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概念形成考

对"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的研究,以往主要是从王国维的美学接受出发,就理论描述的相似处判断其理论来源,结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至迄今为止仍无定论。事实上,这些讨论均未触及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概念形成的根源。王国维提出这对概念,根本在于他引入了西方的两"我"说:主观之我与客观之我。由于晚清是西学输入的早期阶段,为便于国人理解,西方的两"我"说在输入中土时被本土化,具体的做法是以佛教的义理"真我"(或径称为"我")与"非我"(亦曰"无我")来对译或指称这两个概念。这样,"有我之境"自然就指的是有"真我"的主观之境;"无我之境"则指的是"非我"(或仅有物性之我)的客观之境。同时,王国维关于这两个概念的描述语言,如"以我观物"、"以物观物"等,也都采用的是这种"格义"的方法。通过这种梳理,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概念形成的渊源不仅清晰可见,其理论内涵亦可得确解,而且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诸多疑难问题也大体可据以澄清。

“重拙大”源于书论说——晚清词学转向的文化与文学史背景分析

"重拙大"是晚清词学的一个重要命题,由于一直以来其理论来源不明,导致学界对其阐释存在种种歧误,以至迄今为止仍无定论。通过晚清相关文化变迁的全面考察,大体可以确定此种美学范式直接起源于其时盛行一时的碑学理论,为碑书美学的基本特点。由于晚清词的发展面临与书法类似的问题,词论家因此将其引入词学,属于典型的类比批评。厘清了"重拙大"的直接理论来源,便可循此对其内涵进行较为准确的阐释。

两种“意境”的并存与交融——“意境”现代意义生成的历史考察

近代是"意境"现代意义生成的关键时期,由于西学的输入,"意境"出现了一种新的使用形态——对西学的"格义"。这种由西学转换而来的"意境"在重新融入中国本土文论话语后,便成了近代文论中的所谓新"意境",从而对"意境"上升为中国文论乃至美学的核心范畴产生了直接影响。不过,在这一理论建构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同样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这不仅因为"意境"自清代以来发展演变的趋势已具备了这种可能,更重要的是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抒情传统)为"意境"上升为中国文论乃至美学的核心范畴提供了必要的生存土壤,因此可以说"意境"现代意义的生成是中西两种文化传统碰撞与交汇的直接结果,忽视或偏重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

技术与政治革命的双重变奏——晚清“新小说”兴起的历史机缘

晚清"新小说"于1902年前后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机缘。同治初年西方先进印刷技术进入中国小说的出版市场,虽未对新创小说产生明显推动,但却因传统小说遗留的潜在市场迅速完成了中国小说出版技术的更新换代,对稿源的需求也随之陡然增加。当1898年前后传统小说出版市场饱和以后,出版商面临稿源奇缺的严峻考验。而恰在此时,甲午战争以及庚子事变的相继发生造成了社会政治及文化风尚的巨大转变,翻译小说因西学的强势输入渐为国人所重,为开启民智,社会对创作新型小说亦产生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梁启超《新小说》的成功示范让正为稿荒发愁的出版商看到了新的生机,一时翕然向风,从而使"新小说"在短期内得以迅速崛起。由此可见,技术与政治变革的偶相交汇构成了晚清"新小说"兴起的重要历史契机。

王国维“造境”、“写境”本源考实——兼论“境界”说的概念使用特点及理论建构模式

在王国维之前,"造境"与"写境"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使用虽不很普遍,但意指虚构与写实两种不同创作风格,却是十分明确的。王国维揭出这对概念是为了对接与证解西方文论中的理想派与写实派,这是典型的"六朝人所谓格义之法",或者说中西概念的互相参证。稍加分析不难发现王国维使用的"理想派"、"写实派"及其相关概念是西方最一般的美学理论,与叔本华或席勒的美学不存在直接关系,那种将"境界"说与叔本华或席勒美学等同起来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境界"说亦中亦西的概念使用特点与理论建构模式,是晚清西学"格义"的直接产物,也是晚清文论转型与理论重构的一个基本特点。

