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祛魅与虚无主义的危机——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哲学的“总问题”

浪漫主义的确是一场极具争议且无法用某种单一的立场或者价值观来概括的、极为复杂的思想运动。但是,这种复杂性并不意味着浪漫主义完全缺乏内在的统一性、完全无法定义。早期浪漫主义的美学、宗教、科学和政治思想,与整个哲学或形而上学研究的主题和意图保持着内在的连贯性和统一性。正因为早期浪漫派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思考突破了理性主义和主体性反思哲学的局限,所以,他们关于自然、宗教和政治的观念具有完全不同于启蒙的科学世界观、理性宗教观和契约论国家观的独特理路与思考框架。早期浪漫派试图发展一种非主体主义的形而上学,将意义与规范的根据建立在绝对无条件者之上,以克服理性的异化和现代世界的内在分裂;并通过对审美经验的内在统一性的揭示和一种新的宗教观念的发展来突破理性主义的二元对立,促进理性自身的辩证的、合目的的发展和人的教化,恢复人的整全性,进而从根本上回应现代虚无主义危机,重新奠定人类共同生活的基础。

启蒙时代的幽灵:德国浪漫主义思想的诠释史

德国浪漫主义所表现出来的诸多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针锋相对的特征,使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作为时代潮流的反动而被贴上了非理性主义、保守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标签。尤其是从19世纪中后期到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泛政治化和民族认同的大背景下,作为在德国历史和文化中孕育出来的第一个本土化的、最具德意志特色的思想文化运动,对浪漫主义的理解不可避免地与时代精神和政治局势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强烈的意识形态化倾向以及古典与浪漫、启蒙与反启蒙的二元对立使得深入德国浪漫主义内在学理的研究难以展开,它要么被刻意贬低,要么被无限美化;要么被认为是完全非政治的,要么被认为是政治上极为反动的。因此,超越启蒙的意识形态和现代性话语,通过对德国浪漫主义的诠释史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对于深入德国浪漫主义独特的问题意识和思想语境,揭示德国浪漫主义的合理性与现实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陶片放逐法到苏格拉底的审判——雅典民主制理念的历史嬗变

雅典民主制中的放逐制度即陶片放逐法,通常被看作是平民与精英之间对立关系的表现;而苏格拉底的审判更是这种对立关系在事实上的体现。然而,从陶片放逐法的内容与影响来看却并非如此,它通过象征性的作用将上述张力具象化,以此作为对政治领袖与精英的内在约束,实现了内在张力的缓解与平衡。当这种内在约束失去效力时,不仅民主制的理念产生了嬗变,而且进一步使得张力恶化为对立,在历史上造成了苏格拉底之死的事实。反过来,陶片放逐法与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实际上都是对民主制理念的维护而非破坏,平民与精英的差异理应得到尊重,这才是正义与善得以实现的基础。

论康德的柏拉图诠释及其影响下的现代柏拉图研究

柏拉图的接受史和诠释史本身是柏拉图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方面,柏拉图的思想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本形态,深刻地影响着后来西方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历代哲学家常常借助对柏拉图的诠释来展开自身的哲学思辨,在这个诠释的过程中又反过来对柏拉图的形象重新进行塑造。其中,对现代柏拉图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康德的柏拉图诠释。康德借柏拉图的理念论来阐明自己关于本体世界与现象世界的二元论主张,并将柏拉图的形而上学改造为一种批判哲学意义上的科学的形而上学。这个观念论视域中的柏拉图经过新康德主义的哲学阐发和关于柏拉图作品的文体学与年代学分析,为后世的柏拉图研究确立了经典的解读范式和研究主题。

重新发现柏拉图——近代早期的柏拉图诠释与主体主义的兴起

文艺复兴时期西欧学者们对古代典籍的编辑、翻译和诠释,对于包括柏拉图哲学在内的古典思想的复兴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这些翻译和阐释并非单纯的述而不作,相反,在与经院哲学的对抗中,柏拉图被近代早期的诠释者们塑造成了亚里士多德的对立面。柏拉图哲学中所包含的创世观念、个人灵魂的不朽、对数学的强调以及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的二元区分等,极大地推动了近代理性主义和主体主义哲学的兴起。可以说,柏拉图的思想对近代早期欧洲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而近代早期哲学家们对柏拉图的诠释又反过来为后世塑造了一个经典的、带有鲜明二元论色彩的柏拉图形象。

论马基雅维利政治学说的向善导向

马基雅维利从古以来便是一位极富争议的思想家,人们普遍认为,他对人性持相当否定的态度,并且力主用以恶制恶的方式来维持统治。然而这个看似逻辑自洽的论断中却包含着一个矛盾:如果马基雅维利对民众的本性的观点真的如此消极,那么一个正义的共和国便是不可能的了;而共和国的理想却是马基雅维利不可放弃的根本目标。因此,正义与向善的维度可以看做马基雅维利的隐秘目的,他要在拒斥空洞的道德说教的同时从具体复杂的现实出发达及善的目标,并从另外一个角度补充了人们对政治合理性的理解。

