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纪检监察案件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对案件事实认定的评价尺度,其合理设置对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以及诉讼功能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影响。在监察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之下,纪检监察案件证明标准存在自己独特的历史背景与特有属性。构建纪检监察案件的证明标准体系,应围绕法律价值、多样性与灵活性等考量因素,以多元化、多阶段、一致性以及主客观相结合为原则,从程序上和案件最终定性上确定纪检监察案件证明标准的应然选择,从而形成多元又统一的证明标准体系。

行政法法典热的冷思考

近年来我国不断掀起行政法法典化的热潮,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路径,但始终没有回答一个关键的也是最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即我国制定行政法法典的条件是否成熟。文章通过三方面即前提条件—统一的立法权、必要条件—现实需要和技术条件进行分析论证,与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和中国民法典进行比对,得出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具备前提条件,但尚不具备必要条件和技术条件,短时间内也无法攻克相应难题。《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提出,对某一领域有多部法律的,条件成熟时进行法典编纂,观我国行政法法典化发展现状,编纂条件尚不成熟。

论党内法规秩序价值的基本内涵及构建路径

秩序是法所要实现的重要价值之一,党内法规作为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制度实践,亦是法的一种基本形式,同样具有秩序价值。党内法规秩序价值的本质是党的统一意志,与党的宗旨和使命息息相关,具有价值位阶的基础性、价值标准的严格性和价值实现的自发性三个特征。首先,从其价值发挥作用的逻辑顺序来看,党内法规的内在秩序价值在于指导党内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从而构建严密的党内秩序。党内法规的外在秩序价值是通过党内秩序向社会秩序的价值延伸,进而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研究党内法规的价值,首先需把握党内六种秩序,即政治秩序、组织秩序、监督秩序、党群秩序、工作秩序以及生活秩序的内在逻辑。其次,通过内部控制的方式,正确处理民主和集中、决策和执行、汇报和批准、监督和问责四个方面的关系,实现构建党内秩序的目标。最后,党内法规在引导社会发展方向的基础上,通过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来规范国家机器的运行,实现社会秩序。

“网红”公职人员现象的发生逻辑、风险检视与规制路径

党政领导干部和非领导职务的公职人员以直播带货、拍摄宣传视频等方式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疫情防控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备受网民关注的“网红”。政府职能转变下的“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是“网红”公职人员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新冠疫情期间经济复苏探索是该现象“井喷式”出现的社会因素,其表现类型可归纳为网络意见领袖型、政务宣传型、直播带货型三类。目前,“网红”公职人员面临舆论风险、廉洁风险以及法律风险,欲使公职人员利用互联网开展新型政务服务有效规避风险、发挥长效作用,应该做到:坚持政治引领,化解舆论风险;协同多元监督,筑牢廉洁防线;贯彻依法治理,防范法律风险。

预防视阈下告知承诺制中责任保险制之引入

告知承诺制作为对传统行政审批方式的创新,在实践中展现较大制度活力的同时,存在着三重层层递进的风险。底层制度设计上存在合法性风险,合法性风险会造成大规模侵权风险的释放,进而诱发国家中心主义下的行政“赔偿”风险。责任保险可以平衡告知承诺制改革的效率与安全,具有引入告知承诺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实践中,存在大规模侵权风险管理意识滞后、政府定位价值偏移等问题。从厘定承诺制适用的边界、按照风险类别打造不同的责任保险适用模式、优化制度安排以及利用政策的高位推动等途径可以有效提高责任保险对告知承诺制的风险管理能力。

