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朝内迁女真安置政策——以安乐、自在州为例

安乐、自在州是成祖时专为安置内迁女真设立的。明初 ,由于明朝取代元朝 ,曾引起北方民族大量内迁。对内迁人口 ,明朝的安置政策皆以抚慰为主 ;但专门设州集中安置的却惟有女真。成祖确立的区别于他族的女真安置政策 ,突出的是贯彻“优养”原则 ,其目的是配合稳定东北、牵制蒙古的战略。这一政策在明初收到了预期效果。

论《三万卫选簿》中的军籍女真

明代辽东都司管下的三万卫,因其官员数量大,蒙古、女真又占了绝大多数,久为学者关注。三万卫蒙古、女真官员中,人数最多的是永乐时期迁来的寄籍"达官",受朝廷优养,与三万卫只是带俸关系;另外还有属于军籍身份的。属军籍武官的女真、蒙古,大多是洪武时期通过垛集和归附途径充军卫所,与汉族武官身份实无二致,故有种种制度约束。导致身份差别的原因,是太祖、成祖时期的民族政策所致。

满-通古斯语民族鹿崇拜钩沉

生活在大小兴安岭中的鄂伦春、鄂温克等满-通古斯语民族,大都有过使用驯鹿的经历,也曾将鹿作为重要神灵崇奉。自当地生态环境变化,驯鹿丧亡殆尽之后,鹿崇拜也随之衰亡。鹿神的消亡尘封了一段满-通古斯语民族萨满信仰的重要历史。

边地视野下的辽东女真

明代女真史研究缘起于对清前期历史的探讨。为探讨清朝兴起的问题,清史研究向前推到明代。后金的兴起与明代辽东边外建州、海西等羁縻卫所女真关系最为密切,与之相关的研究目前也最为深入。但是从后金前推明代女真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与朝廷的政治、经济关系,而对辽东女真与边外女真的关系却研究甚少。从明代文献看,杂居辽东的女真人与边外女真部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关系以及内在联系及对后金崛起的影响,是本文思考的问题。

论明代开原的地位和作用

开原僻在东北 ,它建城和兴起 ,是伴随辽、金崛起而实现的。元朝地位一度下降 ,明朝复又上升 ,是辽东最重要的路城 ,在奴尔干都司建立前和停止东巡之后 ,承担着控制辽东边外的主要职责。开原地位上升 ,除有其控扼要道、地势险要的得天独厚优势外 ,明朝固守辽东、羁縻边外的政治形势 ,使它处于三面毗邻蒙古、女真的关隘位置 ,是引起朝廷格外看重它的重要原因。有明一代 ,开原职掌女真互市、内迁安置、招抚、朝贡验放入关、赈济等事 ,为朝廷抚辑女真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雍正时期军机处的设置与历史作用

军机处始建于雍正朝中期 ,是为集中军政大权 ,便于处理西北军务设立的 ,但是军机处的出现并非偶然。纵观历史 ,它实际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不断发展的结果 ,是清初满族统治者由贵族分权向中央集权不断演变的产物。由于军机处的建立 ,加强了雍正的统治 ,因而为迅速稳定社会秩序 ,恢复经济繁荣 。

论洪武时期故元官兵安置与军事卫所建设

关于明初故元官兵的安置问题并不是新课题，蔡家艺《关于明朝辖境内的蒙古人》^①、邸富生《试论明朝初期居住在内地的蒙古人》^②、王雄《明洪武时对蒙古人众的招抚和安置》^③以及有关蒙古通史的著作中，对明初以蒙古为主的故元官兵的安置政策、分布及待遇和社会生活等皆已做过细致的探讨。

东北内蒙地方志的历史价值

一、东北、内蒙地方志的概况东北、内蒙地区历来是少数民族居住、生息繁衍的地方。历史上由于地处边陲,建制都比较晚。因此,内蒙和东北的地方志跟内地的地方志相比,它和其它边疆地区一样,具有数量少和成书晚两个特点。以明清为界限,据收集地方志最多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以下简称《联合目录》),内蒙和东北三省各项下的地方志,据初步统计,总共有三百三十七种。

论“开原控带外夷”

