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被曲解的“基础-上层建筑”隐喻——埃伦·伍德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理论的批判与重构

埃伦·伍德认为,马克思在1859年使用的"基础-上层建筑"隐喻被"正统"马克思主义所曲解,这种曲解不仅重复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错误,而且给20世纪围绕这一问题的理论纷争制造了"术语约束"。汤普森试图打破"约束"的努力使其备受批评,但极富价值。因此,在借鉴汤普森思想的基础上,伍德重构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是彼此刚性分离的两个领域,而是由社会关系及其形式构成的一个连续的结构,二者之间不是机械的决定关系,而是有机的联系。

普兰查斯“多元决定”视角下的“新小资产阶级”论批判

普兰查斯从他的"多元决定论"的阶级观出发系统分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小资产阶级":界定了这一阶级的主要成分,提出确定这个阶级的两条标准,概括了其阶级特征,并论证了"新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联合的可能性。普兰查斯的"新小资产阶级"论包含诸多积极因素,但也存在很大的局限甚至有严重的错误,对此必须全面评价。

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中的主体要素

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会受到主体自身要素的干预。文化背景影响主体对马克思主义文本信息的接收,干扰主体的观察视域,制约主体对思想的理解。知识结构则规定主体的解释框架,限制主体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对共产主义的认知和信仰。研读的主观倾向也同样在多方面产生影响和制约作用。

论威廉·莱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

威廉·莱斯以生态现象为主题,围绕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态恶化的危险性、生态危机的实质、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以及解决生态问题的制度瓶颈等展开他的批判理论。他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结合,这使他的生态批判视角独特,理论全面而又相对深刻。由于过分强调观念的作用,他的理论深度不足,主次颠倒,并缺乏可操作性。

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中国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的紧迫性

中国现行权力运行机制的弊端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政府权力的错误行使,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发展;滥用权力、权力腐败等权力错位现象的蔓延,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整体水平的提高;权力运行中错位行为的滋长,尤其是腐败现象大肆蔓延,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遭到极大破坏。上述情况表明,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改革、完善中国社会主义权力运行机制有着极度的紧迫性。

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须澄明的逻辑

文本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其目标是解决"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的问题,这一目标决定着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基本任务。同时,对"马克思主义是什么"问题的解决,客观上要求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在思维层面上确立客观性、整体性、学术性、建构性等指导原则,在方法层面上综合运用考据、解释学、历史主义、比较等研究方法。

不该忽略的“边缘”--普兰查斯“新小资产阶级”论及其当代启示探微

普兰查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小资产阶级"这个被"正统"左翼阵营长期忽略的"边缘"群体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界定了这一阶级的主要成分,概括了其阶级特征,并提出了工人阶级与"新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政治主张。普兰查斯的"新小资产阶级"论尽管有着一定的局限,但它对理性判断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形势与前景、壮大反资本主义阵营具有值得借鉴之处,对正确认识和对待我国的新社会阶层也极具现实意义。

埃伦·伍德对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新左翼理论的批判——以普兰查斯、拉克劳—墨菲和后现代主义为典型

埃伦·伍德批评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新左翼在理论上日渐背离经典马克思主义,其中以普兰查斯、拉克劳与墨菲、后现代主义最为典型。在她看来,普兰查斯过分抬高了意识形态与政治的重要性,其理论中存在诸多矛盾与混乱,并具有很大的危害;而拉克劳与墨菲的理论中存在诸多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其"激进民主"方案也缺乏可靠的社会根基,政治策略本质上是一种改良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根源,其理论逻辑混乱,政治主张亦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并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伍德批判的出发点在于捍卫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地位,其中贯穿着马克思主义思维方法,但在有些问题上批判过于笼统,分寸上也不是很适当。

埃伦·伍德对后现代时代观的批判及其启示

埃伦·伍德反对后现代知识分子宣称现代性终结、资本主义发生了质的根本变化之说法,批评其时代分析是在模糊资本主义历史特征、淡化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本质差异。她视"后现代时期"论为部分左翼知识分子因失望产生的的心理感受,指出它是对资本主义胜利论的认同,其中还夹杂着知识分子的极端自大。埃伦·伍德的批判启发人们要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通过复兴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方案来实现真正美好的未来。