抵制“东瀛文体”:晚清古文革新的挫折与回潮

"东瀛文体"的兴起,与甲午战争之后清廷借途日本以通欧西之学的改革策略存在直接关系,科举停废更加速了此种文体的风行。由于"东瀛文体"蕴含的新名词及外国文法,与古文的雅洁存在根本冲突,从而引起士大夫对古文命运的深切隐忧。由此产生的抵制"东瀛文体"思潮,不仅使晚清古文革新呈现出回环往复与多样化并存的特点,古文的总体走向也因而趋于回转,复古之风的抬头更导致晚清后期古文创作的繁荣景象。梳理晚清古文的这一回潮现象,不仅可以揭示清末民初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同时对认识晚清与五四文学变革的本质与区别而言,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晚清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小说观的萌蘖

中国的现代小说观萌生于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历史语境中,晚清留学生对此有筚路蓝缕之功。在域外的学习过程中,留学生的文学观念受到来自异邦的冲击与影响,中国的现代小说观即率先在他们中萌生并得以初步成型。由于受到政治因素、传统小说观的惯性影响以及对域外小说观的接受程度等诸种条件的限制,留学生对中国现代小说观的早期建构呈现出新旧杂陈与多样化并存的特点。

从语体革新看晚清文学变革的两难处境及其转向——兼及晚清文学的评价及定位问题

出于通俗教育的需要,简易文字与言文一致的改革思想在晚清被提出,但其前提则是不能动摇传统文学文言语体的根基。然而实践操作过程中,文言不仅遭到严厉批判,丧失权威性,而且还培养了强有力的竞争者——白话,甚至废除汉文的极端思想也因此滋生。为遏止此种发展趋向,语体革新的早期倡导者纷纷回转,抵制文学俗化成为朝野士大夫共同努力的目标,晚清后期文学因此整体表现出向传统回归的显著特征。这说明晚清与"五四"文学之间,既有承续,也有疏离一面,这是研究者应该重视的现象。

王国维“意境”说的提出与晚清词坛——兼论“意境”说对词体的消解

通过王国维"意境"说及其相关理论的全面梳理与考察,可以发现他与晚清主流词学观点存在巨大错位,这种分歧不仅仅是个人审美观点的问题,它彰显的是两种不同创作范式的根本对立。以往学界将王国维的创作纳入学人之词的范围予以考察,从而陷入了其词作与词论两相分离的悖论之中。事实上,王国维坚持的是词人之词的本位观念,他提出"意境"说目的就是要挽救晚清学人之词创作的不足与缺失。由于矫枉过正,其"意境"说对词体本质属性的忽视,也为日后"五四"新文学家消解词体埋下了思想的种子。

严复与梁启超:不同的文学革新范式——兼论“五四”文、白之争的历史渊源

作为晚清文学革新的两大先驱——严复与梁启超,一向被视为同一阵营中的人。而实际上,二人在文学观念与文学革新的最终取向上均存在根本分歧,由他们开创的两种不同文学革新范式构成了晚清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这两种文学革新范式,自晚清始便不断交集碰撞,其焦点最终落在文言与白话语体的根本冲突上,从而成为"五四"文、白之争的先声。梳理这两种文学革新范式的产生、碰撞及其融合,对认识晚清以降文学发展的源流,以及现代文学的生成与建构,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王国维与胡适:文学观念的同中之异——重审晚清与“五四”文学关系的一点思考

作为晚清与"五四"文学变革的两大先驱王国维与胡适,二人无论是在文学观念还是从事文学活动的经历方面均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性的发现与建构,使晚清与"五四"文学变革的延续性有了直观的事实依据。但揆诸实际,二人在表面相同的文学观念下掩盖着最终归趋的巨大差异,因此,王国维对"五四"新文学家引其为同道极不认同,甚至不惜否认抹杀早年的文学著述,以改变人们的这种认识。理清这一点,对于重新认识与反思晚清与"五四"文学变革的实质及其承续关系不无有益之处。

雷大使之舞何以非“本色”?—兼论宋代“本色”论兴起的历史因缘

陈师道诗论中的譬喻"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广为后世文论家所称引,然雷大使之舞何以非"本色",历来学者多不得其真意所在,明人沈德符将其释为"本色者,妇人态也",遂为当今学界所接受,几成定论。然沈德符之论极具主观性,与事实不相符合。通过雷大使相关史料的细致解读,结合宋代"本色"一词的使用,可以肯定陈师道的"本色"系对其时社会行业组织术语的转借,雷大使之舞非"本色"意即舞非雷大使之本业。"本色"在宋代进入文论批评,既是社会分工细化,人们产生了相应的本色观念,同时也是文体发展至成熟阶段自我调节的必然结果。

