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诉说、集体记忆与民族共同体:纪录片《中国话》的意义生成

语言是人类沟通交流、系连情感的重要载体和纽带。《中国话》是一部语言文化类纪录片,聚焦语言文化的人民性、融合性与精神性,通过“个体—集体—共同体”的层递关系,让“中国话”实现视觉化传播的同时也传达出了我国语言文化的历史价值与人文意义。该纪录片既为文化类纪录片提供了一套符合时代需求的叙事策略,也实现了内容生产与语言资源保护的创新。

《鲜生史》:纪录片的网感化表达

“网感”是互联网时代内容打造与传播的重要基点。纪录片的“网感化”表达是指文本的视听语言、叙事手法等逐渐顺应互联网思维逻辑和网络受众偏好的过程。纪录片《鲜生史》通过画面并置、影像抠图与合成等方式在影像表达上具备网感特征;在内容叙述层面,则依托文化母体通过跨码搬运、内容喂靶等手法赋予其网感特性。二者相互交融,使纪录片博取了较好的关注度与传播效果。

录屏与交互:论屏幕纪录片的艺术特性

屏幕纪录片是指以电脑、手机等设备的屏幕为叙事载体,叙事动作依赖对软件、系统、窗口的操作行进,通过各种屏幕及屏幕中的可操作界面进行叙事与影像建构,以此记录呈现当代网络用户现实生活的纪录片。因以屏幕录像的方式生产素材,所获影像内容是各种虚拟操作而非实地发生的自然素材,又因内容的载体是具有计算属性的交互界面,这使得屏幕纪录片在生产过程和文本叙述维度具备独特的艺术性征,也是媒介内容与形式重混后的产物。

时代图景与群像塑造:电视剧《风吹半夏》的情感表达

时代群像剧《风吹半夏》一经播出,便掀起一股翻涌的时代热潮。剧中用符号隐喻定格细致的影感画面,以丰满的镜头描绘粗粝风格的时代色彩;群像缩影聚焦时代弄潮儿,以小窥大,彰显时代洪流下的人生百态;借身份认同引发观众的共情,唤起观众隐秘心间的时代记忆。

互联网环境下纪录片的创作与传播

互联网技术与文化的兴盛打开了纪录片原有的形态边界,微纪录片、跨媒介叙事、内容众筹、众筹点映、资金众筹等成为新的呈现形态和运作方式。其中纪录片的文本内容可以分布至多类媒介,受众则变为积极参与、恣意漫游的网络用户,纪录片的传播、读解、盈利范式都产生了改观。纪录片的跨媒介运作融合贯通各媒体平台,将叙事内容分拆至不同类型的文本中,让其文本呈现“网络化”“可进入”“体验式”的特征,为纪录片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新路向。

微纪录美学:媒介融合背景下纪录片的美学新形态

从媒介视角考察中国的纪录片，制播媒介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因素。自电视媒介在20世纪中期开始普及，纪录片的传播渠道得到极大拓展，而后ENG技术的引入直接推动了纪录片纪实语言的发展。同样，21世纪兴起的网络媒介在拓展纪录片播出平台的同时与电视、院线等传统媒介进行了融合，使纪录片的制播模式、形态理念乃至纪录美学产生改变。

融合文化场域中纪录片的跨媒介形态

《辉煌中国》《二十二》《我的诗篇》等纪录片的出现让内容众筹、资金众筹、观影众筹等形式进入纪录片领域。而《厉害了,我的国》推出网页游戏,《了不起的匠人》边看边买的方式,《风味人间》制作系列节目《风味实验室》《风味原产地》等将纪录片的内容延伸到多种媒体甚至现实之中。这让纪录片的跨媒介形态不再限定于同一内容在多种媒介中的直接转述和传播,还包括受众的主动参与和文本的跨媒介叙事,给纪录片的市场化运行机制提供了新途径,也极大丰富和延伸了其产业链。

电影《冈仁波齐》的虚构与真实

影片《冈仁波齐》上映后在取得票房突破的同时,也带来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其中之一即虚构与真实的关系问题,因为片中人物的真实目的与动机同导演的搬演与虚构平行并存让影片的身份定位变得模糊复杂。但是回顾纪录电影的历史与理论,构建于真实人物和真实动机基础上的《冈仁波齐》模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融通"真实电影"与"直接电影"的理念、冲抵纪录电影与剧情片的对立,在实现虚构与真实自然交融的同时开拓了纪录电影的创作方法和形态。

短视频形式与形象化内容:《如果国宝会说话》的变异修辞

纪录片的定义中蕴含其修辞表达的根基,后现代主义修辞学与广义修辞学的出现也为我们从修辞学视野讨论纪录片的修辞艺术提供了可能性。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以短视频形式和形象化的内容对接当下媒体融合的语境和观众的审美需求,在真实性基础上使用拟人、演示、异语等多种变异修辞手段,把文物生动可感、鲜明直观地呈现出来并取得了极好的接收效果,让纪录片领域的"媒体融合"有了一个更为具象和生动的样本。

