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久违了,故乡！父亲去世后,我就再未回过魂牵梦萦的故乡。六年后,我终于踏上了那片生我养我的红土地,回到了父亲长眼的地方。 抚摸着父亲简朴的墓碑,老人临终前的情形历历在目。当时,父亲因肾衰竭、脑血栓并发,生命垂危,母亲强忍着悲痛通知千里之遥的我。当我匆匆赶到父亲床前的时候,他神志尚清楚,但说不出话来。望着父亲黯淡的目光和惨白的面孔,我心如刀绞。我意识到父亲即将永远地离开我们,非常渴望和他作最后的交流。看得出,他也很想跟我说话。可是,曾经是那样生龙活虎的父亲已经奄奄一息,只能哀伤、无助地看着我。我忍不住泪流满面。

无症状性高血压可否不服药?

高血压在临床中很常见，早期患者往往无特殊不适感觉，常于体检时发现血压轻度升高。但有时又在正常范围以内。对于这种轻型高血压，首先强调使用的并非是降压药．而应是非药物疗法。

也谈“多难兴邦”

5月16日，我在《人民日报》上读到叶小文先生的《多难兴邦》一文，沉重的心情为之一振。5月22日，又在《长江日报》上看到一篇题为《面对震灾．请慎言多难兴邦》的文章，说“多难兴邦”一词包含对亡灵不敬之意，“多难与兴邦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灾难．就是灾难”，“不要将过多悲伤以外的意义强行赋予悲伤”．“不要说什么‘多难兴邦’”。对此，我不敢苟同。

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的两个答案

1945年7月4日,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应邀走进延安毛泽东同志的窑洞,提出了著名的“窑洞之问”一一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黄炎培先生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為”,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

融合发展关键在融为一体、合而为一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媒体融合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他强调指出,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作为中央党刊工作者,我们应当结合工作实际,认真学习贯彻落实。

史学的“困境”与发展——访历史学家蒋大椿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历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史学是否存在危机?历史研究如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蒋大椿同志。

论邓小平爱国主义思想的基本特点

邓小平同志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爱国主义的一系列精辟论述,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紧紧抓住其基本特点,对于我们全面把握当代爱国主义的丰富内涵,正确贯彻落实《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扎扎实实把全民爱国主义教育引向深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提高认识，检视问题，狠抓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开展这次主题教育的根本指针,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中央关于开展主题教育的决策部署上来。

会议少些、短些、再精些

报载河北省唐山市委、市政府将今年上半年准备召开的38个专题工作会议并成一个会，分别由8位市领导布置工作，总共只用了150分钟。这一举措直接节省费用约1000万元，使7200多名基层干部免除了来回奔波之苦，节省会议时间25天。我没有详细研究这一做法的起因效果，但还是要为这种精简会议、改变会风的坚决行动叫好。

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讨论

前不久,在昆明召开了第九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现将会议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讨论情况综述如下。一、关于对东方社会发展特点的认识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特点是会议讨论的重点。有学者认为。

浅说“抗药性”

幼时多病，经常使用抗菌素，以致大夫对我说：“十年内你不要再用抗菌素了，因为你体内产生了抗药性。”从此我才知道，治病不仅要对症下药，而且要用药有方，即使灵丹妙药，用法不当或太过太滥，也会引起不良后果。

从接触“红档”到研究《红旗》史

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红旗》史。为什么要研究它？概括地说,身份使然,职业使然,刊物的性质使然,再加上机缘巧合。 首先,我是1986年7月从中国人民大学分配到红旗杂志社的,在沙滩大院工作了整整30年,也算是“红旗”时代的人,对这个单位比较熟悉。其次,我是学历史的,虽未直接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但在本社哲史室（部）当过十几年编辑,编过不少历史方面的稿件,对史学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

访黎澍始末

建国之后,学术界长期陷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误读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简单化的理解之中,教条主义盛行,诸多条条框框大大限制了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也阻碍了人们实现对于历史的真理性的认识。年迈的历史学家黎澍对此作了严肃的反思,表现了一位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探索勇气和创新精神。

论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

我们党的纲领包括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个方面。要坚持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目标与途径、不断发展与阶段发展、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的辨证统一关系。我们党提出坚持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是建立在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基础之上的。同时,坚持落实好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又使我们进一步深化了对“三个规律”的认识。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统一于贯彻“三个代表”的过程中。

尊重历史，冲破教条——访黎澍

著名历史学家黎澍同志，不久前就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历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等方面，对记者发表了看法。记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史学工作有了很大发展，成绩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