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家庭聚集性研究

目的 研究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的家庭相关,探讨系统性红斑狼疮家庭聚集的因素来源。方法 应用广义估计方程2 (GEE2 )对上海地区的2 5 6个SLE家系(共1873例家系成员)调查资料进行了分析。GEE2可同时估计均数结构和关联结构的边际回归模型。所有的估计都在软件MAREG中实现。结果 调整了性别、年龄和家庭成员间疾病相关后,发现疱疹病毒感染史、药敏史与SLE存在很强的关联,其OR值分别为15 .2 6(95 %CI:1.73- 134.2 9)和2 2 .78(95 %CI :6 .11- 10 1.6 3)。调整性别、年龄和环境危险因素(包括冻疮史、疱疹病毒感染史及药敏史)的作用后,亲子间的边际OR值2 .72 (95 %CI :0 .86 - 8.5 8)和同胞间的边际OR值3.73(95 %CI:1.30 - 10 .6 4 )高于配偶间的边际OR值2 .11(95 %CI:0 .2 1- 2 1.0 7) ,同胞间的边际OR值有统计学意义。另外,环境协变量调整前,亲子间和同胞间的边际OR值分别为:2 .72 (95 %CI :0 .90 - 8.2 6 )和3.6 7(95 %CI:1.35 - 9.95 ) ,与调整后亲属间SLE疾病状态的家庭相关的大小相近。结论 SLE有明显的家庭聚集性,很大程度上可以由遗传因素来解释。

上海市核心家庭避孕情况、满意程度及生殖健康服务利用情况调查

目的了解上海市核心家庭中育龄对象的避孕情况、对避孕方法的满意程度以及生殖健康服务的利用情况,发现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实施干预措施,提高家庭的生殖健康水平提供依据。方法通过面对面方式对1,060个符合标准的核心家庭中的成员进行问卷调查,分析核心家庭成员的避孕情况、避孕方法的满意程度以及生殖健康服务的利用情况。结果调查对象避孕方法的总体使用率为90.66%;其中使用率最高的避孕方法为宫内节育器,其次是避孕套;调查对象对女性目前所使用的避孕方法是比较满意的;2,120名调查对象中,过去一年曾去生殖健康相关门诊寻求生殖健康服务的有375人(17.74%);其中接受过避孕节育方面咨询的有264人(70.40%)。结论调查对象避孕方法构成上存在避孕率高、宫内节育器使用率(54.25%)高、绝育率极低、避孕套使用率(25.66%)较高的特点。绝大多数对象对目前使用的避孕方法感到满意或基本满意。但是在过去一年中接受过生殖健康相关服务的对象所占比例较低。因此,今后相关部门应该开展广泛的针对性的宣传教育,打破这种生殖健康需求“沉默”的局面,提高核心家庭育龄成员的生殖健康水平。

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咨询服务状况调查

目的:了解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咨询服务状况及可能的影响因素,为下一步在该人群中开展咨询培训提供依据。方法:通过结构式问卷,调查了来自于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的271名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对他们的咨询服务状况及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271名调查对象中,255人曾为服务对象提供过咨询服务。咨询服务相关知识得分最高为100.0分,中位数为76.9分;咨询服务知识得分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年龄组、不同文化程度对象之间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分类反应变量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文化程度越高,研究对象的咨询服务知识得分越高。结论: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咨询服务的总体状况良好,但研究对象的年龄,文化程度等因素可能对他们的咨询服务产生影响。建议加强咨询培训的针对性,提高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

核心家庭男性生殖健康参与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上海市核心家庭男性参与生殖健康的情况,探讨可能的影响因素,为进一步实施干预措施,提高家庭成员的生殖健康水平提供依据。方法采用流行病学横断面现况研究,采取面对面的方式对1 060个符合标准的男性进行问卷调查。结果59.79%的男性认为妻子患生殖道感染丈夫应分担或负责;如果妻子患生殖道感染,84.11%的男性会与妻子一起治疗;85.23%的男性知道避孕节育知情选择,79.26%的男性认为男人应承担避孕责任;47.68%的男性愿意去了解更多的生殖健康知识;年龄和文化程度对其参与生殖健康情况有影响。结论上海市核心家庭男性参与生殖健康的状况良好,但年龄、文化程度以及职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建议开展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基因启动子区多态性与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遗传易感性

