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让与担保限制论

近年来,伴随着活跃的融资活动而产生的股权让与担保实践,被认为是一种非典型担保,有利于增强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所明确的让与担保制度,并不能直接推出承认股权让与担保制度的结论。司法案件审判结果固然可以作为观察股权让与担保制度的样本,但其呈现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合同效力、担保责任等层面,未能全面构建股权让与担保涉及股权变动、公司治理、民事执行、破产等层面的协调体系。从制度功能讲,股权让与担保未必能促进融资,反而可能增强股权受让人的强势地位。不应急于将股权让与担保明确为一种非典型担保。应对司法实践纠纷解决,可区分股权让担保的对内对外关系处理。对内关系中,原则上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对股权让与担保所涉的融资、股权转让、担保意思做整体性解释;对外关系中,应遵循商事外观主义原则,通过保护第三人的信赖,来具体阐释涉股权让与担保的股东权利、公司治理、民事执行、破产清偿等规则。

论证券概念的扩大及对金融监管的意义

中国《证券法》的证券概念主要以股票、债券为原型,其适用范围显然不足以应对金融创新的新发展。《证券法》应当借鉴美日等国的立法经验,引入"投资合同"概念作为判断证券属性的实质性标准,以扩张证券的适用范围。投资合同是投入某项共同事业的金钱投资,依赖他人努力而获得收益的行为;其被定义为证券是为避免投资行为中的信息不对称及投资者能力不足,以保护金融投资者。引入投资合同概念在规范商品交易所规则、公司债权融资、金融衍生品类别理财产品的监管和金融消费者保护等诸多领域具有广泛的适用前景。具体认定证券属性的权力,应当由立法授权给中国证监会。

论政府补贴法治:产业政策法、财政法和竞争法的协同治理

政府补贴是政府或公共机构出于特定目的而对经济活动中的企业或个人提供的无偿的财产性资助。政府补贴是现代各国普遍采用的产业政策措施之一,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我国的政府补贴范围广、数量多,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亟需以产业政策法、财政法和竞争法进行协同治理,将其纳入法治化运行轨道。其中,产业政策法确立政府补贴的必要性,并构成审核补贴正当性的重要实质标准;财政法约束着作为财政支出的政府补贴,力求其符合公共财政等财政法治的原则与要求;竞争法着重考量政府补贴对公平竞争的影响。为实现政府补贴法治化,一方面需要在理念上重申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合理界定政府补贴的范围;另一方面也需要完善绩效评价机制、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并践行对政府补贴的实质性司法审查。

治标和治本:互联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新动向的审思

自2013年起,P2P网络借贷急遽扩张,历经多个P2P网络借贷平台"跑路"事件之后,迎来一轮以P2P网络借贷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集中整治与规范过程。目前P2P网络借贷的整治规范工作重点是验收备案、信息披露和资金存款。从网贷平台的商业逻辑和过往运营情况以及投资者借款意愿等角度分析,上述整治规范措施并未对症下药。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P2P网络借贷的定位,即在信息中介的理想情景下进行的定性与实践操作存在不小的差距。欲健康发展P2P网络借贷、规范平台行为、保护投资者利益,还应当重返定性问题的思考,考虑信用中介的定位。辨明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的不同原理,考虑P2P网络借贷从事次级债业务的实质,才能合乎逻辑地厘清出借人、借款人及平台的关系,制定符合商业逻辑和基本法理的管制规则,以促使其规范发展。考察中国P2P网贷发展及监管的历程,可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提供很好的实例。

论信息规制在广告法治中的运用

广告的本质是向消费者发出的关于商品或服务的有效信息。虚假广告会增加信息甄别、处理等方面的成本,对消费者私益和社会整体利益都极端不利。现行对虚假广告的治理手段偏好于对消费者的侵权损害赔偿和以罚款为主的行政处罚,这些措施并不能完全纠正虚假广告造成的信息偏差。法学研究应当在重视弥补消费者私益损失的制度设计基础上,逐步转向防范虚假广告对社会公益损失的制度完善;实践中也应更多地采用《广告法》中规定的更正广告等信息披露、纠偏制度。从长效治理的角度考虑,发挥信誉机制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将虚假广告纳入诚信体系建设的记录指标,能够更为有效地治理虚假广告。

