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刊”的独特性质及其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与关键

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是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期刊类型,不仅在历史上渊源有自,而且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甚至在影响人类社会未来前进方向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精神气质上说,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具有紧跟时代步伐,贯通人文和社科领域,整体性地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学术抱负。“综合刊”之为“综合刊”的“综合性”,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传统文化重视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特质相契合,而且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当前阶段特别重视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的内在要求相适应,这些基本性质决定了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和当代中国学术评价体系重塑过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应当立足于自身独特定位倡导一种思想性、学术性、时代性和典范性并重的“综合刊”文体,并以此为枢纽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体性创新、培养和扶持与综合刊历史地位相匹配的核心作者群,以及通过集中呈现当代中国学术“拎得起来”和“看得见”的标志性成果来推动中外学术交流。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基本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能否立足于自身独特定位自觉参与当代中国学术评价体系的革命性重塑,建立“综合刊”之间更自觉的联盟与协作,在期刊之间和编者作者之间建立“亲清”刊刊和刊学关系,在恰当认识与正确把握期刊发展数字化及国际化趋势的基础上坚守“内容为王”和“中文为本”。

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结构

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进行体系化构建的努力,早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正式命名。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体系等方面的充分肯定,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性创新的重要前奏。《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党的十九大报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是迄今为止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体系化建构的几次重要尝试。作为宣传学习材料来说,这些尝试已经相当完备,但作为真正的思想体系则尚嫌不足,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理论阐释与具体工作部署相混杂。真正构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首先要对作为概念基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深入完整的把握,其次要依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概念呈现新思想的逻辑结构,从根本上把握住成熟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总体,亦即在思想中重构这个具体总体。

卢卡奇晚年重建马克思主义存在论的努力与局限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性流派与代表性人物的研究正方兴未艾,但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存在论视域尚缺乏较为全面和深入的探讨。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诸多论域中,这一问题无疑具有前提性与基础性的意义。为此,我们推出一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论视域的反思与批判的专题讨论,希望引起学术界同人的关注,从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新的实质性的推进,并有益于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建构以及对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

共产主义的根本旨趣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未来前景的纲领性描述,是共产主义学说的凝练表达。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总体性的历史理论,其根本的立脚点是作为"人类史前史"终结同时又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人类"新开端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感性意识"及其理论表达,一方面是对人类社会"历史之谜"的系统解答,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创造新世界的行动纲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及其晚年关于东方社会和俄国公社前途命运的审慎思考,对我们深入理解当今中国发展道路的基本性质和历史使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站在新时代的历史高度回顾共产主义的根本旨趣和展望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我们可以更加透彻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和历史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倡导的人类解放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历史命脉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推进当今人类进步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贡献和世界意义,也有着自身发展阶段的历史局限性。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争与学术流派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所谓研究方法问题,决不仅仅意味着某种工具性的研究手段,而是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理解。方法的差别意味着视野的转换,不同的研究方法开启出不同的学术研究主题和领域、观点和流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关方法的重要理论论争主要包括:马克思经典文本在解释学上的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之争。依据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进路呈现出来的、初具规模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流派主要包括:文本学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马克思主义、生存论的马克思主义。

由主体性问题论马克思与黑格尔历史原则的差别

历史之为原则,或者说历史性成为存在论的基本视域,意味着根据意识与历史意识在哲学基础中的相互融合,这是一个经过奥古斯丁、维柯等关键环节,而后在黑格尔哲学中首次真正完成的漫长过程。马克思与黑格尔历史原则的决定性差别在于,世界历史的根据及其历史性是建基于思辨思维还是建基于感性活动。在本文当中,对这一差别的指证是特别依循主体性问题得到贯彻的,因为在我们看来,“思辨主体性”与“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之间的差别是马克思与黑格尔上述历史原则之差别的内在本质。

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哲学观念

列奥.施特劳斯视古典意义上的政治哲学为真正的第一哲学,认为哲学与政治、哲人与民众之间的冲突具有永恒的性质,因而终其一生始终专注于上帝和政治问题,或者说神学-政治问题。这种关注,源自于施特劳斯对自身历史处境的领会,如果说“政治哲学的转向”、“解释学上的坦诚”与“隐微和显白的写作技巧”一同构成了施特劳斯对以实证主义和生存主义(激进历史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性“智识力量”最深刻的回应的话,那么“两层洞穴说”则鲜明地代表着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与整个现代传统背道而驰的深刻意图:现代启蒙理性的传统试图将人从偏见、迷信和宗教引导到“哲学”的“真理或光明世界”,而施特劳斯的首要目标则在于重新把人由所谓的“真理和光明世界”引回到“意见和偏见”的世界,引回到源初性的现实的政治世界。由此而形成的是一种融“什么是正当”和“为什么要哲学”为一体的哲学观念和哲学史视域。