目的探讨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ytotoxic T lymphocyte-associated antigen 4,CTLA-4)基因启动子区多态性与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发病的相关性。方法以医院为基础的病例对照研究,应用PCR-RFLP技术分析了97例SLE患者和200例对照在启动子区-1722T〉C和-318C〉T位点的多态性。结果SLE患者组-1722T〉C位点TT基因型频率高于对照组(P=0.002),患者中的T等位基因比例高于对照组(OR=1.94,95%CI1.34-2.80,P=0.000);而在-318C〉T位点,病例组和对照组的基因型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分布无显著差异。但是,两位点等位基因间存在连锁不平衡(精确P<0.05),且在病例组和对照组,单倍型频率分布不同(χ2=12.64,P=0.005);其中,与对照组相比,病例组中T-C单倍型具有较高的频率(P=0.001)而C-C单倍型频率较低(P=0.002)。结论CTLA-4基因-1722T〉C位点多态与SLE易感性有关。虽然本次研究结果未发现-318C〉T位点多态与SLE发病相关,但发现T-C单倍型为SLE易感单倍型,而C-C单倍型为其保护单倍型。

上海市流动人口性病/艾滋病知识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上海市流动人口性病/艾滋病相关知识,探讨其影响因素,掌握人群对性病/艾滋病健康教育的需求,为流动人口艾滋病预防及健康教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按照拟定的筛选表,采用多级抽样的方法及知情同意的原则,选取上海市闵行区外来流动人口1000人,通过结构式问卷调查其性病/艾滋病相关知识并进行量化评分,采用方差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综合知识得分的可能影响因素。结果:流动人口性病/艾滋病综合知识得分仅为50.67±25.40分,在各项知识回答中,关于性病症状和艾滋病症状的得分最低。学历、婚姻状况及月收入是知识得分的主要影响因素。性病/艾滋病知识的主要来源为影视广播、书报杂志、宣传板报和网络。结论:流动人口性病/艾滋病知识水平有待提高,应针对流动人口相关知识的薄弱环节如性病/艾滋病症状等方面开展宣传,加强学历水平较低的未婚人群的健康教育工作。

流动人口宫内节育器使用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上海市闵行区流动人口宫内节育器(IUD)的使用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结构式问卷进行调查。结果:本次共调查2001名流动人口,其中采用避孕措施的1300人,使用最多的避孕方式是IUD,占51.08%(664人),但70.63%的调查对象不知道自己使用的IUD种类。以IUD作为避孕方式的主要是已婚的对象,使用的比例为59.57%;30～40岁对象使用比例略高于其他年龄组;初中学历使用比例最高(57.70%);到现居住地后,仅有50.09%的对象进行过IUD复查,大学以上文化程度复查比例最高。结论:计划生育部门应加强有关IUD的宣教和复查服务,特别是对已婚、文化程度较低的流动人口,从而使他们能选择适宜、有效的避孕措施,提高他们的生殖健康水平。

上海市核心家庭中学生生殖健康知识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上海市核心家庭中初中、高中孩子生殖健康知识状况及影响因素,为有效开展家庭生殖健康教育提供依据。方法:通过流行病学横断面调查,对符合入选标准的核心家庭初中、高中孩子进行问卷调查,对他们的生殖健康知识及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调查对象生殖健康知识不高,相关问题的正确回答率较低(<70%)。知识得分仅为40·69±27·13分(满分100分)。同父母谈论生殖健康问题可以提高孩子的生殖健康知识水平,OR值为2·466(95%CI:1·523～3·993)。多因素分析发现孩子的年龄以及同父母谈论生殖健康问题对他们的生殖健康知识有影响。结论:上海市核心家庭初中和高中孩子的生殖健康知识总体较差,而同父母交流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殖健康知识。提示家庭教育对孩子生殖健康知识的获得有促进作用。

上海市核心家庭成员体质指数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通过流行病学现况调查，了解上海市核心家庭成员的体质指数（BMI），为进一步实施干预措施，提高家庭的健康水平提供依据。方法通过现况研究，采取面对面的调查方法对1060个符合标准的核心家庭成员进行问卷调查，对核心家庭成员的体质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调查对象的超重率为25．47％，肥胖率为4．76％。采用Logisticl回归分析发现，与年龄〈35岁的对象比较，年龄在40～45岁、45岁～的对象体质指数过高的危险性依次增大，OR分别为1．258，95％a=0．953～1．661，1．395，95％a=1．003～1．942。个人月收入在2000～3000元者，个人健康行为得分在68分上者体质指数过高的危险性低。年龄、进食习惯、吃饭按时定量、看电视时间的长短等因素可能是BMI超标的影响因素。结论上海市核心家庭成员体质指数的现况不容乐观，建议在该人群中开展有效的干预措施，改变不良习惯和生活方式，促进核心家庭的健康。

