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的青春之歌——电视剧《十六岁的花季》再解读

《十六岁的花季》是1990年代青春思潮的标志性电视剧,三十多年的时间奠定了其青春剧经典的地位。文章立足接受美学的视野,以高中生活的变迁为契机,通过分析《十六岁的花季》反类型的诗朗诵、影视剧与舞台剧混合的剧本,家庭、学校、社会多重主体间编织的叙事策略,平淡隽永又兼有情怀之真的诗化语言艺术,以及转型时代背景下女主人公的张力形象,得出其对当代教育产业具有高度的市场导向,以及对相伴而生的青少年群体的焦虑与身心困惑等问题具有深层启示等结论。

从比较美学看中西日文化中的颜色

传统中西、中日色彩研究的主题集中在艺术史的技术比较层面,缺乏哲学美学理论化的比较视野。色彩源自视觉,又超越视觉,在中西日文化中表现为虚实合一的美的形式。西方之色重光,科学之光显理性,中国之色重"无",运"墨"而五色具,日本之色重"间",经验之"间"讲分寸。光之白从一到三(红黄蓝)到七应有尽有,光之无从零开始到零结束与虚无作伴。西方文化的白和黑隐含了实体与虚无的冲突,光的明暗交替通向已知和未知。中国文化纸为无,墨为有,虚实之间造分天地。墨由五色(焦、浓、重、淡、清)收拢为阴阳二气之色(黑白),最后氤氲成宇宙之气(无色),黑和白在有无相生中与文化的天道合一。日本之色以物色之色为色,自然之姿四季常新,视彩度的浓淡和亮度的深浅变幻而变幻自身,形成多色中内蕴一色,一色中含多色的间色。间色之"间"既是一种直观上的敏锐,又是一种经验上的分寸。间色区别于纯色,创造了彼此相间、取长补短的日本文化。

精神史视野下的夏目漱石与“自己本位”

夏目漱石"一身而历三世",徘徊于东西古今,受学于新旧之际的精神历程,对其反思东亚文明的开化,成就"国民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自己本位"作为19至20世纪之交、日本最顶尖的知识分子的观念建构,蕴含着东亚文明普遍的世界主义理想。它体现在英文学士的"经世"眼光;综合比较、观其会通的胸怀;德智并重、进退得宜的文明观;不主故常、学无定法的思维方式。漱石的"自己本位"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弹性的、实践理性的智慧,是在法与伦常、进化与守旧、个人与国家、自我与他人等诸多矛盾的批判继承中不断深入思考的结果。

纯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论松本清张推理小说的二象性

犯罪动机的复杂化使得松本清张推理小说呈现二象性。既是"未解决的解决"的推理小说,又是反实证的心理主义文学。通俗性和文学性在其推理小说中互为表里。对于松本清张推理小说的探究可以突破日本纯文学/大众文学各自分立的"场",为异质文学的交流和互动提供可能。

中西日文化中的Image/形象/姿

全球化多元文化的互动框架表现为一元/多元的冲突。中西日文化中的Image/形象/姿作为表情达意的艺术符号,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美的形态。古希腊时代的Image以外在的纯形为主,由"形"上升到"体"并在其中突显出几何形状的"Form",在"Form"中体现宇宙的大美。中国的"形象"轻形而重象,由外在之"象"直抵内在之"神",以主客合一的"神"为媒介达到象外之象,是人在天地之中的到场。日本的"姿"并非理性之形,而是直观经验触摸到的形;是动中之静、静中有动的无形之"姿",由瞬间之"姿"来暗示自然万物无限的流动性。

《上海》——“保守”还是“前卫”?

横光利一1928年上海的跨界旅行,是透过经济资本在上海造成的地区性断裂来表达全球资本一元主义与平民主义知识分子"淳朴的自活"之间的紧张。作为革命理想主义的"芳秋兰"与价值虚无主义的"宫子"共同构成参木心态"表里一体"的一个圆。横光透过"参木"这个形象,流露出通过主动的虚无主义来回归日本传统伦理共同体这一激进的民粹主义意图。

漱石与儒学

跨文化的儒学作为沟通中日、日西文学的桥梁,在反思日本明治时代“寄生文学”这一微妙的时间点上,承担了作为世界文学的漱石小说的历史性使命。由漱石本人的生活史入手,透过作家个人的命运与时代潮流的冲突,立足于“非功利的人生关系”这一伦理价值,从念旧的情感态度、天人合一的整体论哲学、“内在超越”的思维方式三方面出发,论证它们对漱石小说中的人物、主题与叙事手法的决定性影响。

从原始仪式看中日艺术中的“神”

首先,从比较语义学分殊中日远古仪式之"神",明确两国不同的艺术起源。其次,透过立中仪式和咒术仪式中"神"的体验,深入了解两种仪式背后不同的文化精神。前者从天人合一的时空观和有无相生的天道观两方面影响了天下主义的文化观,使之在诗、文、画上显出普遍之通和具体之变统一于宇宙之中的通变精神。后者透过语言(こと)是显灵的事物,事物(もの)是咒术的灵验这一"言灵"信仰,折射出土人咒术、朝廷祝词、密宗法门背后宗教之"诚"的文化观,使之在和歌、俳谐、物语上显出"风雅之诚"的心灵逻辑。

