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我的诗——奚密访谈录

董炎：奚密老师您好，能否谈谈您最早对诗歌产生兴趣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奚密：最早是在初中．最早的兴趣是英文诗。当时台湾有梁实秋编的中英对照诗选，一开始我就是看那些。最早的一本我记得是梁实秋编的《雪莱诗选》。

现代汉诗的海外传播与阅读——“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奚密教授访谈录

2011年4月末,"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会议期间,著名汉学家奚密教授就现代汉诗在美国的传播以及现代汉诗阅读与欣赏等问题与笔者进行了交流。近年来现代汉诗在美国的翻译出版呈日益增长的良好态势,港、澳、台三地的诗歌译介也各有特点。影响现代汉诗在美国的传播与译介的主要因素是市场因素。奚密教授强调要用成熟开放的心态去阅读现代汉诗,欣赏的重点要落脚到语言的创新上。系统化地学习是培养诗歌读者的重要保证,多读、细读、慢读是阅读现代汉诗的关键方法。

现代汉诗中的自然景观:书写模式初探

谈到中国传统绘画,我们往往想到山水画。山水不仅是中国画的大宗,也是世界绘画史上＂中国画＂最重要的代表。类似于此,田园山水诗也可说是中国文学传统中非常突出的诗型。自接受史的角度观之,中国诗歌对自然景观的再现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国际文坛的重视,甚至被推崇为中国对世界文学的一大贡献。

反思现代主义:抒情性与现代性的相互表述

本文透过对战后台湾诗坛之语境的概述,并选取以抒情风格著称的两位诗人郑愁予和叶珊的诗歌《错误》和《屏风》进行文本细读,来阐释台湾现代诗中抒情性和现代性的相互表述。在现代主义启发下发展出来的现代诗强调情感微妙的象征,间接的暗示,它反对抒情主义——即贸贸然的满纸热情,但并非反抒情。现代诗吸取了中国古典诗传统的养分,却是绝对的现代。

卞之琳:创新的继承

文学影响的课题提出一个互文性的特殊挑战,因为影响的发生倾向于不规则和无意识的过程,很难做出简单的因果判断。而当文学影响涉及跨文化的互动时,就更为困难,因为动机与接受,借用与实践之间的落差以及两个文化传统的介入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卞之琳成于1930—1937年的作品,展现了对作家的多元影响之间的必然的有机关联。卞之琳自己及很多批评家都明白指出象征主义与现代主义对其作品的影响,但是他对西方影响的敏感度,很可能源自中国传统的背景,尤其是道佛思想,因为现代主义诗学补充强化了诗人的中国根柢,为其创作提供了具体的表现策略。反之,卞之琳的道佛思想倾向也给予他接受现代主义诗学一个特殊的视野角度,从而构成一个特殊的东西文学交流的例子。

"《可兰经》里没有骆驼"--论现代汉诗的"现代性"

1951年，当博尔赫斯的作品被他的同胞指责缺乏地方色彩时，他写了一篇名为《阿根廷作家与传统》的文章作为回应。文中提及穆罕默德时，他说：“在《可兰经》这部伟大的阿拉伯经典中，并没有出现过骆驼”，因为“[穆罕默德]知道他即使不提骆驼也依然是阿拉伯人。”他继续道：“真正本土的东西可以——也经常是——不需要地方色彩的”。

杨牧:现代汉诗的Game-Changer

1．前言现代汉诗发生在～个旧典范旧模式受到全面挑战，新思维新文明风起云涌的历史转折点。结构性的变化使诗作为一种现代文类无可避免地被边缘化，但也因此带动了诗人对诗本质性的重新思考和定义，以及对新美学典范新读者群的探索和建立。

夏宇:一位登峰造极的风格家

本文对夏宇的诗歌进行了深入评析。夏宇是华语界的著名诗人,并且是一名“狂热的形式主义者”。通过关注夏宇作品中的主题、语言和形式创新,笔者强调诗人独一无二的诗风和贡献。爱情是夏宇诗作中的重要主题。爱情可谓是诗歌最古老的主题,然而夏宇对它的处理总能冲破传统的桎梏,令人耳目一新。语言是夏宇诗歌中反复出现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只因她的前卫风格与其对语言表意能力和诗歌本质的探索密不可分。此外,夏宇通过操纵文字的形、声、意所获得的乐趣是显而易见的。她不仅擅长修辞手法,而且对语言形声的运作亦独具匠心。可以肯定的是,夏宇的风格完美体现在她的语言、诗学和形式上。并非所有的形式实验都同样成功,但她使书籍设计成为阅读过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创举不仅令人钦佩,且在现代汉诗史上也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夏宇诗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想象力丰富,极富野心和掌控欲,敏感而略显神经质,个人主义色彩鲜明。这个诗人形象也延伸到她的出版事业当中。虽然自行出版在现代汉诗史上并不罕见,但夏宇明确地站在反商业、反体制的立场上。夏宇的风格——包括语言和形式上的大胆尝试及富有创意的书籍设计——使她成为华语诗歌界的偶像人物,一位拥有众多忠实追随者的“诗人中的诗人”,对年轻一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海子《亚洲铜》探析

于是在桃花、火把的引领之下,灵魂有了飞翔的可能——西川:《为海子而作》1990.9.12本文讨论重点是海子的《亚洲铜》.这首诗写于1984年,1985年1月出版的《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即以《亚洲铜》为一栏诗的标题,虽然在篇幅上它比该栏其他作品(如欧阳江河的《悬棺》、石光华的《呓鹰》、廖亦武的《情侣》)都小的多.其受重视可见一斑.

