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电影的生存与文化立场

面对国产电影的生存危机 ,学术研究应当借鉴 2 0世纪 70年代末到 80年代初的那次理论研讨经验。理论面对的永远应当是现实中的重要问题 ,而当前国产电影的最重要问题则是市场生存问题。在将这个问题理论化时 ,必须考虑到创作、制作、发行和管理这四个环节或部门的现实利益 ,只有把这些现实利益吸纳为参数的理论才是具有现实价值和意义的理论。电影作为艺术 ,从其诞生就具有商品、工艺、意识形态三种社会属性 ,各属性在不同时期的排位应有不同的偏重。国产电影生存问题的解决需要新理论的介入 ,这是历史对立足新的文化立场的一代新型学者的呼唤。

1905:电影《定军山》新探

《定军山》的诞生,具有丰厚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与现实指向,对它的研究不能仅限于目前学界所示的中国电影(戏曲片)滥觞的具体的感性描摹。《定军山》的诞生,有其艺术发展规律和文化传播规律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艺术雅俗转换机制与京剧的兴衰历程、电影的艺术本性及特定时代和文化景观诸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必然产物。《定军山》的诞生,不仅是电影的中国本土化的特殊范本,更是中国电影的民族化的已然"存在"——奠定了中国独有的"影戏"传统,包含了迄今为止中国电影的全部遗传基因和文化代码,不仅指涉到新时期"电影与戏剧离婚"等电影观念的大讨论,也为新世纪以来的国产大片提供了历史的镜鉴与启迪。

左翼十年间中国纪游文学的兴盛与白色政治恐怖

在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四·一二”事变发生之后,中国现代历史便以大批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政治状况,一方面是社会革命走向深入,另一方面又是社会革命处于暂时的低潮时期。而中国的现代文学创作,也随着社会的巨大变动,很快便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鲁迅先生在后来谈及这一时期同前一时期在文学思潮方面的重大区别时,曾以本时期“革命文学运动”的勃兴来加以扼要概括,并且还进一步指出,中国这次“革命文学的旺盛起来,在表面上和别国不同。

遗嘱解读:“卡夫卡式”的后现代意味

本文通过对卡夫卡遗嘱的重新解读，认为卡夫卡在写小说方面有一个特点：拒绝当时的阅读。对于卡夫卡来说，写小说的意义固然在于写作本身的游戏娱乐感，但这又与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及所谓“怠工”形成矛盾。从其两次遗嘱的确立可以发现，对于卡夫卡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来说，他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超时代怪才，因此他用巧立遗嘱的方法，客观上使那些具有超时代思想深度的作品保留下来，供后人阅读，而这种做法，大概要算较早的后现代方式的冒险。

“改革文学”与“文学改革”——-----山东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改革与文学"讨论会发言纪要

1987年11月16日,山东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在山东师范大学举办了'改革与文学'讨论会.七十多位青年理论工作者和有关人士出席了会议.会议议题主要有二,一是'改革的文学'即文学应如何反映当前改革的大趋势和社会生活;二是'文学的改革',即文学自身应如何改革,当前的文学怎样才能更健康地发展.会议发言纪要如下:李江宁(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改革与文学'的关系首先体现在所谓'改革文学'当中.而'改革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那一大批大刀阔斧的改革英雄形象,如乔光朴、李向南等.他们在一般读者中最受欢迎,但在专业读者——批评家那里受到的抨击也最多.批评家认为。

论五四小说的婚恋观

中国的“五四小说”是进入现代社会后青年文化的体现,在这种文化中,最突出的主题是婚恋的自由与幸福问题.“五四小说”反映出的新型婚恋标准,尤其是女小说家作品中反映出的精神追求——婚姻不仅应以爱情为基础,而且还应以男女双方的“平等”为基础,标志着女性独立意识在现代社会的最初觉醒,更标志着传统婚姻道德在现代社会的思潮性历史变化.新型婚恋观的出现,不仅对应着当时“少年中国”的整个时代风气,而且以其思想的深刻性构成了“五四文化启蒙”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后来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电影业立法完善的法律思考——《电影管理条例》透析

当下 ,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深刻转型的时期 ,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市场经济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中国的电影业如何完成这一转型 ,是每一个电影人、法律人需要关心和研究的问题。本文从法律的视角 ,通过对中国现行《电影管理条例》及相关政策法规的研究 ,结合中国电影业的现状 ,阐述了建构、完善电影业立法对保障、推动电影业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指出目前电影法制建设中存在的盲区和误区 。

