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心资本”投入与中国青年技能学习保障

技能形成尤其是专用技能形成决定着国家和企业的竞争比较优势,专用技能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不仅受制于可得性约束,更受制于决定其可得性的保障能力。“耐心资本”对于专用技能形成具有重要保障作用,其在德国等高技能经济体中体现为通过关系协调,为专用技能形成塑造了稳定环境,承认学徒的市场雇佣属性,为其提供劳动安全保障,以及作为技能形成体系的互补品与之耦合形塑了比较优势。我国产业发展更加呼唤专用技能的形成。对青年技能学习的保障,经历了从嵌入国家经济体制的“国家-单位保障”到强调市场本位的“国家-社会保障”的演变。现存问题是:我们对于青年投身技能学习的激励,多关注补偿性而欠缺发展性,未在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就专用技能形成缔结出稳定关系;建议政府加强“耐心资本”投入,支持青年技能学习。

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未来职业教育

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一经问世便引发广泛关注。从职业与职业能力、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职业院校科研等影响职业教育发展和体现职业教育重要职能的几个方面展开分析,可揭示ChatGPT影响下的未来职业教育图景。在职业方面着重阐明了ChatGPT对职业影响的技术原理、机制和路径,并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在职业能力方面,从对职业能力的特点和结构的解释中分析了ChatGPT对职业能力的影响,并就未来如何应对各种影响提出建议。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面,重点梳理了人工智能技术在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领域中的应用,剖析了ChatGPT对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挑战及应对策略,并从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的人才培养入手,阐述了ChatGPT的迭代更新对未来技能培训的影响以及ChatGPT对职业教育未来技能培训模式的影响。在职业院校科研方面,着重厘清职业院校科研的基本内涵,刻画职业院校科研在技能形成变迁中实现迭代的历程,阐述以ChatGPT为代表的“去技能化”技术发展对职业院校科研的影响,并回答了职业院校科研如何应对以ChatGPT为代表的“去技能化”技术的发展问题。

构建与现行高考制度协同发展的职教高考制度

高考起源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端人才的需要,其形态与国家经济社会背景之间存在强关联性。在精英教育社会阶段,高考以知识资本作为精英识别的符号并促成了精英人才从培养选拔到使用的闭环,而且彼时有效的前置性社会分流成就了该阶段高考竞争的有限性。进入大学扩招的大众教育阶段后,高考从致力于选拔精英到服务于大众升学,其功能发生了被动异化,不仅走向了过度竞争、成为绑架基础教育的“紧箍咒”,而且未顾及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特质,同时还展现出了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适应,即技能偏向型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有效的技术型人才再生产,而现行高考的育人框架不适配技术型人才的识别和再生产。构建与现行高考相协同的职教高考制度,可释放出如下动能:适应新变化——以赛道的拓宽成就高考有边界的竞争;定位协同性——作为现行高考科学性的有益补充;打造增长极——制度牵引促进技能型社会的形成。

统筹“三教”:职教高考的能为与可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实际上,这并非是第一次在政策上对统筹不同类型的教育作出指引。2012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继续教育的若干意见》提出“实行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三教统筹”。2014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提出“统筹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继续教育发展”。招生考试制度在各级各类教育之间以及教育内外部之间起着枢纽作用,深刻影响着个体的教育选择、教师的教学方式、学校的育人生态和社会的教育观念。在统筹“三教”的战略背景下,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既是实现统筹“三教”的关键一招,也是实现教育改革彻底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必然要求。

职业院校大思政课的内涵要求、实践逻辑与整合机制

全面推进“大思政课”需要更新理念、开阔视野和拓展格局。以人为本、重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人文底蕴,内生融入、思政体系与专业知识体系匹配融合以及系统集成、协同主体载体及内容的多样与特殊是职业院校大思政课的内涵要求。将集体行动理论引入本议题,不仅能够厘清大思政课集体行动的实践逻辑,还可为走出集体行动困境提供新的思路。职业院校大思政课的实践逻辑包括:以明确的共同目标为引领,统筹设计教育教学内容;以完整的制度架构为依托,健全大思政课工作机制;以合理的考核评价为动力,激发多主体协同积极性。基于此,应从全面赋能组织平台、统筹创设大思政课的整合环境,系统推进三教改革、着力实现主体载体内容的协同以及健全配套评价体系、规范和健全大思政课实施过程等三方面建立起职业院校大思政课的整合机制。

