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郊区的非正规住房形态与空间治理逻辑--基于沪郊经验的思考

本文试图将大都市上海对郊区非正规住房的产生和治理实践放置在郊区城市化的阶段性维度上加以理解,并引入空间生产的理论分析角度,将郊区城市化区分为“分散开发”阶段和“整体发展”阶段。“分散开发”阶段下的空间生产模式存在着土地开发权和空间生产权相对分散的配置现实,基层政府、村集体、农民、“二房东”等主体大量参与了非正规开发和空间生产,并由此形成了规模可观的包括非正规住房在内的“违规空间”。“整体发展”阶段的空间生产模式则代表一种更加集中化、更加资本密集的、更加倚重文化资本和环境品质提升的土地开发和空间生产实践,这种空间生产模式大大降低了基层政府、村集体、农民和“二房东”群体的非正规开发和空间生产能力,并且通过施加对包括非正规住房在内的“违规空间”的规范化治理来实现一种符合城市总体发展理性的空间再生产。

郊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困境与新型实现形式——以上海郊区经验为例

随着城乡关系紧密化程度加深,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情况逐步呈现出饱和的状态,亟须新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指标。城市通过规划、土地和生态三方面的政策,限制郊区的自主发展权,寻找新的发展空间,这导致了郊区农村集体经济面临发展空间不断萎缩的状况。但是农村集体经济对于村庄的发展和治理有着重要意义。上海郊区作为紧密型城乡关系的典型地区,其集体经济发展明显受到政策的限制。对此,上海郊区村庄通过配套经济、飞地经济和文旅经济三种方式突破当下的发展困境,实现了集体经济的壮大、农民的增收和村庄的有效治理。这三种方式顺应了当下中国经济转型的现实需要,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可以使郊区农村集体经济从输血式发展转变为造血式发展,激活农村集体经济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