＂开原控带外夷＂,语出明代东北方志《辽东志·开原控带外夷山川图》和《全辽志·开原控带外夷图》。《辽东志》和《全辽志》的这两幅地图,绘制的是以开原（今辽宁省开原老城）为中心的辽东边境之外嫩江、北流东流松花江、黑龙江下游及长白山等广阔地域的山川、驿站、部族状况。显然,此图所表明的明代辽东边墙外的东北诸族是归开原城控制的，明廷对辽东以外的少数民族没有像辽金元朝那样纳入王朝的直接统治，而是实行因俗而治的羁縻管辖办法，即依女真、蒙古各部建卫所，封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统其属众，定期朝贡，以为明朝藩篱。对于这一种间接管辖制度，明代典志的记载多略而不详，或语焉不明，为后人正确了解明代东北民族与中原王朝关系造成一定困难。诚然，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研究，解决了不少重要问题，但对联结中原王朝与东北少数民族的开原却重视不够，对其地位和所起作用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本文拟循着“开原控带外夷”的线索，利用前人研究的成果，就开原控带外夷的原因、开原卫所职责及其变化三个方面，进一步探讨明代东北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碑铭所见明代达官婚姻关系

明代达官包括达军及其家眷数十万。从碑铭中所见达官婚姻资料,结合档案和实录的记载,通过三名达官家庭的婚姻,从婚姻关系的角度,解读明代达官杂居中原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揭示归附达官进入中原后婚姻关系及其变化。

清代呼伦贝尔地区的两次移民与得失

入清以后由于监控蒙古和防御沙俄的需要 ,呼伦贝尔地区成了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 ,清朝先后两次向这里移民 ,第一次在雍正年间 ,第二次于光绪末年。两次移民对呼伦贝尔地区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本文所探讨的虽然只是清代呼伦贝尔地区的移民 ,但其中所反映出的人地关系问题 。

论明初卫所制度下归附人的安置与任用

明初曾接纳过数十万故元归附官兵和自愿内迁的北方各族首领,明廷将之安置于军事卫所。洪武和永乐年间是归附人南下最多的时期,由于面对的军政形势不同,这两个时期对归附人的安置政策也大相径庭。洪武来归的故元官兵编伍入卫,成为世代专执军役的军籍人户;而永乐之后自愿内迁的归附人却享受优养的待遇,寄籍卫所,授职食俸而不任事。在军役世袭的卫所制度下,身份的差异贯穿到子孙后代。军籍归附人在靖难之役和成祖五出三犁的北征中,凭借少数民族的善战勇敢,不少人因军功跻身武官行列,并在成化之后手握各种事权,活跃在明后期的军事舞台上。在杂居中原的生活中,军籍和寄籍归附人的本族文化都受到冲击和影响,民族变化因身份不同和所处环境的有别而显现出差异。

论明后期辽东安乐、自在州的变化——兼及辽东行政问题

明代辽东安乐、自在州是专管内迁女真达官的特殊建置,明中期以后随着对女真政策的调整,自在州南迁辽阳,改变了原有的管理模式。尤其弘治以后,随着辽东都司事权逐渐转手文官,巡抚、分巡、分守等临时派出官员权重事繁,然而却无类似地方机构的完善机制,管达官的安乐、自在州知州遂成了抚、道离不开的"差官",管马市,代管民人、粮储及委派审理军民刑讼等。两州抚缉女真的性质并无改变,知州兼管也无敕命。这种不正常现象反映的是辽东军政体制下文官有权却无相应运行机制的矛盾。

明洪武时期内迁蒙古人辨析

洪武时期 ,明朝廷对北元采取积极的招抚政策 ,被认为是蒙古人的故元官兵大规模南下 ,直接导致了北元复国失败和分裂瓦解。作者通过对南下故元官兵的由来、民族构成和蒙古人特点的分析 ,认为所谓南下蒙古人 ,实际上绝大多数是改朝换代时北退的元朝官兵。他们中汉族占有相当比重 ,其中的蒙古人也具有久居中原、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特点。正是因为这些内在因素的存在 ,才使明朝的招抚政策发挥了有效的作用。

满蒙文化渊源关系浅析

明代二百多年间,蒙古人素号剽悍勇猛,“恒不服人”,退居北土后,之所以被女真人降服,努尔哈齐个人的领袖才能、满蒙联姻和当时的政治局势固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即以此为据来解释满蒙联盟,进而统一全国与大清王朝的建立,尚不能令人完全折服。著名蒙元史专家蔡美彪先生所著《大清建国前的国号、族名与纪年》一文,提出努尔哈齐时期,后金改权是多仿大蒙古制度而建立的论点,是很富有启发性的一篇力作,使我受益非浅。我个人还认为,女真人倾向蒙古文化的这一现象,绝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