坚持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的三重逻辑与实现路径

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指向的是包括普通高中和中职在内的整个高中阶段教育形态的多样化。理解高中阶段学校形态从单一到多样的演变,需从教育内在发展、经济社会外部需求以及学生个体成长等三重逻辑入手。首先,从规模看,由精英化走向普及化的高中教育呼唤多样化;从结构看,中职教育地位旁落以及职普分隔带来诸多弊端;从定位看,改造分轨制以实现多样化是国际高中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其次,当前高中阶段学校形态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完全适应:一是存在“一”遏制“多”的困局;二是不适配技术技能人才的接续培养。最后,高中教育在新时期要更加适应个体发展需要,其原因在于:“培养什么样的人”是时代之问,要结合具体的时代特征回答;高中教育作为中枢阶段,不应预设人的发展。促进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的实现路径是:政府做好顶层设计,为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以职普学校结对的方式来支撑高中教育人才培养内容的多样;加强学校评价体系构建、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等保障制度建设。

我国职教高考技能考试的组织实施问题研究

职教高考制度的平稳推进离不开科学完善的组织实施,这关系到考试公信度。职教高考技能考试的组织实施需要多方位的支持与保障,不仅要满足技能考试的考场和考试设备的特殊要求、平衡专业试题设计的专业性和公共性,还要平衡国家与省域的权责划分。目前,我国职教高考技能考试的组织工作呈现出中心化特征,其隐含的问题是:单个学校技能考试组织工作压力较大;考题在专业大类与专业之间的公共性和专业性难以得到平衡;无论是国家统一还是省级统筹,院校招生自主权没有得到充分尊重。未来,职教高考技能考试的组织实施应该加强技能考试的标准化考场与考务制度建设;完善职业教育能力标准与建设职教高考题库;协调央地权责划分,更加尊重院校的招生自主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政府在技能形成中的作用探析

技能形成是未来我国建设制造业强国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我国的产业形态发生改变,技能形成模式也随之改变,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政府在促进技能形成中起关键作用。通过对典型国家技能形成模式的分析发现产业形态、教育体系与产业体系的对接、成本分担都是技能形成模式中的重要因素。我国当前技能形成模式中主要面临学校职业教育财政投入不足、缺乏科学有效的产业人才需求报告、缺乏保障企业利益的制度、校企合作缺乏深度广度、国家职业技能证书制度缺位等问题。未来需要各级政府分级分类加强财政支持力度、开展自上而下的产业人才需求调研、明确企业与院校承担的角色、开发具有实质价值的合作内容、重构国家职业技能证书制度。

企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的实践样态与制度启思——基于30家产教融合型企业公开信息的文本分析

企业技术技能人才是人才队伍的中坚力量,其成长需要通过设计成长路径、搭建培训体系、完善激励机制来实现。以我国30家产教融合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其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公开制度文本,概览人才成长实践样态,发现企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路径结构的整体趋势从“金字塔型”走向“水晶型”,呈横向分化、纵向深化特点;人才培训体系开始实现由松到紧、由浅入深的模式转型;包含福利保障、学习保障、薪酬等换制度的人才激励机制不断完善。以上实践探索,可以为我国企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提供重要启鉴:一是设计个性化、多样化的畅通成长路径;二是搭建丰富完备的内外部培训体系支撑人才成长;三是充分发挥激励机制对人才成长的推动作用,以实现技术技能人才高质量发展。

构建职教高考制度的动因、意义与行动

高考作为我国普通高等学校选拔新生的唯一主体途径,在服务大众升学后逐渐走向过度竞争。植根于学科知识体系的高考已不能满足技术技能型人才选拔和培养的需要,其强势而单一的育人框架带动了人力资本的同质化。构建职教高考制度,旨在通过增加赛道来成就高考有边界和有选择的竞争,服务于职业教育的人才选拔和接续培养以及技能型社会的形成。构建职教高考制度的行动方略包括:以职教高考与普通高考的等值同效为目标进行资源配置,从谁应考、考什么、怎么考等关键问题入手做实制度安排以及试点先行、有序推进,央地协同稳步推动改革落地。

