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经典化”的内在肌理研究

《平凡的世界》作为“经典”确立的过程,不仅与小说这种文学体裁的接受规律相关,也与中国当代的文学生产、文学接受、文学阐释、文学传播和文化环境等一系列状态密切相关。如果回顾反思这部作品经典化的历程,解析这一文本在历史与现实交互作用下所呈现出的各种面貌,进而从颠覆与重建这一普遍性的接受规律出发,揭示这部当代文学作品经典化的深层原因,对于尔后文学作品的价值判断可提供有益的借镜。

《左传》叙事视角研究

《左传》作为中国叙事文学的真正起点和开篇,对于中国叙事结构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引申出如何看待"文史不分"与中国叙事传统的关系问题,以全知叙事、纯客观叙事和限知叙事三个方面对《左传》叙事结构的生成过程进行了辨析;认为《左传》的叙事并非以"文学性"的实现为目的,而是担负"史"的功能,其"文学性"的实现是一种历史的发生,也是一种解释的迁延;同时,在叙事上摒弃了单一的记事或记言的旧制,以"言事相兼"为手段,真正实现了中国历史记叙从账簿似的大事记向以写人物活动的历史叙述的转移,将中国史学记叙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文史互见的基础上,发见了中国叙事的"由史入文"、"允文允史"的基本特质。

《左传》中的军礼现象探析

春秋之世重礼,在战争中亦不例外,军礼便是当此世时的一种重要而特殊的现象。交战礼可谓其中极为复杂诡异的一个领域,因其触及到战争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在激烈的战争中,要想做到"揖让而升"远非想像中一般容易。总体上而言,《左传》在对战争的记录过程中,还是将是否恪守道义规范作为了其历史评价的一种标准;然而作为历史实录者的内在要求,决定了其必须详尽历史发展的变化,作者并不能罔顾事实,一味地夸大礼的范围和作用。《左传》亦文亦史的文本特征以及成书的复杂过程,使得全书在对交战礼的认识上呈现出前后的矛盾性,文本的记叙和历史的真相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已形成定论的一些认识和现实情况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是在考察交战礼时所不得不注意的几个方面。

漫游在自然与心灵的堤岸——关于小说发展的几个断片

随着"新小说"对传统小说创作方法的颠覆,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存在合理性问题得以突显,也使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有了重新构造的契机。小说样态从现实主义小说到心理小说,再到"新小说"的变迁,一方面体现人类运用语言把握对象方式的变迁,另一方面则体现了诗意在人类不断循环往复的文学创新中向历史深处的积淀。诗意在"新小说"艺术探索终极处的呈现,应被视作文学在面对混沌与深邃的世界时又一次向诗性的皈依。

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历史语境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人们总是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单纯纳入到文化批判的范畴,然而如果能够对文化工业批判这个概念形成的逻辑进行历史性还原,便会发现其意义生成的逻辑在于,社会批判理论与纳粹极权主义批判所进行的创造性融合,正是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又重新回归为一种社会历史性批判的原因所在。

苏轼“夜雨对眠”意象阐释

苏轼与其弟苏辙早年寓居京城怀远驿时订下了"夜雨对眠"的盟誓,此后辗转飘徙的仕宦生涯中,他们曾无数次追忆前约,"夜雨对眠"意象成为苏轼兄弟感情的高度浓缩与象征,是二人深厚感情的一种特指符号。在这一意象之下,蕴含着苏轼对仕途艰险的隐忧、对人生流逝的感伤和对归居田园的渴盼,集中反映了苏轼对人生的思考和对亲情的眷恋。

叙事学视域下《左传》对《春秋》的超越

从西方叙事学理论来看,《左传》在依托《春秋经》的同时,又有不少重大发展。在叙事之事上,《左传》突出"史实情节化",将《春秋》账簿式的大事记转变为真正的文学描写;在叙事时间上,《左传》沿袭了《春秋》顺序式为主的时间模式,并突出对预叙的运用,将预叙作为因果结构的构成手段,展现出鲜明的东方时空观念;在叙事视角上,《左传》形成了以史家全知叙事为主,其它几种形式交相融合的叙事方式,其对视角艺术的运用既具有原创性,又对后世的史学及文学创作具有示范性。