历史唯物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价值观

价值观问题的兴起,是西方现代性社会生成的理论后果,是对西方社会古今之变的一种理解和解释的努力;价值观领域具体观点的纷争和分歧,本身又是现代性的个人主义和差异性等原则的理论表现。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价值观,其价值观上的突出意义在于对现代性社会生成和演变的批判性理解。在当代中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价值观的核心内涵既有利于"祛"现代性生存方式之"魅",又有利于"祛"与这种现代性生存方式相适应的种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规范的永恒性和普遍性之"魅",同时又有利于我们在充分重视现代性世界历史"天命"对中国改革发展的制约作用基础上看到中国独特发展道路可能具有的超越一般现代性发展方式的世界历史意义,从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树立充分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马克思对现代政治的批判性分析及其当代启示

"建构性政治"概念的提出是恰当理解当下中国政治生活现实的一种值得重视的理论主张。黑格尔对现代政治的哲学分析以及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和现代政治自身的批判,对于理解"建构性政治"概念的确切内涵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虽然中西方文明有着根本不同的伦理精神基础,但黑格尔和马克思共同认可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基本理论框架,对分析中国政治传统与当下政治现实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黑格尔的国家主义立场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本位恰好构成"建构性政治"之"建构性"的两个基本维度,而马克思的"人类解放"学说则提示我们在注重"建构性政治"的现存性和结构性维度的同时,不应遗忘政治生活本身的历史性和过程性维度。

葛兰西实践哲学的“内在性”概念及其存在论上的局限性

通过指证实践哲学的内在论性质,葛兰西有效地批驳了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在存在论基础上的抽象物质的或者说唯心主义的方向,从而要求根本性地终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中向“前康德”哲学境界的倒退。葛兰西虽然试图用“历史主义的或现实主义的内在性”来标识实践哲学的“内在性”同黑格尔的“思辨的内在性”的区别,但因其对李嘉图的过度褒奖和对哲学“思辨”形式的保留态度,以及在存在论基础中的游移,这两种“内在性”之间的原则差别并未得到内在巩固的阐述。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发展中的“普遍主义”问题

关于中国参与全球化时代文化交往问题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在根本上从属于以现代西方资本文明为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亦即从属于在黑格尔哲学中得到充分表达的“普遍性”思想方式和生存方式,而正是在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中,蕴涵着一种超越“普遍性”原则以及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的思想视野.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视野出发理解所谓中国发展的“普遍主义”问题,一方面意味着揭示问题本身的“现代性”特质,亦即只要人们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局限在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的范围内,一切关于“普遍主义”问题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争论就不可避免地变成相互排斥又相互支撑的抽象反思,并成为“普遍性”原则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占据支配性地位的一个确证;另一方面意味着,依其实质把植根于“普遍性”原则之上的现代性文明,当作一种在“人类历史”中必将历史地成为问题的事物来对待,并从怎样创造一种真正超越“普遍性”文化的发展方式上来积极领会当代中国发展的“世界历史”意义.

“综合刊”的独特性质及其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与关键

对综合性中文社科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目标和路径的探讨,要以其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参与当代中国学术评价体系重塑过程中应当发挥的积极作用为思考重心:就发展目标而言,无论是引领学术创新、发表学术成果、培养学术人才,还是国际学术交流,始终都要依循“综合刊”的基本性质及其历史任务的总体定位来加以理解和把握;就具体路径而言,关键之点在于,如何促进“综合刊”群体的自我觉醒和联合行动,如何以“综合刊”群体为枢纽构建“亲清”刊刊和刊学关系,如何恰当把握“综合刊”数字化和国际化发展的内在限度等。

在当代语境中重估黑格尔的哲学遗产

黑格尔哲学作为从思想上深入把握西方哲学史和西方文明史核心内容的集大成体系,对于理解今天的世界历史情势以及理解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所谓立足当代语境重估黑格尔的哲学遗产,首先是在思想境域上经由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更好地理解黑格尔哲学在方法论上的优长之处及其所意谓的“事情本身”的具体内容,其次是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要求以及从哲学上把握当今中国社会现实的理论要求,恰当地估价黑格尔哲学所意谓的“事情本身”在今天仍然具有的历史势能,以及黑格尔哲学自身相应的理论解释力。

