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在第三次中亚探险中收集的文书与马伯乐的研究--特别是唐代有关马政文书与西夏高利贷文书

第一、序言斯坦因对新疆、甘肃、宁夏、阿富汗等中亚地带进行了三次(一九○○——一九○一、一九○六--一九○八、一九一三--一九一五)探险,并且对这二次探险都发表了很大部头的报告书。其主要的报告书有:关于第一次探险的《古代于阖考》(两卷本,一九○七年版);关于第二次探险的《西域图记》(五卷本,一九二一年版);关于第三次探险的《亚洲腹地考古记》(四卷本,一九二八年版)。

战后日本明清史研究的发展

一、商品生产的发展问题战后不久以明清史研究为代表的商品生产的发展问题,是西岛定生提出来的。他在一系列关于松江府初期棉业的研究论文中,阐明了历来认为不受商业资本控制、自给自足的小农作为商品生产者的这个侧面,把小农的棉布生产纳入“农村工业”历史范畴,反驳那种认为这种生产停滞不前的论点。

内藤湖南与汉学

“要发展文化!”明治时代就象这句口号一样,是使日本欧美化的一个时代。明治时代日本的欧美化,往往就意味着日本的近代化。那些走在新知识分子最前列的帝国大学教授们,只要找到外国出版的讲义手册,就把它当作宝贝保存下来,再作一些取舍,以适应日本的特殊情况,当作自己的观点来发表,就满说得过去了。

《均田租庸调制的研究》序言

我这本书是以中国史的重要研究课题即隋、唐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度为中心来考察这几种制度的内容的论著;并且,我还根据需要,特别另设章节来论述北魏等隋唐以前的均田制。

从经济方面看中亚研究史

现在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认为中亚地区的历史发展是通过沟通亚洲东部和西部的中转商业而取得的。因为人们认为过去在中亚地区,固然其他各种“产业”(农业、手工业、中转贸易以外的商业)也都十分发达,然而这些“产业”没有中转商业那样重要。究竟我们应不应该这样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