《左传》中的军礼现象探析

春秋之世重礼,在战争中亦不例外,军礼便是当时的一种重要而特殊的现象。交战礼可谓其中极为复杂诡异的一个领域,因其触及战争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在激烈的战争中,要想做到"揖让而升"远非想象中一般容易。总体而言,《左传》在对战争的记录过程中,将是否恪守道义规范作为其历史评价的一种标准;然而作为历史实录者的内在要求,决定了其必须详尽历史发展的变化,作者并不能罔顾事实,一味地夸大礼的范围和作用。《左传》亦文亦史的文本特征以及成书的复杂过程,使得全书在对交战礼的认识上呈现出前后的矛盾性,文本的记叙和历史的真相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已形成定论的一些认识和现实情况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是在考察其交战礼时所不得不注意的几个方面。

论中国大众文化阐释场域的构建

在现代文化结构中,大众文化的涌现,既内含着文化自身变动的轨迹,同时也给现代文化的发展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有必要为大众话语在社会各种话语结构之中的复杂变动划定阐释的界限,理清各自的内在联系,从而使其在一个合理化的阐释场域当中,为中国文化在现时期的更新找到一条新的发展路径。

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虽体现了文化主体性重建的自觉,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对中国现实话语复杂性和混杂性的体认,也因此使阐释本身常处于争议之中。在一种杂糅的文化背景下,要解决多重话语背景之间的阐释的合法性问题,就要既看到其面向未来阐释的无限开放性,又要看到其在多重话语阐释之间的权力博弈关系。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传统话语主体性的重建无论对其自身还是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来讲都是一种责任和机遇。

从叙事视角看《左传》与《史记》对“重耳之亡”记述的差异

"晋公子重耳之亡"在《左传》和《史记》均有详细记载,对同一历史人物及历史经过的叙述,两部史书存在着不少差异。最直观的差异是在文本层面,以往多从记叙内容、语言方式、谋篇布局乃至人物形象、性格特征等方面进行文本的比较研究,这些都建立在已有作品效果的基础之上,是一种静态化的研究。现代叙事学重视对叙事过程的研究,叙事视角反映了叙事者和叙事材料之间的关系,对同一叙事对象甚至是同一叙事材料,叙事者采取的角度、方式不同,导致了叙事作品的风格差异。具体来讲,《左传》采用的是典型的纯客观叙事,史家严格遵从实录的原则,"言事兼行"的方式造成了叙事上片段化、戏剧化的效果,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隐含着道德教化的大义。《史记》采用的是全知叙事,重在对整个史实始末经过的完整展现,讲究叙事上的连贯性、逻辑性,反映了史家自我主体意识的提升以及对历史更强的解释能力。当然,对两者之间的分析比较,也不能忽略史书体例的因素,前者为我国第一部编年史,后者为纪传体通史的开创者,编年体以记事为主,在处理以人为中心的题材上难以摆脱记事的窠臼,"随事见人""以事昭义"的方式使"重耳之亡"只可能成为"大事记"。而纪传体采取的"以人系事""事附于人"的方式,以人物为中心,将各个时期牵涉的人和事聚拢于一起,通过对传主人生历程的完整展现,尽显人物性格、命运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

西方文学女性形象及其变迁

女性批评对西方文学史的价值重估 ,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崭新的西方文化阐释的道路 ,本文依据这一理论对西方文学史中的一系列女性形象进行了新的阐释 ,从而为探索和提出女性问题的解决途径找到了文学史的支撑点。

