国文学家们的步伐中看到了巨大连续性。《老井》和《红高粱》等恢弘的长篇显示出了中国小说家们的才气、方法和能量，同时也显示出．中国未来应该实现的“Capability”是丰富、广大和深远的。

中日作家鼎谈

为出席"二十一世纪最佳外国小说奖"颁奖仪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名誉研究员大江健三郎先生于二○○九年一月十五日至二十日访问了北京,抵达北京的翌日晚间,便在外文所所长陈众议教授等人陪同下,与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和作家莫言等友人欢聚一堂。现由大江健三郎文学的研究者和翻译者许金龙教授将这三位作家的谈话翻译并整理出来,以供我们的读者欣赏和参考。

“我已经不能重生,但是/我们却可以重生”

面对现实、正视现实是需要勇气的,从根底上彻底重新考虑人的未来行为也是很困难的,但对将来不能丧失希望,要具有"作为意志行为的乐观主义"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够说:虽然死者不能重生,但生者却可以重生。

文学应该给人光明（《南方周末》2002年2月28日）

大江：我在柏林自由大学当教授时，让学生阅读《天堂蒜台之歌》，英文版名字叫《愤怒的蒜台》。大家对这部作品十分幽默的描写，比如把蒜台踢来踢去的滑稽场面都非常欣赏，这里既有对现实的批判，又有独特的文学品味，作为读者，我们都感受到你对农民的坚强信念，对你这类题材的小说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这五十年与我的文学

27年前,即1968年——大概处于现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间——我有幸得到一个机会来哈佛演讲。我想告诉你们我当年访问的一件往事。

日本的民众意识

万国博览会仿佛描绘了一个巨大的幻影,使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积极参与了进去。它的开幕式盛典,我是在电视里看的。一来,是我感到,现在,这一时刻,冲绳有很多人在看着同一电视画面,他们来自冲绳的视线进入到电视显像管中,会穿过万博会的全景,传到另一个显像管前面的我这里。二来,其实只好说是美好的期待吧,我希望不错过这个机会。

家家如此

一写这篇文章,我再次引用了长子大江光写给他母亲的生日贺卡上的话。阿光在贺卡的落款处标有"二十六岁",这意味着,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此间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情,特别是同我们一起生活的岳母,由于大腿骨骨盆附近的地方骨折,住进了医院。尽管她智力的衰退是有目共睹的,但腿脚还算利落,所以依然会经常快步往返于门厅和大门之间。

时代赋予我主题

小说家生活在某一时代——当然别人也都生活在那一时代——时,都要写一写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个我。然而我想,小说家不正是这样一种职业吗,他要写时代本身,并最终表现时代的本质。对此我会具体讲到,但我先举个例子,这是我今年经历的事情。

日本属于冲绳

我为什么去冲绳?你为什么来冲绳?来自我内心的诘问和来自冲绳的拒绝,常要将我撕裂。这两种声音同时说:懒鬼!饭桶!接着又继续追问:去(来)冲绳就那么容易吗?我暗想:不,对我来说,去冲绳并非易事。每去冲绳,我都会感到它拒绝我的力量在日渐增强。形成这种拒绝压力的,是历史,是现状,

日本战后文学之我见

在我看来,日本战后文学、战后文学家这个字眼时常是深刻的、激烈的、尖锐和令人深思的。它有着自身的“含义”。在我的同龄人当中,不乏对这一字眼毫无反应或反应迟钝者。而我对这一字眼的“含义”的理解也许带有极端的个性。尽管如此,继法国之后而先于美国成长起来的日本战后文学家及其战后文学,在我的心目中从来就不是“幻影”。 1932年出生的石原慎太郎和1933年出生的江藤淳几乎都与我同龄。在为《新日本文学》增刊举行的座谈会上。

面向“作为意志行为的乐观主义”——在世界笔会“灾害与文化”论坛上的演讲

1首先,我要向组织这次世界笔会论坛的日本笔会筹备委员会的各位成员表示敬意。此外,我要向来自海外的各位出席者表示谢意。同时,我期待着与我所敬爱的、久别重逢的作家们进行交谈。

超越国界的文学

地点:北京,莫言私宅时间:2002年2月10日下午前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访问中国,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大江热,当记忆尚未完全消退的时候,大江又悄然来到中国。与前次不同的是,这次纯属私人性访问,访问他心仪已久的中国作家莫言。虽然他与莫言相识在两年前,可神交已有十数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