噪音诗学的追求:从胡适到夏宇

新诗(现代汉诗)与古典诗的一个重要差异是不拘于固定的格律,从此角度观之,我们或可称新诗为"噪音"。噪音标志的既是反叛也是创新,同时,它也是新诗从开始至今的一个屡屡出现的母题。本文讨论新诗史上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和作品:从萌芽期的胡适和郭沫若,到中期的戴望舒和纪弦,到当代的夏宇。在他们的个别作品里,噪音不但是诗的中心主题,更代表了新诗创造力的不断扩大。

镌琢之名:杨牧诗中的古典希腊与罗马

关于希腊,我们其实保有很多想象,或者就说是回忆。——杨牧,《长短歌行·跋》Ⅰ.导言杨牧(1940-2020)具有诗人与学者的双重身份。作为诗人,他常被认为是台湾"学院派诗人"的宗师。这个称谓有时略带贬义,但是杨牧却毫不在意,甚至拥抱它。

新诗百年:文化场域与美学典范

百年新诗见证了'陌生自然化'、'异常正常化'过程的不断循环。它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建立自己的身份,获得某种程度的接受度,甚至欢迎度,和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以及新诗本身的魅力是息息相关的。同时,在将世界——尤其是西方——文学尽情'拿来'的跨文化交流中,新诗触发了文化认同的焦虑感;它的'过度西化'和'非中国性'一再成为诗坛争议的焦点。新诗和古典诗之间不存在竞争的关系,更没有以此代彼的可能。在另辟蹊径的同时,新诗和传统依然有着树干与树根的关系。它勇于创新,开拓了汉诗的空间。

现代汉诗如何自处?——挑战与机遇

本文大体分为三部分,为笔者在2019年8月举行的中文与比较文学协会双年会上的主旨发言。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中,笔者对现代汉诗在英语国家的研究状况—尤其是在北美与欧洲—进行了系统的历史回顾。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聚焦中国从古代到20世纪间的结构剧变。笔者认为,中国社会与文化所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令现代诗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包括诗歌角色与功能的重新定位、传统美学标准的延宕,以及诗歌读者群重建的迫切性与必要性。从另一层面来讲,现代汉诗所面临的历史挑战与美学挑战也为整个学者群体提供了机遇。本文的第三部分即剖析了现代汉诗在中国现代史中所扮演的先锋角色。

现代汉诗中的自然景观：书写模式初探

一、人文寓意新诗以反传统的激进姿态崛起，接踵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于1917年2月1日发表在进步思潮的旗舰刊物《新青年》上。陈氏要“大书特书”的“吾革命军三大主义”，第三个改革目标显然和自然景观的书写有关。陈氏对山林文学的批判是：“深晦艰涩……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也。”

叛逆之必要

叛逆是相对于某种设定的标准或接受的权威的背离和反抗,人文和科学领域里的突破离不开对于传统的叛逆,而中国现代诗的发展即为证明。以《从犯》和《小孩(二)》为代表,分别处于大陆与台湾两种文学场域的顾城和夏宇,实现了文本内部和文学史两个层面的叛逆写作。

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当代文学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和中国的全面崛起,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独特的“中国经验”和作品中的复杂性、多元性吸引了国外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兴趣,促进了海外汉学的迅速发展,也促进了中国当代文学进一步走向国际。在外国学者眼中,中国当代文学有怎样的美学特征?又呈现何种的发展状态?本期“非常观察”栏目邀请青年学者王凯博士和郭一博士共同主持并对话来自美洲、欧洲、亚洲和澳洲汉学领域的专家学者,针对上述话题展开各自的观察和思考。

“现代汉诗”:作为新的美学典范

2013年7月,翟月琴博士在美国加卅大学戴维斯分校完成了对奚密教授的采访。今年,经由张松建教授组约,重新修订、补充了这篇沉淀六年的访谈稿。氏篇访谈聚焦"现代汉诗”这一新的美学典范,以奚密教授从事“现代汉诗”研究的缘由为出发点,辐射至她在现代诗歌史述、理论、批评和翻译四个维度的建树。以氏为基础,审视“现代诗”与“古典诗”在语言、形式和音乐性上的隔膜,并衍生出诗与歌的跨界思考;扩展“汉诗”的地域范围,结合大陆、台湾和香港等其他华语地区的创作特点,分析其间的关联及差异性;以诗文本为中心,针对创作与评论的标准问题,讨论“现代诗”暗金的症候与出路。可以说,奚密教授透过不同视点的全新诠释,为通往命名为“现代汉诗”的花园铺展了多条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