礼尚往来中“情”与“纪”的界限研究

礼尚往来作为维系人与人之间情感关系的重要纽带,至今仍扮演着重要角色,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应当予以尊重。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人情与权力交织,异化的礼尚往来违背了礼尚往来的初衷和本质,其消极效应日益凸显。同时,规制礼尚往来的相关规定存在“情”与“纪”的界定标准模糊、“纪”与“法”的衔接冲突及地方的礼尚往来界定标准不合理等问题,这使一些官员对礼尚往来问题产生错误的认识甚至走向腐败。为此,面对新的社会环境,有必要厘清礼尚往来的界限,对非正常礼尚往来即腐败,在学理和党规党纪中予以严格界定与规制。本文认为,应通过设定“情”与“纪”相协调的礼尚往来参考原则,完善礼尚往来的识别标准,对收受礼金数额较大的,加大纪律整治力度等措施,重新划分“情”与“纪”的界限,使之成为党员干部辨明权力行使方向和预防惩治腐败的标尺与灯塔。

我国行政证据制度建构之研究

证据法专家们一直将研究视野局限于诉讼证据制度,忽视了对行政证据制度的研究,行政证据是证据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依法行政的质量。由于行政活动与诉讼活动的价值取向不同,行政证据制度与诉讼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亦有区别,在举证责任、证明标准和审查认定等核心制度上有着独立的规则,主动性行政行为的举证责任应由行政主体承担,被动性行政行为的举证责任则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证明标准应当根据效率性、经济性和权利保护等因素确立多元化的标准;审查认定和案件事实的综合判断应当引入自由心证制度。

监察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初探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纵深推进,纪检监察工作实践不断发展,体制机制和制度创新与时俱进,对纪检监察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研究监察法治人才培养的模式与实践,对发展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补齐学科构架和知识空间的短板,形成学术话语体系,促进多元学科融合创新,实现监察工作的规范化、法治化、专业化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监察体制改变背景下的法治人才需求,总结监察法治人才培养的三种类型,即国家综合类大学点状化、政法类大学专门化、其他地方高校特色化,客观评价这三种类型所积累的经验和存在的短板。在此基础上,提出及时明确学科定位、科学设定培养方案、系统构建课程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方式的建设路径,让监察法治人才培养实践有章可循,推动各级纪委监委展开与高校的人才培养合作,实现教学育人、理论研究与监察实务的良性互动。

行政决策程序中的公众参与研究

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是实现公民监督政府的宪法权利、促进政府由统治转变为治理的重要途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质所在。近年来,随着行政公开化的推动,我国在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目前我国行政决策的公众参与还存在许多问题:参与的主体不明确、参与的决策动议权缺失、参与的范围不够明确、参与的方式较为单一、公众提出的意见得不到充分尊重等,表明公众参与行政决策亟待法治化。因此,要检视我国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得失,尽快构建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机制,这是我国当前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一环。

依法行政原则在行政奖励中的运用

依法行政原则产生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其本意是限制行政权的滥用。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由于行政行为以不利行为为主,依法行政原则以形式法治为理念,要求行政行为严格以制定法为依据。福利国家出现后,行政自由裁量权空前扩张,行政行为转变为以授益行为为主,要求依法行政原则以实质法治为理念,符合法的公平正义价值。行政奖励作为一种授益行为,同样应当追求实质法治,即以公平合理作为奖励的合法性标准,而不应当拘泥于制定法的明文规定。

论国家赔偿法的演变

国家赔偿法的产生、发展与国家责任豁免原则息息相关:在国家责任豁免原则盛行的时代,即使国家侵犯了公民的权利,国家也不会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当时就不可能制定国家赔偿法;随着民主政体建设和人权意识的觉醒,国家责任豁免原则受到限制,国家赔偿制度产生了,但是,与民事赔偿相比,国家承担有限的赔偿责任;随着民主政治与人权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将日趋平等,国家责任豁免原则会被彻底废止,国家赔偿责任也将和民事赔偿责任一样成为完全责任,国家赔偿法将被民法吸收,失去了单独存在的基础。

行政处罚归责中的主观要件研究——兼谈《行政处罚法》的修改

我国行政处罚的归责原则有着不同的理论依据及学说,行政违法的构成要件没有具体明确的法律规定,主观要件的研究也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及实际操作中均将行为人主观要件作为处罚的必要条件。理论上我国行政处罚归责应以主观过错责任为原则,但实践中对于主观过错的判断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应当完善《行政处罚法》,在总则部分确立行政违法的构成要件和行政处罚的归责原则,明确将主观过错作为行政违法的构成要件,并确立以过错责任为基础,以过错推定为补充的归责原则,处罚应与行为人主观恶性大小成正比例,没有过错的行为不应当处罚,保证行政处罚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确保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体现处罚的公平公正原则。

