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发新社会阶层创新创业活力

新社会阶层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主要集中于新产业与新业态中,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新社会阶层在践行公益慈善的过程中,进一步弘扬积极包容的公益慈善文化,传播公益慈善精神;倡导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积极向上、创新进取的精神风貌;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型经济模式等的发展,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环境。

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入研究——以上海为例

从社会融入的程度来看,上海国际移民的总体水平偏低;从具体的融入因子来看,体现出经济融入、心理融入、文化融入程度依次降低的趋势。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在沪时间、来源国等因素均对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入产生影响,工作移居居多、移居时间短、社会交往网络非本地化等原因极大地影响了社会融入的进程。

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与橄榄型社会的形成——以北上广特大城市为例

中国的发展,在世界各大国的比较中有一个很特殊的方面,那就是有一个长期的目标和规划。为了这个目标,几代人持续追求、矢志不移,功成不必在我。自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就确立了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1世纪初又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全面小康社会",是中国人民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梦想,它的一个重要的量化指标就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当前,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一个关系中国发展前途的关键问题。我们可以给"中等收入陷阱"添加一层含义:一方面指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发展阶段和如期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意味着在发展中能否防止两极分化,成功建成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占主体的橄榄型社会。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密切相连的,因为绝大多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出现了贫富悬殊问题。在这种大背景下,开展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在中国当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在政治层面,中国要建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其社会本质的定语,这不仅意味着要获得生产力快速发展的优势,还意味着必须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其次,在经济层面,中国今后的长期发展,无法再主要依赖于大规模投资和出口,国内消费将成为中国长期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而没有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和大众消费的成长,就不可能拥有强大的消费驱动。再者,在社会层面,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占主体的橄榄型社会,才是一个能够保证社会长期和谐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最后,在文化层面,中等收入群体也是主流价值观形成的基础,在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占主体的社会中,才能有效防止各种极端主义的形成。

社会质量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以中国六省会城市为例

社会质量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研究的全新范式,为系统探讨社会外部环境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本研究利用上海、广州、郑州、长春、昆明、兰州六省会城市直辖市的调查数据探究社会质量对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质量的四个条件性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社会经济保障方面,家庭收入和房屋所有权对居民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社会凝聚方面,亲密信任和机构信任能够提升居民生活满意度;社会包容方面,孤独感会显著降低居民生活满意度;社会赋权方面,社会失范对居民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此外,相比于发达地区,家庭收入对欠发达地区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影响更为显著。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媒介使用对社会信心的影响

社会信心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居民对于各级政府能够战胜疫情的主观看法和心理预期,社会信心的强弱能够很大程度地影响疫情防控的效果。基于123932份网络问卷调查数据,采用K-means聚类方法对媒介使用类型进行类型化分析,并通过建立广义定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分析媒介使用时间和媒介使用类型对于社会信心的影响。研究表明:居民对中央政府的社会信心显著高于对地方政府的社会信心;媒介使用时间显著降低了居民的社会信心;不同媒介类型对社会信心产生了多重效果,官方媒介和社交媒介的使用对于社会信心具有正向作用,而多元媒介的使用则有一定的负向影响。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应当继续发挥官方媒介和社交媒介的正向影响,积极应对多元媒介使用带来的消极影响,实现各种媒介疫情信息传播的良性互动,充分发挥信心在凝聚社会力量、同心抗击疫情中的重要作用。

多维二元结构下特大城市共同富裕的挑战与应对

实现社会结构的改进,破除结构性不平衡,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从多维二元结构视角考察特大城市共同富裕的实践过程可以发现,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内外二元结构、行业间二元结构等基础性二元结构,以及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等特大城市衍生性二元结构之下,社会收入之差距、财富分配之差距、社会心态之风险等结构性问题,依然是特大城市推进共同富裕面临的主要挑战。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特大城市需要认识到多维二元结构性问题的复杂性,在破除历史上积淀形成的结构性不平衡方面作出更大的改进。

多维二元结构下特大城市共同富裕的挑战与应对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远景目标提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将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和本质要求之一。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共同富裕远景目标的提出致力于解决过去几十年逐步形成的结构性不平衡问题。换言之,实现社会结构的改进、破除结构性不平衡,是实现共同富裕不可回避的深层次问题。

多维二元结构下特大城市共同富裕问题研究

作为我国资源要素最为集聚、发展阶段更加先行的区域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阵地,特大城市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稳步推动共同富裕方面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与此同时,以上海为代表的特大城市当前面临的一些不平衡的结构性问题,也成为其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拦路虎,而当前政策的发力点就是要破解这些结构性问题。对于特大城市而言,城市内部的多维二元结构极大阻碍了高质量发展。

市场化与市场能力:中国中产阶层的生成机制——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不断扩大,但是中产阶层比较弱小仍然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如何培育和扩大中产阶层已经成为中产阶层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学者们认为中国中产阶层的扩大主要有三条渠道,即教育渠道、专业技术渠道和市场渠道。在这三条渠道的基础上,运用北京、上海、广州开展的"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的数据,从市场化与市场能力的视角分析我国中产阶层的生成机制,结果显示:1)教育渠道仍然是中产阶层最为主要的生成渠道;2)在市场化部门方面,单位类型和行业类型对中产阶层的生成发挥着不同的作用;3)在市场化地区方面,所在城市的市场化程度越高,个人越容易成为中产阶层。

职业特征、主观社会地位与自由职业者的工作满意度

非组织化就业是相对于传统组织化就业而言的一种组织化程度较低的就业状态。当前的工作满意度研究主要针对组织化就业人员,而相对忽视了自由职业者等非组织化就业人员。文章使用2020年上海自由职业者调查数据,分析了职业特征和主观社会地位对自由职业者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水平、工作自主性、工作形式、工作动机、从业时间等职业特征因素均对自由职业者的工作满意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主观社会地位对自由职业者的工作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收入水平对自由职业者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流动经历与社会融入:在沪外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外籍流动人口能否最大程度地服务于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取决于其能否在大城市长时间居留。分析外籍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大城市制定吸引外籍人才的相关政策、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具有重要理论及现实意义。利用上海外籍流动人口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了流动经历和社会融入对外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流动经历对外籍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来自欠发达国家的外籍流动人口比来自发达国家的外籍流动人口有着更强的居留意愿,居留时间与外籍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呈"U型"关系,在中国其他城市的居住经历能显著提升外籍流动人口在上海的居留意愿。在经济融入方面,自雇外籍流动人口更不愿意长期居留在上海,而房屋所有权对外籍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在社会文化融入方面,本地社会网络是影响外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在心理融入方面,外籍流动人口对城市和社区的满意度越高,对上海的适应程度越好,其长期居留在上海的可能性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