学前教育倾斜政策的成效研究——基于2010—2018年中国教育统计数据

自201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学前教育政策明显向中西部农村地区、贫困地区的倾斜。依托国家出台的学前教育政策倾斜文本,通过分解与梳理“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这一宏观政策目标,基于2010—2018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对政策文件中提出的正式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监测和衡量,并结合我国城区、镇区及乡村的学前教育发展水平的对比来评估政策达成的成效。结果发现,政策倾斜效应下,我国乡镇一级的学前教育资源迅速扩大、普及水平提升;乡镇幼儿园教师数量补充及学历层次提升明显;幼儿园办园条件改善显著,城乡差距不断缩小。但同时发现,享受政策倾斜地区在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上的优势并不凸显;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明显不足,民办园在读幼儿比例逐年上升;幼师数量依然紧缺,乡村幼儿园生师比远高于城镇;师资水平差距依然很大。

职业教育升学的政策变迁:脉络、逻辑与镜鉴——以历史制度主义为视角

职业教育升学一直在"严格限制"和"适当放开"之间摇摆,构建职教高考制度的提出再次引发了职业教育坚守就业导向还是兼顾升学的探讨。以历史制度主义为视角,分析我国职业教育升学的政策历程,发现:职业教育升学在20世纪80年代偶然起步,在90年代初露端倪,在新世纪前十年里曲折发展,2010年以来在类型化中进阶升级。制度逻辑上,在经济社会发展背景、教育事业发展状况、就业政策等深层结构因素影响下,呈现出"内外部因素驱动下的强制性与诱致性双重变革"的特征;以就业为立场的初始选择、坚固的政策场域以及利益攸关方众多导致的改革成本大、风险高等现实背景致使制度建构的路径依赖;1997年、2006年、2010年及2019年分别对应的"形成中职生升学的方法雏形""严格限制中职生升学比例""开始探索分类招生""建立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是影响政策整体走向的四个关键节点。历史镜鉴为:职业教育被限制升学是特定时期的产物,应该超越就业与升学之间的对立;在更宽广的背景下认识职业教育升学通道;继续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优化类型定位,加快构建职业教育高考制度。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现状与问题——基于88家企业286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年报》的分析

以我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参与高职人才培养3年以上、来自14个行业的88家企业的286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年报》为分析样本,全面梳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形式、成效和困境。结果发现:样本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形式多是为学校提供兼职教师、参与专业课程与教材建设、与学院共建实训基地、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赠送教学设备、教师到企业实习等中层次的项目式合作;企业反映的参与职业教育的困境触及了组织管理,专业、课程、教材,制度、政策、法律,学生,教师,企业自身,硬件投入及科研技术合作等方面,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有国家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缺乏全面的促进机制,政策需要细化和具体化、执行主体不明确、可操作性不强,企业投入在短期内没有直接的收益回报,科研、技术合作深度有待加深等。为此,应尽快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校企合作的国家制度框架,着力解决政策供给高位与政策落实低位对比明显的问题,提高校企双方的组织管理水平,推动职业院校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省级政府执行高职分类考试改革的政策偏差与矫正--以史密斯的政策执行过程理论为视角

以史密斯的政策执行过程理论为视角,对30个省区市的高职分类考试改革展开分析,发现:政策本身方面,政策对齐现象严重,政策制定的技术规范有待提升;执行主体存在功能性和基本能力建设的缺失;目标群体对政策认同度与满意度仍有上升空间;政策环境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因素的支持力度不够。对此建议:优化制度设计,完善政策内容;统一开发管理系统、规范业务流程,提升政策执行人员素养;改善内外部环境,增强目标群体的政策认同感。

省级政府高职分类考试改革方案的比较研究——基于30个省区市政策文本的分析

以"高职分类考试改革的生源面向""针对普高生源‘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察内容及组织单位""针对三校生生源‘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察内容及组织单位"和"改革方案施行的时间进度安排"为观测点,对30个省区市高职分类考试改革方案进行梳理比较,发现:样本省域都以中职、普高两类群体为主要生源,亦有个别地区对生源群体划分更加细致;普高生文化素质考察多以"高中学考"成绩为依据,职业适应性测试办法多地未有具体指示;三校生文化素质多参考语数外、少数地区职业技能测试按专业大类统一组织进行;大部分地区改革步调紧随国家整体规划,呈稳健节奏。省级改革方案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建议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对齐现象严重,应更加突出地方特色;政策制定的技术规范有待提升,要使政策更具可操作性;与改革相配套的基础条件和基本能力建设相当滞后,需予以重视。

