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以顾颉刚在民族问题上的情感与理智为例

顾颉刚的民族思想,交织着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他早期的古史辨史学,尽管有理性的一面,但其个性、情感及五四运动的氛围等非理性因素,是其走上疑古反传统激进道路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顾颉刚反思其古史辨民族话语并转变疑古反传统立场,不过,在一些非正式场合关于民族问题的谈论中,偶尔仍表现出古史辨的倾向,其中不无学究偏见和情绪化。但总体来看,顾颉刚的中华民族研究坚持以理智指导情感,实现了情感与理智的统一。其中华民族研究经历了从打破“中国民族出于一元”到建构“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转变,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也由怀疑批判转向理智的认识与热爱,从反传统的民族主义者,转变为重传统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及实践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是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民族团结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国家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历程中,创造性地提出强调民族间情分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这一思想及实践,在民主革命时期,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推动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实现,在改革、建设和复兴的各个历史时期,继续发挥着民族团结与社会整合作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深入总结党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形成、发展过程和宝贵经验,分析其理论和思想基础,对推动新时代民族理论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费孝通的共享发展思想与新时代的共同富裕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成为制约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因素,实现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必然选择。费孝通在其学术生涯中,对共享发展及其实现路径有许多思考与探索,尤其在阶层、城乡、区域、民族和人类共享方面有丰富的思想。这些思想对实现新时代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启示。深入挖掘和发扬这些思想,在实践上有助于推进高质量发展,解决城乡、区域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差距和全球不平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论上有助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和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中国农民职业化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的分析

农民的职业化意味着农民从"小农"向"职业农民"的转变,实现农民职业化对中国农业和农民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CGSS2010调查数据构建的中国农民职业化水平指数分析表明,当前我国农民职业化水平还较低,农民职业化依然任重道远。城乡二元结构、现行土地制度和农民素质是农民职业化的主要制约因素。当前,实施以推动农业剩余人口转移为根本任务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创新土地流转推动土地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构建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制度体系,是提升我国农民职业化的主要途径。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国家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使得西部民族地区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但这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总体较低的局面尚没有得到彻底扭转。自然环境、国家发展政策和制度安排、文化教育落后和人才资源匮乏、制度尤其是非正式制度等方面的因素,都制约着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社会资本视野中的乡村社区发展

当前,中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中国的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带来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可以说,新世纪新阶段,我们所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社区作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平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沿阵地。通过社区建设促进社区发展进而促进社会发展,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在中国当前社会大变革时期,社区作为社会转型所引发的各种矛盾、问题的交汇之所,社区建设理受到了执政党和政府及社会方方面面的高度关注及重视。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重大战略部署。正是基于社区建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殊作用的认识,我们特别组织了这个专题讨论,约请五位在中国社会学、社会工作等学术领域有一定造诣的知名学者或后起之秀撰文从不同视角对中国大变革时代的城乡社区及少数民族地区建设与社区发展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视角比较新颖,所提出观点和思路富有启发性。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及其在我国的现实意义

哈贝马斯在 80年代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 ,其实早在他 60年代初的著作中就有了萌芽 ,他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整体思路是 :“公共领域”于 18世纪在西方社会开始出现 ,但随工具理性的过分扩张 ,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统治使“公共领域”渐趋衰落 ,交往理性受到压制。要化解现代社会的危机 ,根本出路在于重建交往理性。本文指出 。

费孝通的“和而不同”与“天下大同”思想--兼论民族研究的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

受多元文化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对费孝通的"多元一体"、"和而不同"与"天下大同"的思想和理论,人们有许多认识与解释上的偏差,如强调"多元"、差异或"不同",而忽略其理论中"一体"与"和"的方面,这种误解与曲解,不仅造成认识与理论上的混乱,对现实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也有不良的影响。对于这些认识与解释上的偏差,需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加以厘清和批判,以促进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和文化之间关系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

论小农经济和“三农”困境的突破口--兼评“小农立场”

小农经济作为中国长期以来的主要农业经营模式,有其历史和现实合理性。在当前经济社会结构已发生重大转变的背景下,小农经济模式面临巨大挑战。那种关于未来中国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出路仍在于小农经济的认识与主张,与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变迁的实际不符,也难以从根本上化解"三农"困境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推动以城乡二元体制转变与农村土地制度完善相结合的改革,要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减少农民和农户数量;要以土地流转等多种途径与形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形成大农、小农、农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多元经营主体并存的现代农业体系,同时积极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