遗嘱解读:“卡夫卡式”的后现代意味

用“卡夫卡式风格”这样的词语来概括卡夫卡本人的艺术特点,等于仟么都没说。本文通过对卡夫卡“遗嘱”(亦即他对自己文学作品的处理态度)的解读,将遗嘱执行者马克斯·勃罗德的“权威性解释”引入,从而暴露出遗嘱所具备的自相矛盾之处,使之形成自我缠绕的逻辑悖论——卡夫卡的小说既不是写给自己读的,也不是写给读者看的,它“拒绝阅读”。然而,联系他在写作时的矛盾心理,联系其他人类似的作品处理方式,则令人怀疑,他的遗嘱是否属于一种推销自己的后现代方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遗嘱从一个侧面证明,所谓卡夫卡式,是一种以后现代的思维方式对卡夫卡精神的概括和把握。

茅盾文学观念中的“女性”意识

茅盾的《牯岭之秋》是未署明写作日期的一篇短篇小说,最初连载于1933年的《文学》杂志.在小说的一个脚注当中,茅盾透露这篇小说原来共有9节,但是5至8节“写成之后,过了一夜,不知怎地,忽然不见了”。茅盾说,“要是我肯,或许找得到的,然而我不曾找.重写吧?不高兴了”。最后,他所做的事情,只是把原来的第9节简单地移为现存结尾的第5节。 阅览现存的《牯岭之秋》时,人们会产生不连贯感,这是可以预料的.由于小说短缺了几部分内容,人物形象自然也显得关系模糊,以至在作品中主次难分。因此,作为小说。

江湖之忧更潇洒——论郁达夫及其纪游文学

一 众所周知,郁达夫作为现代文化人,所经历的一生基本是到处漂泊、浪迹四海。这不仅仅因为他曾远渡扶桑之国,到日本留学,即便是在国内,他也踏遍了南方的大半个中国;甚至在抗战胜利之前,他竟然因远涉南洋以至最终抛尸海外,客死异乡。这样一种浮萍般的人生经历,为郁达夫带来种种现实生活的磨难与痛苦,同时也为他的纪游创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外在条件。这种自由对于现代文化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客观条件,经历过这种自由后,当生活稍微稳定一段时间,就可能创作出长篇巨作,如果得不到这种必要的稳定,就会走向篇幅短小的纪游创作,这一点在部达夫那里得到充分的印证。

后现代主义:人类的别一种智慧

国内出现了那么多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著作、文章,在这些著作和文章中,出现了那么多新名词,竭力使人了解什么叫后现代主义。然而名词越多越造成人们的眼花缭乱,越使人觉得后现代主义混乱不堪。那么,能否简单一些,让人不用受这般阅读天书似的痛苦,不被这新名词的狂轰乱炸弄昏了头脑,而直接了解其精髓或要害呢?

“改革文学”的现状与出路

只要从“主旋律”的角度来考虑八十年代的文学思潮问题,谁也难以否认,所谓“改革文学”应算是八十年代一股最贴近时代、最富有现实感的文学潮势,在各种以严肃性为宗旨的文学门户当中,它曾是拥有最大读者群的一条支派。然而,若是纵览它迄今为止的发展历史,便会发现一种或许不该发生的奇特历史现象——“改革文学”越是深化和发展,就越是丧失着大量的读者,尽管新的读者也在不断出现,但那些新补进的读者在人数上远不如失去的更多。

优势即局限 局限即优势——再论山东作家群的道德原则

新时期十年的小说界,各省市地区纷涌出那么多“作家群”,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似乎还没有人认为,作家群即是文学流派,即具有统一或相近的艺术风格。也许“作家群”的概念日后将与“流派”共存于我们的理论体系之中。但是二者倒底有何异同的问题,目前还无人问津。即使将一个群体结合在一起的纽带究竟是什么,这种与群体同生共亡的纽带该如何评价这一类问题,迄今为止也只是在关于“

论钟敬文及其隐居纪游之作

钟敬文出众的艺术才华和文学成就,集中体现在二十年代末期至三十年代初期,他的散文创作、尤其是他反映自己隐居生活的纪游散文创作方面。如果从中国现代纪游文学的角度,特别是从山水纪游文学的研究角度切入他的创作,人们会发现他实乃在那特定时代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与发展。

后现代之误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社会思潮,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便已出现,即使作为一种当代的社会理论,在国外兴起也有二三十年的历史。在中国,虽然兴盛只有几年的时间,但在这短短几年中,它却一度被神秘化:在各种有关的著作、文章当中,只见后现代主义的术语到处翻飞,却不见有人研究后现代主义为什么会放弃旧理论的术语,而采用这样一些新的名词。这样一来,给人的印象是,仿佛后现代主义乃是无法破译的天书,或者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典籍,而那些操特后现代主义术语的人们,正所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只要你一明白地说出来,你就疏离了后现代主义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