经济法国家观研究:基于社会本位与国家概念的展开

国家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参与和介入社会经济生活,是阐述经济法产生发展的重要线索。界定经济法的诸种理论也多与国家干预、协调有各式关联。过于强调国家本位的经济法理论并不适合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应当以社会本位为基础,设定经济法中的国家地位。考察经济法理论中的国家,不应仅限于以抽象的国家概念探讨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还应充分展开国家的构成要素,可以从包括中央与地方关系、官僚机构的组织运行、角色设定与问责制、政府主导的多元社会共治等角度,具体联系经济法的各子部门制度及其运行展开分析,以此丰富经济法理论研究成果,并促成理论对经济运行实践的有效指导。

公益基金会投资行为治理研究

现代各国普遍承认基金会的法律人格,认可公益基金会从事投资行为的法律能力。然而公益基金会与商事公司不同,其投资行为受到国家及社会的外部限制,也面临组织治理规则的内部限制。国家垄断社会组织的合法身份确认权,从法人目的角度限制基金会行为;国家为保障金融与投资秩序,也从投资范围和程度上限制基金会。此外,过度投资会损耗基金会的公信力,进而影响公众对基金会的捐赠热情。在基金会组织内部,理事会成员选任标准、防范利益冲突、理事义务与责任追究等制度完善将有效规制基金会投资行为。在《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不完善、基金会章程规定不具体的现实下,通过民政部门制定投资行为指引,将是完善基金会投资行为治理的有效路径。

论房产税改革的配套法制完善

房产税改革应协调税收法定原则与地方税立法权,在法律对房产税基本要素灵活规定的基础上,由省级地方人大确定诸如征收区域等具体实行措施。在依托统一不动产登记的基础上,税收管理部门还应与规划、建设、城管、人口等管理部门协同,对违章建筑、房屋租赁或借用、政府办公用房出租等情形,按照经济实质进行征税,以体现税收公平。需要改变直接按房屋交易价值征税的方式,参照房屋现值为计税依据,做好政府房产估值机构和制度建设。应构建统一的纳税人识别号制度,将纳税人信息纳入信用征信制度,从根本上保障纳税人权利,以消除征收直接税过程中的各种困难。

法治政府与地方财政民主建设

法治政府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核心。地方政府财政法治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中之重。财政民主原则是整个财政法的核心,该原则的发挥也构成地方政府财政法治的重要环节。《预算法》修订在预算编制细化、预算公开、公众参与、加强法律责任等方面推动了财政民主建设;而在该法之外,尚需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公众监督和问责制等法律和制度建设。此外,形成财政民主与财政法治的共识,促使地方政府和公众积极投身于地方财政民主建设,也是构建法治政府目标实现的重要方面。

理想与现实之维：所有权社会化之探索

法学意义的所有权社会化强调所有权应受公共利益的限制,公共利益正是其正当性所在。因担心该理论滥用致私人财产权损害而回避该理论,与实践中的大量"社会化"事实并不相符。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规范所有权社会化的实体与程序性条件,既保障公共利益得以成就,又防止政府等公权力过度介入私人财产权领域。

论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调整

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将民间借贷利率上限规则由原来的"两线三区"规则,变为不超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以此适应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支持社会经济发展。但对民间借贷利率限制,在宗教、社会或经济领域的支持或反对意见并不统一。以司法解释方式限定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可能违反利率的监管和司法裁判分工。实践中,对适用该司法解释而限定利率上限的民间借贷主体范围认识存在争议。在既有司法解释框架下,人民法院应当适当限定规则适用的范围,并注重民间借贷案件执行的效果。