深圳市流动人口性行为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深圳市流动人口的性行为发生情况,探讨潜在的影响因素,为进一步在流动人口中开展相关的干预活动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按照拟定的筛选表,采用多级抽样的方法及知情同意的原则,选取深圳市外来流动人口1014人,采用结构式问卷进行面对面调查。应用卡方检验及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流动人口性行为情况及可能的影响因素。结果:流动人口中商业性行为发生率为4·26%,47·29%的调查对象有1个以上的性伙伴。性别、知识总分、首次性行为年龄、首次性行为对象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安全套使用率为52·46%。性别、户口性质、婚姻状况、知识总分、性伴总数是性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流动人口中高危性行为发生比例较高,而流动人口中能够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不容乐观。迫切需要开展有针对性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提高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知识和自我保健意识。

上海市公立性病门诊STD服务质量调查

目的了解上海市三家公立性病门诊性传播疾病(STD)服务质量指标2(包括安全套促进、建议性伴通知和自愿咨询检测三个分指标)的执行情况,为接下来的干预提供建议。方法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性病门诊的服务质量指标2进行评估。结果三家门诊安全套促进提供率分别为:市级44.27%,区级33.01%,地段最差,仅为26.01%。几乎没有病人得到安全套使用方法的建议和免费提供。性伴通知提供率分别为:市级门诊55.28%,地段48.01%,区级仅为29.13%。大部分医务人员对性伴通知的概念理解不准确。区级和地段门诊没有将艾滋病作为重点宣教内容。市级门诊只有34.15%的病人得到有关艾滋病病毒(HIV)自愿咨询检测的建议,区级门诊为33.01%,地段仅为16.01%。结论三家性病门诊STD服务质量指标2的工作质量较差,应加强对性病门诊医务人员的培训和与计划生育部门的合作。

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避孕知识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通过开展流行病学现况调查,了解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避孕节育知识状况及影响因素,为下一步在该人群中开展咨询培训提供依据。方法通过结构式问卷,调查了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271名计划生育工作者,对他们的避孕节育知识状况及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271名调查对象的避孕知识平均得分为74.6分,得分>80分的对象占40.2%;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年龄组、不同职业以及不同文化程度对象之间的差别有统计学显著性差异(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避孕知识得分比管理人员的知识得分高,OR值为2.70,95%CI为1.36～5.35;文化程度越高,研究对象的避孕节育知识得分越高。结论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避孕节育知识总体状况良好,但存在职业、文化程度间的差异。今后应加强宣教的针对性,以提高计划生育领域工作者的整体素质,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社区干预对咨询服务质量的影响

目的:评估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社区干预对咨询服务质量的影响。方法:在3个项目县设立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对服务提供者开展规范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干预措施,对照组开展计划生育常规工作。通过对服务对象进行结构式问卷调查,评估干预对咨询服务质量的影响。结果:干预组服务质量评分由项目实施前的56.65分提高到86.73分,对照组由55.44分提高到76.69分。对咨询服务的满意度干预组由52.35%上升到81.65%,对照组由51.31%提高到70.35%。干预组咨询服务满意度提高程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1)。结论:避孕节育知情选择社区干预能提高干预地区咨询服务质量。

上海市闵行区工厂流动人口育龄妇女避孕行为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目的分析上海市闵行区流动人口育龄妇女避孕节育行为影响因素的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方法用结构式问卷面对面调查331名流动人口育龄妇女的人口特征、流动特征、避孕节育相关知识和行为。验证性因子分析建立测量模型,再构建结构模型。未加权最小二乘法(ULS法)估计参数,通过评价修正确定最佳模型。结果流动人口避孕节育知识及格率12.08%,避孕现用率92.15%。结构方程模型拟合较好,影响避孕节育行为的因素包括经济特征、流动特征和社会约束。避孕知识对避孕行为也有影响。经济特征对避孕行为的直接作用是负向的,对其间接作用是正向的,总作用为-0.3245。流动特征对避孕行为有直接负向作用(-0.18)。社会约束对避孕行为起最重要的促进作用(0.6024)。避孕知识对避孕行为的影响是正向的(0.11),但贡献比例很低。结论流动人口育龄妇女避孕率高但避孕知识少。避孕知识通过相关信念对避孕行为起促进作用。现有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重管理轻服务,要加强宣教与服务,改变其生育观念。