梁启超对“小说支配人道”的佛学阐释

"小说支配人道"是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的重要命题,以往学界认为梁启超对此一命题的阐释主要是受到了现代心理学的影响。本文则一反陈说,认为梁启超主要是从佛学的角度对此命题进行阐释的,并对其所用佛学术语及其推衍方式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义和团事件与晚清神怪小说创作的衰落——兼及因果报应叙事模式的消解

义和团事件的发生,人们普遍注意到团民的行为方式与神怪小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种认识致使在事后反思中,神怪小说被认为是导致庚子惨祸的主要动力来源,从而使整个社会形成了禁忌"语怪"的风潮。在这种社会语境中,神怪小说的创作迅速走向衰落,而以往小说盛行的因果报应叙事模式也在无形中渐趋消解了。

晚清中小学堂国文教学改革及其当代启示

晚清中小学堂国文教学改革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施教模式,对扭转传统死背章句的国文教学模式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缺乏政府合理有力的引导,此种改革基本处于一种自由放任的状态,可谓新旧杂陈,乱象丛生。不过,晚清中小学堂国文教学改革毕竟开启了中国国文教学的新局面,直至今天,其经验教训仍不无现实借鉴意义。

《新小说》印刷地点及出版日期考辨

《新小说》是中国第一份以"小说"命名的文学期刊,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要深入研究《新小说》,必须对各号出版日期及其延期原因,关于《新小说》的停刊时间予以考察。根据第一手调查资料,文章对《新小说》的出版地点、出版日期及停刊原因等问题重新进行了一番考订,提出了若干新的看法。

晚清留学生小说家杨心一生平事迹新考

杨心一是清末民初重要的翻译小说家,但是目前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学界几乎一无所知。今在新发现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相关资料,对杨心一的籍贯、生卒年、学习经历、任职情况及社会活动等作了较为全面的考证,大体澄清了其生平事迹。

明末招安误抚与金圣叹腰斩《水浒传》——兼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传》的立场问题

明末农民起义招安问题异常突出,不光义军首领常模仿《水浒传》的英雄招安,明廷前后当政者亦因种种原因主张招安,双方就招安展开的博弈构成了明末农民起义的一大特色。明朝覆亡,经过反思,士大夫普遍认为招安误抚乃其一大原因之一,而这又与《水浒传》的传播影响存在直接关系。金圣叹恰在此时腰斩评改《水浒传》,显然是此种时代思潮有以致之,其目的在于配合当局从思想上驱除人们心中的"盗心",以防患于未然。那种认为金圣叹有借腰斩评改《水浒传》表达同情与鼓励农民起义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

臀部肌注致坐骨神经损伤的神经电生理分析

目的:研究臀部肌注致坐骨神经损伤后患肢的运动传导速度和肌电图的改变。方法:回顾性分析65名臀部肌注致坐骨神经损伤患者的患侧腓总神经和胫神经的运动传导速度及胫前肌和腓肠肌的针极肌电图检查。结果:65例中,患侧胫神经异常者15例(23.1%),患侧腓总神经异常者40例(61.5%)。肌注后5天内运动传导速度异常率低于5天后的异常率。患侧胫前肌异常者9例(13.8%),患侧腓肠肌异常者7例(10.8%)。结论:运动神经传导速度和肌电图检查是臀部肌注致坐骨神经损伤的不可缺少的神经电生理指标。

陈蝶仙《泪珠缘》前六十四回创作时间辨

陈蝶仙《泪珠缘》前六十四回的出版时间为:光绪二十六年(1900)第一版(前三十二回),光绪二十八年再版(1902)(前三十二回),光绪三十三年三版(1907)(前六十四回)。研究者往往据以论断《泪珠缘》的创作时间,实际上《泪珠缘》的出版时间并不等同于其创作时间,其前六十四回当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间就已创作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