电子商务中第三方支付平台安全监管的法律规制

第三方支付平台是网络购物交易快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事物,不仅关系到每笔交易的成败,而且关系到大量资金的安全和一定范围的社会稳定。在具体的网络购物买卖双方与第三者支付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可以利用代理关系进行解释。而在宏观层面,需要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运营及资金风险进行控制,包括利用金融法等法律规范在准入资质、资金支付、保障机制、监督管理方面进行规定,以保障网络交易支付的稳定可靠。

论市场规制权的行使与问责制的落实

近年来发生的诸多事件,如安全生产监督不到位发生的责任事故,食品安全标准不明确或监管不到位等情况,从客观上要求经济管理机关更为合理地行使市场规制权力。姚海放同志的《论市场规制权的行使与问责制的落实》一文,从规制的本质与争议,市场规制的主体与权力,问责制在市场规制权力行使中的作用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加强农村法治建设”笔谈之二 农产品市场规范运行的经济法探索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12年聚焦“三农”问题。结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意见》第五部分着重强调“加强农村法治建设”,提出“健全农业市场规范运行法律制度”的任务。

网络露富显摆的人性思考

"尽管从哲学上区分了‘真’与‘善’的标准,认为真的事物并非都是善事物,也即真的事物并非都是人性所欲求的事物,但通常而言,对人为‘善’或‘好的’事物,即为人性所欲求的事物,其最基本的要求应当为真。"

法制、信誉与商业的博弈

既然提供"有限质保服务增强计划"作为对消费者维权的回应,就应当实质性解决问题;利用某些变通措施拖延、搪塞消费者的合理要求,是无助于问题解决的。

再论商法

本文指出 ,近现代商法与民法的发展是两条线、双轨制 ,当商法出现时 ,普通的民事法还是封建法 ,是“商”和商法的发展导致了社会革命、民事革命。由历史的惯性和偶然性造成的民商法分立与现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及其客观要求日益相脱节。从中国的情况看 ,民商事的发展是同步的 ,商一直未能摆脱官、宗法和其他身份关系的束缚 ,从未发展到能够推动、引发平等民事的程度 ,“商”往往需由民事的进步来催化、促进 ,而当社会上的平等观念和制度导致民法真正形成 ,商法也就包含其中了。作为商法理论基础的“商主体”和“商行为” ,则不可能脱离、区分于民事 ,相反民事主体和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品性 ,恰是商所赋予它的。因此 ,商法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中并不存在或业已丧失殆尽了。

国有制革新的理论与实践

本文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入手 ,对国有制革新问题进行了探讨。笔者认为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契合的关键 ,是要在公有制内部塑造法律上的不同利益主体或产权主体 ,对国有制来说 ,这需要打破国家所有制或所有权内部“铁板一块”的认识和做法 ,建立中央与地方分别所有的国家所有制。

再识“责任”与经济法

经济法责任制度是经济法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法学界论证经济法是否为独立法律部门的重要依据。法律责任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与其他社会责任分离、责任逻辑的完善、责任方式的基本定型等过程,这使得部分学者按传统法律部门作为划分标准,否认经济法责任的存在,进而否认经济法为独立法律部门。按社会活动领域和法律调整宗旨的标准划分法律部门,责任方式并非划分法律部门的绝对标准。经济法具有独特调整方法,其责任制度的精髓集中于“责权利效相统一”的原则。经济法责任不仅在不同程度上综合运用民事、行政、刑事责任方式而形成独特的责任制度,而且将责任制度前置于主体制度,增强经济责任制,形成其鲜明的调整特色。

农村物权纠纷解决中国家法的作用

国家制定的《物权法》强制性规则在农村物权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发挥,有赖于其具体规则与农村社会实际相结合。由此,分析现阶段农村物权纠纷类型与成因,成为问题剖析的起点。而解决问题的关键至少包括以下两点:一方面,法学者应承认国家法在农村物权纠纷解决中的有限作用,协调制定法与习惯法分工协作;另一方面,执法司法者也应提升民众对国家制定法的信仰,包括国家应提供充分且畅通的纠纷解决途径、解决法律形式与实质正义的冲突。唯此,才能尽量消弭专业的国家制定法与社会常理认识的差距,提升国家法在农村物权纠纷解决中的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