中老年居民网络健康信息使用习惯与其电子健康素养的关系研究

背景健康科普服务的供需双方对互联网的依赖度越来越高,电子健康素养应成为慢性病患者需要掌握的主要技能。目的分析中老年居民网络健康信息使用习惯和电子健康素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讨中老年居民网络健康信息使用习惯与其电子健康素养水平的关系,为提高其电子健康素养水平和发展适合的互联网健康科普服务提供借鉴。方法于2021年6—9月,采用多阶段抽样法,选取1061例来自上海市社区的中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中文版电子健康素养量表(eHEALS)对其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其网络健康信息使用习惯和电子健康素养水平。使用多重线性逐步回归分析中老年居民网络健康信息使用习惯及其他潜在候选因素对其电子健康素养水平的影响。结果共回收有效问卷1019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04%。寻求网络健康信息的渠道方面,中老年居民主要通过关注健康类账号[411例(40.33%)]寻求网络健康信息,其次是搜索功能或引擎[336例(32.97%)],对健康管理类APP或小程序[254例(24.93%)]及在线健康社区[65例(6.38%)]的利用较少;使用的网络健康信息来源方面,中老年居民使用的网络健康信息较少来自医疗机构[397例(38.96%)]和医务人员个人[187例(18.35%)]。1019例中老年居民中文版eHEALS平均总得分为(27.62±8.57)分,电子健康素养的相对薄弱之处是对如何利用网络来解答自己的健康问题的知晓度较低[在中文版eHEALS条目2上的平均得分为(3.36±1.27)分]和评价网络卫生资源信息好坏的技能较弱[在中文版eHEALS条目6上的平均得分为(3.38±1.23)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同时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情况、寻求网络健康信息的渠道是否≥2种、使用的网络健康信息来源是否≥2种、转发分享网络健康信息情况、是否参加集体线上学习和是否对网络健康信息持认可态度是中老年居民电子健康素养水平的影响因素。结论中老年居民电子健康素养处于中等水平,网络健康信息使用习惯等多种因素会影响中老年居民电子健康素养水平。应向中老年居民普及权威信息整合及检索平台,注重对网络健康信息平台的监管审核和适老化改造,并通过调动社区、家庭、健康社团和商业医疗保险机构等多方资源帮助中老年居民更好地利用网络健康信息,提高其电子健康素养水平。

深圳流动人口性病/艾滋病知识知晓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深圳流动人口对性病/艾滋病知识的知晓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在流动人口中预防与控制性病/艾滋病传播提供参考。方法采用流行病学横断面调查,通过多阶段抽样的方法在深圳市盐田、罗湖、福田三区选定6个居民小组1,014名暂住的流动人口进行相关知识匿名问卷调查。结果深圳流动人口的性病/艾滋病综合知识平均得分为(56.64±21.00)分。48.42%的对象得分<60分,高分组的比例男性高于女性。关于性病/艾滋病症状的知晓水平最低,平均(44.02±30.09)分,关于传播途径(63.35±25.19)分,防治知识(58.20±24.60)分,回答整体情况稍好。方差分析(ANOVA)和一般线性模型(GLM)分析显示,知识综合得分年龄大的组显著高于年龄小的组(P<0.001),男性高于女性(P<0.001);文化程度高者,知识得分较高(P<0.001),月收入高的组高于月收入低的组(P<0.001),城镇户口者高于农村户口者(P<0.001)。结论大力开展适宜于流动人口的综合宣教,全面普及知识;尤应关注低收入、低学历的年轻农村女性流动人口。

上海市基层爱国卫生服务发展SWOT分析

目的:了解上海市基层爱国卫生服务发展情况,总结基层爱国卫生服务开展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为相关部门开展工作提供参考依据。方法:2022年11—12月,选取上海市相关部门管理者,主要包括各区爱卫办、健康促进中心有关人员;基层爱国卫生工作相关人员,主要包括各街道办事处基层爱国卫生服务管理人员;科研机构研究人员等进行访谈。采用主题框架法,以SWOT分析法为框架进行分析。结果:上海市基层爱国卫生服务整体上厘清了部门管理职责,逐步实现服务规范化,居民满意度、获得感持续提高,但是仍存在人员队伍建设薄弱、管理考核工作不完善、工作效率不高、工作成效不均衡等问题。结论:上海市应牢牢把握发展机遇,不断完善基层爱国卫生服务工作体系,夯实人员队伍,强化监管力度,从而推动基层爱国卫生服务进入发展新阶段。

上海18～69岁居民对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的知晓现状调查

目的了解上海市居民对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的知晓情况，为进一步推进该市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提供依据。方法在全市18个区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被抽取8458人通过面对面的访谈完成问卷。结果在该市18—69岁调查对象中，知晓“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的5794人（68．5％），知晓行动内容“日行一万步，吃动两平衡，健康一辈子”的6546人（77．4％），知晓具体日期（9月1日）的3004人（35．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性别（OR为1．240）、年龄（OR为1．539）、居住地（OR为0．701）和文化程度（OR为1．760）是知晓行动内容的影响因素。结论上海政府和各相关部门对国家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的信息的传播取得一定效果，针对男性、低年龄组、非中心城区和低文化程度人群的宣传可作为下一步宣传的目标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