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民族认同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给世界各国、各民族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造成了民族认同危机等问题,如国家认同意识的下降、族群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问题国际化等。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公平、合理、开放的社会结构,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从而促进各民族的社会整合、增强国家认同,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

小城镇依然是大问题吗？--费孝通城乡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启示

面对当前中国城乡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与困境,不少学者以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为依据,认为小城镇依然是中国城市化和城乡发展中的大问题。这种观点,不仅有悖于费孝通晚年思想的变化,而且对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战略会造成认识上的混乱和实践上的误导。实际上,费孝通的中国城乡发展道路思想,经历了乡土工业—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区域经济开发—多元城市化道路的演变历程。费孝通始终以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为基础探索中国的城乡发展道路,并根据经济社会变迁实践不断反思、修正和丰富自己的认识,体现出高度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学理论自觉意识。费孝通城乡社会学基本观点、方法及理论自觉,对分析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中的重大现实与理论问题仍有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乡村集市转型迟滞的原因分析

市场的兴起与转型对社会结构转型有着重要意义,中国历史上制约传统集市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因素主要有土地制度、专制控制、地理环境和人口压力等方面。今天中国乡村集市转型的迟滞,一方面是由于乡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相对低下;另一方面,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现代产业部门和城市转移遇阻的情况下,只能利用集市等传统经济部门寻求生计,这是当前中国乡村内卷化的主要表现。

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分析

社会资本理论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一个国际性学术热点话题,它是一个由社会学家率先提出,而后被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法学家广泛采用并用来解释和说明各自研究领域问题的综合性概念和研究方法。目前学界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其功能及如何测量的探讨上,而忽视了对各种社会资本及其产生和变化的影响因素与机制等方面的分析。而只有深入分析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如社会互动、文化传统、社会现代化转型、第三部门和国家等)及其机制,才能为在实践中培育、维持或改造社会资本提供理论依据。

施坚雅乡村市场发展模型与华北乡村社会转型的困境——以河北定州为例

由于地理和交通条件制约等因素,中国长期处于以传统集市贸易为特征的自然经济状态。根据施坚雅乡村市场发展模型,随着交通的现代化,传统集市将趋于消亡。但从华北的情况(以定州为例)看,交通的发展并没有导致乡村基层集市的消亡。这主要是由于城市化滞后等原因,集市等传统经济部门成为容纳乡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部门之一,表明华北乡村社会仍处于"内卷化"的困境之中,只有通过城市化,才有望走出这种困境。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与顾颉刚民族思想的学术转向

顾颉刚在1939年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并引起“中华民族”大讨论,但在此后的近70年间,他的民族思想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十余年来,顾颉刚民族思想研究成为民族史、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诸多学科的一个热点话题。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论辩的介绍与评论①,二是从学术思想转变的角度讨论顾颉刚的民族边疆研究转向②,三是讨论顾颉刚边疆民族地区考察对其民族思想的影响③,四是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演变的视角讨论顾颉刚的民族思想④。

“理论自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郑杭生的社会学理论立场及意义

从涉入社会学研究以来,郑杭生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的理论发现,以及"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的主张,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他在对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等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的坚守、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持续探索、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构建等方面,均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以及当前资本主义危机,都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机遇,坚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由边陲走向中心、提升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之一。

“理论自觉”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以郑杭生及其社会运行学派为例

郑杭生所领导的社会运行学派的发展历程表明,"理论自觉"是中国社会学提升理论地位的有效途径,是提升理论内涵的内在要求,也是形成学派的巨大动力。当前,中国社会学要以更加明确的"理论自觉",把握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以及当前资本主义新危机的有利机遇,积极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反思性梳理中国社会学相关概念、理论与方法,注重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理论与政策研究,提升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的地位和学术话语权。

新时代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社会现象和社会科学研究结论的自我实现预言机制,决定了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的研究必须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中国社会学只有树立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才能完成新时代赋予的重大使命。中国社会学要立足实践与经验研究,加强理论建构;正确处理中西社会学思想及理论的关系;正确处理古今社会思想的关系,注重传统文化精神和社会思想的挖掘与创造性转化,注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立足社会变迁实际修正和丰富以往的概念与理论;要以高度的理论自信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

从科举制度看我国的城乡文化关系

本文通过分析科举制度下的“人才回流”机制对中国社会城乡文化平衡的作用,认为在当前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缩小我国城乡和地区差距与对立,建立城乡文化平衡机制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具体应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重视发挥城镇在城乡文化联系中的作用;加强农村文化教育事业;城市知识分子支援农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