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企业对媒体产业的挤压与促进作用分析

互联网已经广泛介入到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基于互联网的大众媒体和自媒体的创新层出不穷,消费者的注意力和时间逐渐从传统媒体转移到互联网媒体,从而引发了媒体和广告行业的变革。本文结合三网融合的背景,研究互联网对媒体行业市场规模和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企业在媒体行业占据的市场份额逐年增高,市场结构和用户行为发生了深刻变化。互联网媒介得益于其在信息传播效率和传播效用方面的优势,不断向传统媒体行业渗透,推动了三网融合的进程。互联网媒体的发展对于媒体行业具有挤压和促进双重效应,测算结果显示,它挤占了传统媒体超过半数的广告收入,并创造了现有广告市场接近二分之一的规模。

“双循环”与“一带一路”耦合协调研究

文章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出发,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适配性。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与经验事实的挖掘、研究,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一带一路”建设规划提出了更加明确的前进方向,提供了长远的理论支撑和顶层规划“;一带一路”建设能够通过促进国内产业价值链升级、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高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等途径有力推动“双循环”格局的构建。

数字经济规模的核算——结合国民账户与增长核算的框架

如何衡量数字经济的规模及其结构分布影响着我们对于数字经济的评价与监管。然而,创新造成的产业结构性变化增加了数字经济核算的难度。本文结合国民账户与增长核算的方法,把数字经济分为创新型和效率型两种增长模式分别核算。对于能够识别产业边界,并具有调查数据支持的创新型数字经济部分,采用国民账户的方法核算;对于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不易剥离的效率型数字经济部分,通过增长核算的方法估算经济增加值。研究结果显示:(1)2012—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的规模大约占GDP的10%~20%,同期美国数字经济的规模稳定在GDP的20%左右;(2)无论中国还是美国,虽然创新型数字经济更容易被观察到,但是,效率型数字经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远远高于创新型数字经济;(3)在创新型数字经济内部,虽然以电子交易和数字化通讯、媒体为代表的数字服务业对民生、文化、政治的影响力更大,但是,数字基础产业的经济增加值高于数字服务业1~2倍。本研究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数字经济的理解,提出的核算方案对于调整、完善现有的国民经济统计体系具有参考价值。

数字经济规模的核算——结合国民账户与增长核算的框架

一、引言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发现信息技术的普及和生产率的下降在同一时期发生,这种现象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并被称为“索洛悖论”。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的复苏和生产率的增长,“索洛论”的现象似乎消失了。但是,Brynjolfsson et al.(2017)的研究显示,近15年来,虽然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具有变革性的信息技术不断出现,但是,统计上的生产率增长只有过去的一半。此外,1981-2016年,在六个ICT技术应用较为普及的工业化国家,人均GDP增长率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可见“索洛悖论”一直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