坚持中国道路 弘扬中国精 神凝聚中国力量——深入学习总书记回信精神,推动新时代中国学术高质量发展

文章选登的5篇发言摘要分别以"让中华文明更好抵达未来福泽世界""提升中国话语议程设置和对话的能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助推当代中国大师级学者的成长成熟""在促进中外学术交流中发挥更大作用"为主题,深入阐释了上海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工作者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积极回应时代问题,坚守初心,引领创新,更好地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推动新时代中国学术出版的高质量发展。

“科玄论战”与人生观问题的百年寻思

“科玄论战”的百年回顾,绝不仅限于历史纪念意义,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因为“科玄论战”的实质乃是“科学”“哲学”以至“玄学”之于近代以来中国人“人生观”的性质、意义和作用等问题。在“科玄论战”的基本史实及其百年回响中,蕴含着深刻影响20世纪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及当代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本的重大实践问题和基础理论问题,即如何对待以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进步为核心成就的现代西方文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科学性质,如何看待中华民族自身文明和文化传统等。在当代语境中重审“科玄论战”或人生观问题上的“科玄之争”,最为根本的思想任务是,通过深入把握当今人类社会和中国发展的总体境况,回应和承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课题,深刻阐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突出特征和重要成就的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具言之,通过继承和拓展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性理解,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精华,构建一个能够全面理解当代中国与世界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形成一种属于当代中国人的科学的人生观;其核心指向是在“两个结合”的历史进程中锻造出一种全新的政治文明形态,以驯服技术和资本的无序扩张,使人类社会与现代科学技术形成一种真正自由的关联。

生态社会主义的两种基本面相及其内在理论张力

当代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包含两种基本的理论面相:以戴维·佩珀为代表的"红绿联盟的生态社会主义"和以萨拉.萨卡为代表的"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两种面相之间的差异恰好与"生态社会主义"一词的两个组成部分具有对应性,亦即前者以"社会主义"为首要原则,后者以"生态"为首要原则。理论原则上的基本差别,蕴含着二者在如何回应绿色话语的生态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挑战、如何理解生态危机的最终根源、如何看待发展本身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如何理解传统社会主义因素在构建生态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作用等核心论题上的分歧与紧张。从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出发对生态社会主义基本面相和内在理论张力的深入剖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今世界的社会现实,从而采取更恰当的应对生态危机问题的行动方式。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一项根本性的战略任务。做好意识形态工作首先需要吃透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尤其要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中透彻领会意识形态工作本身的基本性质和根本限度,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事业的战略布局和中心任务来展开,将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其次要充分吸取党的历史上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基本经验,从意识形态建设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要求之间的密切关系出发,恰当处理党内的思想路线斗争,时刻抓住关键的行为主体,并兼顾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再次要坚持以立为本、破立并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与当代中国实践之间建立内在巩固的有机联系。

文明论与普遍历史的有机统一:中国道路研究的根本视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研究,亟须在世界历史哲学的层面展开基础性的方法论反思。"文明比较"作为中国道路研究的一种根本视域,实际上是"文明论"与"普遍历史"视角的有机统一。黑格尔、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等重要思想家,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有机统一的基本范例。当代中国道路研究,应当立足于"文明论"基础之上,建构一种能够真正切近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的更高意义上的"普遍历史"叙事。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究竟关联

深入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哲学革命之间的关联,首先要重点挖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之起点和作为马克思哲学革命之“秘密和诞生地”的意义,恰当把握马克思新世界观基础的核心,亦即“感性活动”原则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论立场、费尔巴哈“感性-对象性”原则以及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真正突破,从而有效防止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再度形而上学化或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实证科学化的退行理解;其次,在恰当把握“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早期工作之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性意义的同时,重点考察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基础在以《资本论》为中心的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深化发展及其方法论成果,从而对马克思的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西方现代性社会批判的核心内容取得真正融贯一致的理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立论根据与哲学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实践方面看,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性变革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来社会主要矛盾运动变化的必然结果;从理论方面看,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基本矛盾辩证运动的结果。从哲学上透彻地阐明"新时代"的实践根据与理论根据,建立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叙事,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维度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完成,在国内文化建设上实现"中""西""马"融会贯通,在对外文化交往中澄清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是当前中国哲学研究者的根本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