后现代政治路在何方?——埃伦·伍德后现代左翼思潮批判论析

后现代左翼思潮政治上排斥反资本主义的总体化方案,否认解放运动的普遍性,抛弃阶级政治,拥抱新社会运动,否定马克思主义。在埃伦·伍德看来,后现代左翼的政治认知在逻辑上是混乱的,政治方案也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后现代政治代表着一种失败情绪和对资本主义"最终胜利"的彻底臣服,一些左翼放弃经典马克思主义而选择后现代政治方案,这是一个严重错误。

基于主体视角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分析

论述了应该怎样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指出: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物化载体,所以人作为研读行为的主体,其主观取向、研读方式、研读的落脚点等都制约着研读的过程,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解和评价。因此,主体必须确立适当的研读取向,掌握科学的研读方式,找准研读的落脚点,方可领会经典作家的精神意旨。

当代西方“福利国家”政策析评

"福利国家"始于19世纪80年代,在二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得到较大发展。战后"福利国家"政策的实行,源于西方国家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劳动大众为争取各种社会权利而进行的长期不懈斗争、社会主义国家的挑战和改良主义等思潮的盛行。但这一政策近年来也面临一系列困境,各资本主义国家也在不断进行改革。尽管"福利国家"政策有其积极的社会效应,但它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在自身框架内的一种改良措施,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更不可能改变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

当前国内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逻辑探析

反马克思主义是近年来我国社会的一股重要的右翼思潮。这一思潮在理论界主要表现为"告别马克思"论、"发展马克思"论、"超越马克思"论和"回到马克思"论等形式。其基本理论手法有曲解马克思主义、肢解马克思主义、"重解"马克思主义、瓦解马克思主义和消解马克思主义。当前国内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内容、理论基础和理论实质构成了其系统的理论规定性,必须深入识别。

论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生活新变化

二战结束后,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当代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化程度大为提高,政治运行的法制化日臻完善,阶级结构走向多元,政党政治和政党格局更趋复杂,权力格局有所改变,统治手段更加多样,社会治理水平提高,自我调节能力增强,公民权利不断扩大,意识形态的派别色彩有所淡化。

论马克思新反映论的客观性和主体性

旧唯物主义反映论把客观的自然存在物作为认识主体的反映对象,马克思新反映论把客观的实践活动作为认识主体的反映对象,二者在坚持客观性原则上是一致的。马克思新反映论的特性在于认识的主体性,坚持承认主体性的客观性原则。马克思的新反映论能够解决一系列的理论问题。

艾伦·伍德对资本空间扩张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及其启示

艾伦·伍德认为,＂市场依赖＂下的竞争、利润最大化和资本积累法则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逻辑,资本的空间扩张就是资本主义逻辑普遍化的过程。她强调资本空间扩张本身存在悖论,全球资本主义表明资本的空间扩张已达至顶点,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矛盾愈发普遍化,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社会主义政治的可能性不是更小了而是更大了。伍德的分析启发人们,要避免被资本主义逻辑所支配,既融入全球经济又不能充当发达国家的＂减压阀＂与金融投机的牺牲品,合理利用市场＂强制＂并有效引导资本＂冲动＂,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全球资本主义的现状及未来走向。

论埃伦·伍德对“生产力决定论”的质疑--一种辩证审视与思考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生产力历史作用的表述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阐释为"生产力决定论",并被一些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发挥成"技术决定论"。埃伦·伍德对"生产力决定论"提出质疑,反对将历史解释的优先性赋予生产力,更反对"技术决定论"将生产力看作一种"超历史的"力量。她概括了"生产力决定论"的理论要件,并对其逐一进行了批评。在此基础上,伍德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解释原则,即从社会形式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中寻找历史变迁的动力。伍德对"生产力决定论"的质疑尽管存有偏狭之处,但也包含一些积极因素。它对当今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发展不乏启示意义。

“超经济”领域的收缩与政治的贬值——埃伦·伍德资本主义政治批判理论述评

埃伦·伍德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使传统的榨取剩余那部分政治权力被转移到资本手里,这意味着"超经济"领域的收缩,同时也使"超经济"产品可以被广泛地赋予劳动大众。然而,这样的变化并不代表真正的政治进步。因为在她看来,"公民社会"中支配一切的是资本的逻辑,"形式民主"也没有改变直接生产者被剥夺的境遇。事实上,资本主义"超经济"领域的变化带来了诸多的负面效应,这一变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政治的贬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