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重构:理论逻辑、现实障碍与政策路径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意味着其内部的重大变化,更会直接影响其与外部企业之间的供应链合作关系,乃至重构供应链。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在供应链上实现示范扩散,提升供应链分工深度和参与广度,增强供应链韧性与稳定性以及促进供应链的创新,从而有效重构供应链。然而,企业数字化转型重构供应链还存在企业、地区、产业和供应链层面的现实障碍,制约这一重构效应的发挥。要实施多措并举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强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产业发展水平和畅通供应链数据流等四种路径,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的积极重构效应。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家庭增收的作用机制——基于县域数字乡村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匹配数据

促进农村家庭增收,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落脚点,关乎全社会共同富裕能否顺利实现。通过将县域数字乡村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匹配,从微观视角探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家庭增收的作用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家庭增收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从收入构成上看,数字乡村发展显著增加农村家庭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降低转移性收入。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通过促进农村居民就业增加农村家庭工资性收入;通过促进家庭创业增加其经营性收入;通过加快农村资源变资产增加其财产性收入。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地域、不同特征的农村家庭从数字乡村建设中获利各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农村家庭、低收入农村家庭及高学历农村家庭增收效果越显著。因此,提出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加快农业农村数字技术应用,为农村家庭增收奠定数字化基础。

一种新型土壤改良剂的制备及应用研究

研究利用拟青霉菌和泥炭制备新型土壤改良剂,并探究了其对作物生长的影响。实验结果如下:(1)该土壤改良剂对植株生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表现在提高出芽率、增加植株的高度和重量;(2)该土壤改良剂的最适添加量为10%,添加量过低或过高均会影响改良剂的功效;(3)该土壤改良剂可以降低土壤pH值,使土壤呈弱酸性;(4)该土壤改良剂可以显著提高土壤细菌群落中伯克氏菌科(Burkholderiaceae)的丰富度,由8.3%上升为21.2%。研究证明通过该土壤改良剂的合理使用,可以改善土壤理化性质、调节微生物群落结构,从而促进植物生长,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融资约束下的自主创新与合作创新

融资约束是中国企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文章利用2012年世界银行的中国调查数据,从创新决策和创新投入强度两方面实证检验了融资约束下自主创新与合作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抑制了企业的自主创新与合作创新,企业融资约束下自主创新与合作创新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且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合作创新。据此,文章认为政府应该增强对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并为企业与其他企业或科研结构进行合作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省际分布

企业拓宽供应链空间布局,这不仅关乎其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也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0—2023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上游供应商—焦点企业—下游客户”的供应链关系,研究焦点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省际分布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焦点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上下游的省际分布存在非对称性影响,其显著扩大了下游客户省际分布,而对上游供应商省际分布的扩大效果并不明显。机制检验表明,焦点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是通过降低供应链交易成本,拓宽下游客户省际分布,但由于上游供应商市场实力更强,其对上游供应商省际分布的扩大效果受阻。异质性分析发现,当焦点企业面临较大的供应链风险时,其数字化转型扩大下游客户省际分布的趋势下降。同时,与西部地区相比,东中部地区的焦点企业数字化转型更能扩大下游客户省际分布。本文从供应链省际分布视角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商品要素与资源跨区域流动中的重要作用,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政策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配置:集中化还是多元化

在当前高度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企业要通过数字化转型来优化供应链配置,这不仅关乎自身生存发展,也是维护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微观基础。本文利用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供应链治理角度系统验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配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供应链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以及供应链整体集中度,推动供应链配置多元化;该推动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上下游交易过程中的供求协调成本和运输库存成本来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的机会主义风险情境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配置多元化的推动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在低市场化地区、高竞争行业和低优势地位企业中该推动作用更加显著;面对中美经贸摩擦导致的高系统性风险,企业更多利用数字化转型推动供应链配置多元化。本文揭示了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推动多元化而不是集中化方式来优化供应链配置的规律,这构成中国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微观理论基础,为加快构建数字化供应链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供政策启示。

企业数字化、专用知识与组织授权

现有研究主要绕过组织来考察信息技术如何影响企业效率,将组织变革视作“黑箱”,忽略了数字时代企业组织首先所要面临的数字要素冲击,并与数字化互为决定、相互牵引的演进逻辑。在数字时代,分析数字化如何直接作用于组织变革是理解数字与实体深度融合的基础条件。本文利用微观企业数据,将组织授权作为组织变革的重要特征,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对组织授权行为的影响及其核心机制。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削弱高管权力、增强基层权力、诱使组织向下赋权。这说明数字化通过提升组织信息成本和削减组织代理成本的综合效应,促进了企业分权变革。进一步比较发现:数字化促进组织向下赋权的结论,在大企业、国有企业、高管政府任命以及承担较多政策负担的企业不显著,说明组织在结构、决策程序以及制度依赖上的惰性阻碍了数字与实体融合,而优化国有企业决策流程、减少政企直接干预、削减企业政策负担等都可以加快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组织变革。本文还从三类特定情形下的专用知识入手,验证了专用知识的空间获取条件、行业集聚特征以及企业内部高管能力甄别等,分别影响企业数字化诱使组织授权的调节机制和中介机制。本文政策含义表明应该重视经济系统内部专用知识的分布规律和转移过程,提升企业应对数字化冲击的组织应变能力,推动实体与数字的自发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