“战疫”题材纪录片的美学特征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在文艺领域,以呈现真实、启迪民众为主要目的的纪录片成为展现人民“战疫”事迹、弘扬抗疫精神的极佳文艺形态。近来中央电视台、各省级卫视均制作播出了众多以抗击疫情为题材内容的优秀纪录片。从呈现形态来看,有单集纪录片、系列纪录片、微纪录片等;但在文本内容里,它们都蕴含了共同的美学特征:崇高美、悲壮美与和谐美,由此真切表达出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

基于熵技术和理想点法的乡镇卫生院服务水平评价

作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机构,乡镇卫生院的服务水平关系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目标的实现。本文通过建立乡镇卫生院服务水平评价体系,运用熵技术和理想点法评价2012年至2016年乡镇卫生院服务水平。结果发现,卫生人员队伍建设工作薄弱制约着服务可提供性与可获得性的提高,财政补助在经济可负担性中起主导作用,但补助的效果不理想,乡镇卫生院的预防保健工作仍有进一步改善空间。对此建议加强乡镇卫生院卫生人才队伍的建设,调整乡镇卫生院财政补助的支出结构,以及重视预防保健工作和拓宽基本医疗保障基金的门诊费用补偿范围。

说服与距离:论纪录片的修辞艺术

纪录片与传统修辞艺术具备相同的功能与目的:说服他人接受某种观点,乃至采取相应行动。但"说服"不是强迫或压制他人服从某种意愿,而是缩小甚至消除各方之间的距离与隔阂,促使个人或群体自愿改变观点或行为。由此,纪录片艺术活动中那些用来调节与协商各方之间的距离以能够论证观点和说服他人的方法和手段,即构成它的修辞活动,它以纪录片文本为中介,以表达真实和说服受众为目的,同时具有真实性、对象性的特征。

21世纪中国纪录电影发展研究

21世纪中国纪录电影获得较快速的发展,虽然2000年至2010年间仅有10余部纪录片上映,但2011年至2021年间却有120余部院线纪录片。纪录电影不仅内容题材极为丰富,其文本形态、叙事策略、宣发途径、接受方式均得以创新。21世纪前后十年的巨大反差彰显了中国纪录电影的发展演进历程,促使探索研究其“反差”背后的动因及意义,这有助于深刻把握纪录电影的演变动力,进而促进新时代纪录片的高质量发展。

应对挑战 建构共识:纪录片对中国国家形象在非洲的塑造

纪录片是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的重要载体之一。本文从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切入,从纪录片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现状、建构“自我”与“他者”共识的路径、提升中国纪录片国际话语权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探讨如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推动中国在非洲形象的多维度、多视角塑造与传播。

国产年代剧的时政话语建构及其美学思辨

国产年代剧通过国家政策影视化演绎建构的时政话语,呈现出故事化、隐喻化、空间化的艺术特征,实现从无形到有形的具象表达。剧中时政话语的建构也产生了助推功能性叙事、彰显民族国家寓言、认同构建主流价值观等文化功能,进而在人民美学审美观照下唤醒大众的集体记忆,以此在国家话语与平民话语的缝合中对国家的发展进程进行历史回首。

纪录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与传播

纪录片以真实性的过程展示和艺术阐释始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扮演重要角色。只是仅停滞于对非遗项目的动态记录和静态保存并不能充分发挥当下纪录片的功用。“活态保护”首先要对非遗项目所蕴含的无形的思想价值和精神意义进行阐释,其次应维持遗产与现实生活间自然自在的状态,最终实现以传承人为核心的活态保护与传播。因此需要突破既有观念,把纪录片作为一类工具,探索它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与传播的各种可能。

动物题材纪录片拟人化手法的两种表现方式

在动物题材纪录片中,拟人化作为一种重要的叙事手法,体现为动物的人格化、性格化,也隐藏在纪录片的叙事结构中。因此,把拟人化手法作为一种独立的拍摄、制作技巧进行研究十分必要。一般来说,在纪录片中,处于限知视角或第一人称的叙述者给人感觉更加真实和可靠,这是由于故事叙述者与亲历者身份的重叠。但同时,处于全知视角或第三人称的叙述者又具备着优于限知视角的权威性与客观性,这是由于“对于全知视角下的叙述者来说,他的叙事动机不是导源于一种内在的生命冲动,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审美的考虑,不能与一种本体存在意义上的冲动同日而语”。

政论型纪录片的叙事新范式——以央视近期播出的政论片为例

央视近期播出的《将改革进行到底》《巡视利剑》《大国外交》等政论片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它们的成功与其在叙事活动中采用多元流动的讲述者、辩证严谨的叙事策略以及情感细腻的叙事手法等具有直接的关系,这让纪录片叙事文本具有真实性、说服力和震撼感的叙述效果,形成了当代政论片叙事的新范式。

历史文献纪录片的人民美学——评《他们与天地永存》

历史文献纪录片在内容戏剧化、人物故事化、表现艺术化之后如何进一步接近观众心理、引起共鸣,更高效地让他们认可和接受文本传达的信念是其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新时代人民美学思想应成为历史文献纪录片接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向度。新时代人民美学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其鲜明的人民性、审美性、时代性特征引导创作者始终把人民群众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和接受主体,对历史文献纪录片的内容建构和表现形式具有重大的引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