日本手机小说的文学形态

手机之"文"不同于经典之"文",是21世纪出现的一种边缘文学形态。是从手机短信这一互动方式延伸出来的文学。手机小说不以文法为上,不以丽辞动人,却能表现出浅近自然的语言之美。它通过少女习惯的变异文体和手机媒介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在内向传播和容量缩削中表现少女的"情志之真"。以会话体代替叙述体为章法形成"无障碍"交流;以单个"感觉"为行动元架设情节;以分割行间距的"余白"为段落组织情感;以巧妙利用显示屏的"体言止"创造余韵,创造了这一基于手机这一时尚终端的新的写作/阅读空间。

“新感觉”“电击逻辑”与“无”的日本文化主体批判

文章以"电"媒介为视角重新考察"新感觉派"的本质。"新感觉"从立体主义、场效应、人景同步的知觉完型出发,试图以"电击逻辑"超越西方工业社会的线性逻辑和认识论。与其将"新感觉"视为形式决定内容的洋场文学,还不如说它是电子信息时代认知方式的一次转变。"新感觉"本质上是文字符面与符意关联扯断的"电击逻辑",不是知识的逻辑,是追求"爽"的逻辑,注重"爽"的"新感觉"与认知逻辑极度不兼容。"新感觉"表征的是行为和意识的乖离,预言了电子信息社会人格多重分裂的碎片化本质。同时,横光利一以"有"与"无"的"对决"来象征东亚知性与欧洲理性的冲突,力图用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比较文化来捍卫日本"无"的文化主体。

国木田独步与《武藏野》的文体

《武藏野》"叙述者中性化"的「る」调文体形成了主客体趋于调和的视角。探究其形成的"心理语源"可知:作者国木田独步的政治抱负和现实环境促发其进入书信体的文学实践;恋爱事件使其文体的接收者转化为恋爱的"对象";释融后其视角也经由"他者化"演变成"武藏野"中的透视法。

艾略特与冯至诗学中的“存在主义思想”比较研究

本文对比英国现代派诗人艾略特和中国现代派诗人冯至的诗学思想,发现他们的诗学包含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二者有其通约性和不可通约性。前者主要表现为:(1)个体生命的自觉"死亡"意识;(2)本我的绝对孤独和存在自觉意识;(3)永恒轮回中的辉煌瞬间。后者主要表现为:(1)冯至的"存在"观强调生命存在的意义,艾略特的"存在"观则强调生命生存的意义;(2)冯至的思想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世俗人生"正当死生"的重要性,强调"死后的高尚",而艾略特赋予"正当死生"以宗教情怀,强调"死后的责任";(3)冯至的思想提倡伦理自觉,倡导"舍生取义",艾略特则提倡信仰自觉,呼吁"牺牲、泯灭、重建"。

横光利一与机械时代

在日本,1930年的横光利一以其短篇小说《机械》为契机,深入理解人类意识与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昭和初期社会转型的不安成为这一"突变"的原因。现代的自我是分离的自我,分离的自我是自我与他我的重合。二者分离的现实延伸出第三人称"化学"与第一人称"分子"之间的必然联系。化学反应的机制遵循科学的法则,科学的法则塑造了机械运动的世界。一个部分与整体失去平衡的世界,一个真空的第四人称世界。现代文学的挑战存在于分子向人类还原的期待之中,透过这种期待最终将自我救赎的可能性还原于自身。

论横光利一《机械》

昭和初期社会转型的不安和自我意识的震荡是心理分析小说《机械》呈现的两种表征。与之相对应,作者在叙述上也呈现出不同视角交错的声音。这种结构延伸出第三人称视角下"腐蚀性"作用和第一人称视角下"化学分子"式人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支配下导致「私」人格分裂的过程。而第四人称视角正存在于克服主体性失位症状的期待之中,透过这种期待最终将自我超越的可能性还原于内在心灵。

横光利一《微笑》中的精神病理学

本文从思想史的脉络出发,透过《微笑》文本之下的社会政治学,重审横光利一及昭和知识分子在"战败"历史事件下的抉择。《微笑》裸呈了战中至战后转型时代的紧张性,用回归这一时代紧张性的方式,置身于"战败"这一历史性的瞬间。横光利一以主人公遭受战争创伤的心理扭曲为契机,见证了战后文学的起点,指出在从属性伦理支配下,缺少个人为主体的责任伦理引发了战后一系列深刻的社会转型问题,揭示了现代日本国家在反民主、反自由、"超越现代"的思维方式背后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精神误区。

横光利一与相对论

作为方法的"相对论"贯穿于横光利一的文学实验当中。《苍蝇》、《头与腹》将现代日本人的生活空间与"非人化"的视觉空间各自相对化以导出文明批评。《时间》以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来象征集团性与个人性,进一步透视现代人精神分裂的文明病。《上海》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在东西方之间寻求自我认同的一门精神政治学。横光将《苍蝇》与《时间》的空间与时间相对性融会贯通,形成资本主义西方、亚洲主义日本、共产主义中国、殖民地中国四股势力编织而成的场域。《上海》拆散了现实的整体-结构-中心,使之在无限破碎中蕴含焦点,焦点中呈现无限破碎。《上海》是破碎的结构,结构中有解构,对《上海》的研究不适用"批判"的话语,对其要达到一种分析上的定性同样是无效的。

融贯中西 通释古今——夏目漱石的儒学心性平议

新儒家作为沟通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桥梁,在反思日本近代的开化与“近代的超克”等东亚历史转型的核心问题上具有转识成智的镜鉴作用。论者试图突破国别文学与作家研究局限于单一学科内部的认知范式,通过以中释日的分析框架来把握漱石本人文以载道的儒学心性。从古今合参、“诚”之命题、自我超越等向度重新诠释漱石小说的当代意蕴,认为漱石的文学实践最终通向“有性有命,各正性命”这一道还人天的自由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