文体视角下的先秦史官文体叙事性发展研究

以往的文体研究总是笼统地以文史不分来概括中国文学的特点,这样以来固然揭示了中国文学的某些特征,但也部分掩盖了史传文体在向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细微变化。根据我们的研究,从春秋战国时期散文文体由记事记言体向文学的转变,总体上取决于这样四个方面的原因:叙事性的不断强化,诗的使用,巫术的功能以及审美性的需要。上述缘故,不仅决定了中国叙事文学的美学特征,也对中国文化的特征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语境中的后殖民文化理论

后殖民理论以话语霸权理论来重构东西方文化的关系,为消解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其解构主义言说策略与殖民地文化历史主义重建目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落差。后殖民理论传入中国,使一直纠缠中国近现代学界的中西文化关系命题有了一个重新梳理的机遇,但后殖民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传播强化了对西方话语的批判,却忽略了对中国现有话语结构的深层分析,于是也就遮蔽了对中国现实话语复杂性和混杂性的体认。在此种话语场景下的民族文化重建,只能是一种缺乏比较文化视野的自我想象。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化的重建,关键要做的是对自身的文化属性做出准确地把握。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救赎理论的现代意义

自启蒙主义时代以来,救赎被作为一种宗教幻象而被人们所遗弃。然而当现代人面对着各种各样的生存困境,却又在理性的层面无法解决之时,救赎之于人类文化的价值又再一次受到人们的关注。法兰克福学派作为现代性反思的理论重镇,其理论中所包含的救赎意旨在其批判理论的建构中占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军民融合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军民融合论述

作为现时期的一项基本国策,军民融合无疑承载了巨大的历史责任,而从这项政策提出的历史逻辑来看,推动这项政策的实施,不仅仅是因为当下军工企业经营效率的低下,也不只是为了实现"强军梦"。就其逻辑和作用而言,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应该从"中国梦"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观的角度上来理解,由此,才能够真正认识这项伟大决策的本质内涵。

苏轼作品中的时间意识

苏轼对时间的思考由来已久,他长期以来一直陷于人生有限与宇宙永恒的矛盾中,在贬谪黄州时期,站在历史与哲理的高度之上,他最终实现了对人生有限性的超越“。夜雨对眠”意象贯穿于苏轼诗歌创作的一生,是其生命意识的集中外化,表现了苏轼在时光流逝而亲情故园无法回归的矛盾中的精神寄托,自然的人伦亲情是其抵御人生虚无感的精神依托。

对泓之战几个问题的再探讨

宋襄公的泓之战是一桩千年公案,在这个问题的评判上,一定要贴近历史史实,反对任何先入为主的做法。第一,要了解对宋襄公具有巨大垂范作用的齐桓公的事迹。追寻齐桓公主盟攘楚的经过,发现服郑才是核心,且经过十分复杂曲折,鲜为人知。这与流行的对齐桓公霸政“以德服人”的解释,以及召陵之盟“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赫赫威名形成强烈反差。深受商周礼法传统影响的宋襄公不折不扣地接受了这一点。第二,对泓之战的研究,对与宋国实力相当的郑、鲁等国的考察必不可少,相较之下,宋国思想观念、军事水平非常落后,造成了保守传统、不重兵学的地域文化特点,因此,宋襄公坚持礼让,是个人性格与内外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宋襄公坚持的一套不是当时流行的军礼,春秋战争讲究贵族礼仪,但仅限于君子个人之间,并不会任意将其扩大到两国军队之间。

军民融合发展与政治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研究

国家的军事发展是与同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本文试从历史性根源、推动军事发展的关键要素、政治和经济与军事发展的辩证关系、中国现代军事发展的逻辑结构、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径的选择几方面,阐述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是中国国力实现跃升的一项必要步骤。军民融合式战略的实施,意味着中国将在内涵式增长上对自己的发展模式进行彻底变革。

传统兵学智慧探讨地缘冲突下的中国对外政策

地缘冲突已经成为中国崛起道路上一项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要妥善解决这一问题，中国的对外政策就需要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而要做出这样的调整，中国就需要借鉴自己的传统智慧，尤其是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兵学的智慧，对中国的外交理念、外交策略以及对待战争问题的看法上进行深入的反思，做好万全的准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