论国家赔偿法的废止

国家赔偿法弊端重重,多数学者主张修改,但是笔者主张废止,以民法和民事诉讼法处理国家赔偿案件,理由是:第一,没有专门制定国家赔偿法的国家,照样能够解决好国家侵权赔偿案件;第二,双轨制并非大陆法系国家的必由之路;第三,国家赔偿法存在的基础是国家责任豁免原则废除的不彻底性;第四,民法完全有能力取代国家赔偿法处理国家赔偿案件;第五,以民事诉讼法处理国家赔偿案件可以克服现有程序的严重弊端。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扩大之研究

首先,分析了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存在的价值基础和确立原则,然后,分析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现状与确立模式上的缺陷,指出受案范围过窄已成为行政诉讼法的最突出的问题,应当使用概括式加上否定列举式重构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再次,主张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纳入受案范围,取消行政终局行为。最后,还应当从法律所保护的行政相对人利益角度、当事人角度和司法审查的内容等角度扩大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范围。

论行政诉讼审查标准之完善

行政诉讼审查标准是人民法院针对被诉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判断并作出裁判时所应遵循的标准,是人民法院裁判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和合理性所依据的尺度。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审查标准存在明显的缺陷:不分问题的性质,都采取了统一的严格的标准;以合法性审查为基本原则,以合理性审查为例外;程序审查中仅以法定程序为准,不考虑非法定程序。随着行政机关被赋予更广泛的行政管理权,这种审查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我国依法治国的实践与理念。因此,应当重构我国行政诉讼审查的标准,即区分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建立灵活适当的审查标准,确立合理性审查标准,全面引入正当法律程序标准。

法律多元主义视角中的党内法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加强和改善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研究党内法规的基础理论,有助于促进党内法规建设。从法律多元主义视角看,首先,党内法规属于硬法而非软法的范畴;其次,具有社会立法的性质;再次,是我国公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复次,党内法规不仅仅是党的"家法",还对党外组织和个人产生溢出效力;最后,党内法规不同于国家法律的权利本位主义,而是以义务为本位。

行政裁决问题研究

行政裁决的产生是现代行政权扩张的结果,作为多元化解决社会纠纷的方式,它实质上也是诉讼解决纠纷局限性的外化,这一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作用重大。但是,我国现有的行政裁决还存在种种问题,应当通过制定《行政程序法》等措施完善我国的行政裁决制度。

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研究及选择

行政强制执行有三种主要模式:司法执行模式(英美法模式)、行政执行模式(德奥日模式),以及新近出现的混合模式。他们都具有各自的价值取向和制度特征。我国应当选择混合式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因为它借鉴和吸收了各国行政强制执行实践经验的有益成分,力求恰如其分地划分法院和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强制执行权限,从而实现既能够防止行政强制执行权被滥用、又能够兼顾行政效率的双重目的,适合中国国情。

论行政奖励法制的完善

行政奖励是顺应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而勃兴的一种新型行政模式,它能够克服传统的命令-服从模式的不足,最大限度调动行政相对人实现行政目标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既提高了行政效率,又使公民的主体地位受到尊重,体现了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但是,长期以来,行政奖励在立法、执法和法学研究中不受重视,导致了严重的负效应,其法制化水平亟待提高。本文就完善行政奖励制度的基本思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古代行政诉讼初探

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古代是不存在行政诉讼的,但是,如果把"民告官"作为行政诉讼的基本特征来衡量的话,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古代法律不仅允许"民告官",而且方式多样。这种制度以儒家民本思想为基础,有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能够防范官吏滥用权力,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地位的稳定,客观上救济了百姓利益。当然,它与现代行政诉讼相比,还有多方面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