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刑法中的刑罚

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资产阶级向赤裸裸的法西斯专政寻找出路。同时,法西斯“理论家”抛弃了社会学派观点中残留的自由主义因素,寻觅其中纯属反动的成份,从而抛出了自己的刑罚论据。刑法中刑罚的目的与任务方面的法西斯纲领,首先在意大利得到官方的表现。1927年法西斯意大利的司法部长罗柯把刑法典草案提交意大利议院讨论时所持的观点是:刑罚的基本职能,即一般预防,是与犯罪作斗争的主要手段;同时,在特殊预防方面,也适用“保安处分”。

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刑法中的刑罚

资产阶级刑法中的人类学派和随后的社会学派是资产阶级力图改变镇压性质和强化镇压措施反对自由刑、恢复肉刑和死刑这种趋势的理论“根据”。这些学派的政治意义在于他们从理论上曾经论证必须修改资本主义社会的刑罚制度和强化刑罚的镇压性质。刑法人类学派的拥护者(龙布罗棱,加罗法洛,菲力及其他一些人),根据似乎存在的一种天生的犯罪类型,认为这是生物学上遗传的结果,并且由于断定按照遗传下来的犯罪特性。

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刑法中的刑罚

十九世纪初,资产阶级力图把它的法和道义结合在一起。因为在那个时期资产阶级是先进的阶级,所以它能够宣称自己的法和它所适用的刑罚是“自然法”,是理性的要求,是绝对的命令。在与封建法作斗争的时期,资产阶级体现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因而使资产阶级法享有道义上的威望。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