黑格尔的“回忆”概念浅析

黑格尔的＂回忆＂概念发展了柏拉图的回忆说,将之进一步理解为精神的内在化与深入自身的过程。这个概念是在对绝对知识的性质的描述与对科学的开端问题的论述中提出的,但它的意义却不仅限于对过程的描述,恰恰相反,黑格尔本人将回忆既当作展开的过程本身,又当作这个过程的展开所依据的原则,因此是方法论与存在论概念的统一。回忆概念的双重内涵既克服了相对主义对绝对的消解,维护了绝对本身的超越性;同时回应了对黑格尔体系的封闭性的批判,通过将矛盾对立内在化的方式在实现精神外化的同时证明这个过程本身也正是对精神自身的回溯。

论加尔文的政教思想及其神学基础

出于对路德"因信称义"思想的不满,加尔文以其"预定论""拣选说"和"召唤说"重新解读了这一思想,并将称义的重心归于上帝,在强调上帝超越性的基础上重新肯定人生与事功的意义,通过突出上帝的至高无上来抑制人的骄傲、僭越等恶性,以此保证人的虔诚与善良。他的政治哲学亦然,通过强调人对上帝的顺从,引出服从世俗政府的必要性;然而世俗政府的作用有其限度,故需要教会的支持配合。由于二者的职能权限已然预定,所以不可妄图僭越;而在合理的范围内,两者仍应相互配合完善社会秩序,弘扬上帝的圣道。

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验客体概念

先验客体概念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由于一方面其意义精微且有层次递进,另一方面又与若干概念意义相近,所以有些许模糊难懂。本文首先对先验客体的概念进行梳理,概括出其作为统一性本身、统一性的规则与客观性之保障这三重含义。在此基础上阐明它与物自体所体现的是先验与超验、认识论与存在论的区别。最后考察其与先验主体的关联,进一步指出先验客体是先验主体统一性的对象化。通过这一系列的考察厘清先验客体概念在康德哲学中的作用。

施莱格尔浪漫主义视域中的现代性问题

施莱格尔早期哲学—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早期浪漫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深刻性与复杂性。首先,他批评现代文化坚持分析性和反思性的理性原则,导致自然的祛魅和人与自然的疏离。其后,他又对现代的理性形式进行了重新评估,通过将理性反思转化为浪漫诗的反讽,既保持了理性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又将这种否定的力量转化为一种让本真的自然得以不断显现的积极的力量。在以反讽为原则的浪漫诗中,自然不再是一个由量化的、分析性的理性建构出来的僵死的物质集合,而是恢复为一个活生生的、创造性的实在。施莱格尔的“浪漫诗”观念突破了古代与现代的截然对立,既批判现代世界的分裂和异化,高扬古希腊艺术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想;同时又意识到,人类必须通过与这种原始的和谐状态的分离,才能最终在人的理性和所有其他自然禀赋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达到一种更高的和谐统一的状态。

略论中世纪一神论背景下柏拉图主义的传统与流变

在中世纪,柏拉图哲学的发展存在两个面向。一方面,由于在柏拉图的哲学中理念扮演着赋予可感事物以存在的可能性及意义的角色,这与上帝创世的观点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于是在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下,神学家们借助诠释和改造柏拉图哲学来论证其教义体系。但另一方面,由于这样的努力,上帝与被造物在存在等级和性质上截然分裂的二元论又反过来影响了后世读者对理念论的内涵的基本理解。无论是基督教、犹太教还是伊斯兰教,神学家们都在他们对柏拉图的翻译、阐释和传播中从不同的侧面深化了柏拉图哲学的二元论色彩。

从柏拉图的诠释史看晚期对话的地位与意义

考察柏拉图研究的学术史可以发现,现代柏拉图哲学思想之考察肇端于先验观念论,后者不可避免地构成了理解柏拉图的基本范式,这些洞见对于帮助我们接近柏拉图的思想世界而言极为关键,但在这种解读中,对理念的重视却模糊了对话的真正主题——伦理问题。可以说,在形而上学的、理论性的、超越的理念论之外,柏拉图还有另外的倾向,即历史的、现实的、实践的伦理面向;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种面向本身并非割裂的对立而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晚期对话虽然看似是对之前思想的反对与批判,但晚期柏拉图回归前苏格拉底的主题恰恰是将之作为理解理念论的基础。由于这个基础正是在理念论的前提下生发出来的,因而中早期对话与晚期对话互为根据与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