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政策的变迁历程与发展特点——基于政策要素与政策工具的二维分析

运用政策要素与政策工具二维框架对1985年高职地位正式确立以来涉及考试招生的53件政策文件展开分析,结果发现:高职考试招生经历了1985—1999年"事业初创、建章立制",2000—2006年"适度改革、制度完善",2007—2009年"制度深改、内涵挖掘",2010年至今"统筹改革、模式升级"4个阶段。现行政策体系比较健全,但政策供给不足的现象仍有发生;呼吁引导工具使用过溢,应更加注重政策工具的协同性和丰富性;改革力度不断加大,应继续破解体制机制方面的深层次制约。

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和知识基础支撑了职业技术教育学的硕士培养--基于研究生必读书目的分析

通过内容分析法和开放式编码对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研究生189本必读书目进行统计分析,概括出8个一级编码领域和48个二级编码领域。结果发现,知识基础中教育类书籍占绝大多数;在非教育领域中,经济和社会科学总论类的书籍占比较多;中文书籍的数量远超外文书籍;各培养单位对该学科中奠基性著作的认识并不统一。知识结构主要涉及职业技术教育原理、职业技术教育课程论、比较职业技术教育及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改革等,其中原理部分占较大比重,课程与教学、政策研究、学校管理、教师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德育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受重视程度不够。教材体系为主的知识呈现形式会给学科发展带来简约化的危险,各学位点应探索建立新的框架来整合职业技术教育学的核心知识,必读书目应摒弃以教育学为绝对主体转而建立更加宽广而深厚的学科基础,同时应及时更新书目、提高国际化程度,显现不同学校的特色化。

当代大学生从教意愿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分析框架

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从事教师职业,是我国实现教育强国目标的基础保障。在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构建背景下,通过对13810名在校大学生的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当代大学生的择业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及福利价值、社会支持等因素对其从教意愿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择业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均对大学生从教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感知行为控制即大学生对教师职业胜任力的自我认知对其从教意愿的正向影响效应最大;福利价值和社会支持在择业态度与大学生从教意愿之间存在链式中介效应。建议大力支持师范院校发展,保障教师资源充足供给;完善教师福利待遇保障机制,提升教师职业吸引力;重视专业规范与价值引领,全面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

教育人工智能伦理的困境及治理路径

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是教育人工智能发展不可忽视的现实议题。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是指教育人工智能开发、应用等方面所应遵循的道理及准则,其聚焦于教育人工智能的道德发展和部署,应以仁慈、安全、自治、正义、透明等为主要原则。教育人工智能伦理的现实困境主要涉及用户信息及通讯隐私权被侵犯、引发商业利益与教育公共利益的冲突、缺乏规范且专业的问责机制、用户对技术过度依赖致使独立性衰退、用户智能技术胜任力建设滞后于智能技术变革五个方面。教育人工智能伦理困境的治理路径涉及完善教育人工智能的隐私防护体系、合理调节教育人工智能的利益冲突、优化智能技术及数据的问责机制及注重师生智能教育素养的培育等。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视野下高职院校劳动教育的三重审视

在高职院校开展劳动教育,既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培养高素质劳动者的客观选择。基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现阶段劳动教育中存在劳动教育认知狭隘化、劳动教育实施表面化、劳动教育理解片面化等异化现象。立足劳动教育开展的价值基点,要在教育理念上实现从技能训练到人的全面发展的转变、在教学设计上实现从谋生工具到自我价值实现的转变、在价值情感上实现从平凡劳动到创造美好人生的转变。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树立德技并修、面向全面发展的高职劳动教育理念,进行育训结合、面向价值实现的劳动教育课程模式改革,构建知行合一、面向精神涵育的劳动教育保障体系等实践举措,持续推进新时代劳动教育改革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