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公域:数字文化视野中的国际传播新秩序

当前,数字文化日益成为国际传播秩序变革的重要力量。首先,数字技术重塑传播主体观念,再造主体实践模式;其次,数字平台与民族国家的互动定义国际传播新边界;再次,数字文化在失序与重构之间衍生国际信息流动新秩序。面对控制和博弈的数字风险,国际社会产生对数字技术的人文性反思,并延伸出数字文化抵抗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数字公域传播秩序”概念,以此指向数字文化与国际传播的多维互构关系。

平台研究的进化及其中国框架

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信息富裕国家正在快速迈入一个平台社会的发展阶段,如何理解数字平台驱动的经济、治理、文化和日常生活转型,成为平台研究这一交叉领域的关注点。从媒体、传播与社会的交叉视野进行梳理,平台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作为媒介化延伸的概念化和初步理论化阶段,二是语境化和去平台化阶段。中国的平台研究更多聚焦信息经济、媒体环境、社会治理等问题,较多受到欧美学术界的学术议程影响,未来应当超越道德批判主义,在国家理论视野内更多地关注新型国家-平台关系,立足本土发展与治理经验,提炼自主理论框架。

“双向奔赴”:国际传播学与区域国别学的理论互鉴

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再到“走出来”,从以我为主到兼顾他者视野再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是中国国际传播工作的演进逻辑。身处“走进去”的当下,如何依托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不断提升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的精准化水平,如何将媒介与传播逻辑融入区域国别研究,不断增强两个领域的交叉互动,共同创新国际传播的学术议程、拓展国际传播的实践面向,成为当下的重要问题。国际传播学者和区域国别学者的自觉、创新合作将展现出“双向奔赴”的不竭动能。

谁的TikTok:国际传播视野中的数字平台

TikTok事件展现出数字平台在全球扩张中不得不认真处理的市场、政治与文化关系。从国际传播的视角分析TikTok事件,需要综合多方观点,深入理解其技术能力、市场优势、文化身份、政治内涵,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以及对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带来的启发与警示。

国际组织的国际传播话语建构与实践——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例

作为国际传播的重要行为体,国际组织深刻影响着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然而,不同于其他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主体,国际组织因其自身的多元性和不完全主体性等特征,在国际传播中呈现出种种话语权力的矛盾与抗争。本文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例,探索国际传播视域下国际组织的发展演变及其运行原理,解析国际组织作为传播主体的复杂话语实践,厘清以国际组织为主体的国际传播话语建构的逻辑与路径。

内外之间:“全球中国”传播研究的边界逻辑

“全球中国”视野下的传播研究需要认知并建立包含多种维度的内外边界逻辑。主权国家的领土边界是重要的政治前提,数字化进程虽然淡化了物理边境,但却将利益博弈和地缘冲突转移至数字空间中,要同时重视数字地缘政治博弈和向内的数字主权治理;政治文明维度上现代中国的形成路径追求政权的内向稳定,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竞争性军事征服扩张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潜力在因数字化而模糊的政治文明边界中提供一种新的文明理论;中国的媒介体制中“国家角色的作用”根植于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语境,这一底层逻辑使其与其他媒介体制相比具有鲜明的独特性。高度复杂和语境化的内外边界要求建立一种“复线”的内外观。

议题嵌入:国际传播深度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深度国际化阶段,国际传播工作需要高度重视新闻驯化效应和文化融合逻辑,推动从议题设置到议题嵌入的理念转变,目的是更好地连接全球共通的意义空间,更为精准地实现本土议题的再本土化,更为广泛地到达和影响复杂多元的国际社会。为此,本文提出,国际传播的议题嵌入需要关注到全球公共议题的分布状况,需要理解对象区域和国家的运行方式,需要开放接收和充分吸纳参与者的多元阐释努力,需要挖掘和利用数字平台的精准化生产和投送能力。

他者之镜:区域国别学视域下的国际传播研究

在政策议程和实践进程的联合驱动下,国际传播工作经历着从简单的“走出去”转向深度的“走进去”的思维转换,进入从形象建构的自我投射到关系建构的间性传播的新阶段,区域国别学为这一转换提供了视野启示和知识资源。探讨区域国别学视野中的国际传播研究,首先要立足二者的学术脉络,厘清区域国别学中的国际传播维度和国际传播研究内的区域国别元素;其次,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从区域国别学中借鉴形成对象化的国际传播研究新范式;最后,要以现实问题为基线,实现二者的视域融合,推动跨学科、跨领域的协同攻关,构建共通共享的知识体系。

深度交往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旧问题与新挑战

在中国与世界深度交往的背景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国际传播工作进一步锚定了方向、布置了任务。对处于深度转型中的国际传播研究而言,如何重新思考基础问题和前沿议题,积极回应国际传播的政策考虑和实践方向,在增强学术自觉和国际视野的基础上,真正做好自主的、开放的理论创新,正在成为学界反思的共识性方向。

2024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学术理路、理论特征与未来想象

回顾2024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体现出学术自觉、边界拓展、体系构建等趋势,贡献了多元的学术视角和有益的实践方案。学界围绕数字平台、技术话语、智能传播等前沿议题,区域国别方向、文明交流互鉴目标等战略议题,以及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等紧迫议题进行理论探索,生成了以多元主体、多层结构、多维分析为特征的理论探索空间,阶段性地回应了国际传播工作的需要。

在本土与全球之间:城市国际传播的主体性构建

立足城市研究的多元学科视野,对城市国际传播这一交叉领域的学术面向,可以梳理形成外交学和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主场外交问题、公共外交视野下的城市外交问题、传播学视野下的城市可沟通性问题、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移民与文化适应/融合问题、“新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城市空间生产问题,以及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城市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角色问题等六个方面。基于此,城市国际传播主体性建设不是简单的传受关系,也不是本质化的形象投射与受众认知问题,需要突破形象宣传桎梏、跳出触达效果指标逻辑,构建包含识别多元主体的能动价值、内外结合且充满弹性的评价体系、反思全球北方城市中心主义在内的新的理论路径。

Sora、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我国国际传播的新生态

以ChatGPT和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引发国际传播领域的广泛讨论。关于此类技术的实践和应用成为国际传播知识生产的前沿领域。从内容生产力的提升到对社会文化领域的影响再到潜在的伦理和法律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着国际传播的生态转型。以中国为方位,紧抓技术创新的机遇,建立审慎的规制体系,积极加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全球竞合场域,推动其成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正向力量,成为亟需研讨的时代议题。

“全球地方”视角下的中国国际传播新格局

近年来,中国各级地方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优势,越来越多以系统的、成建制的方式加入到国家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进程中。从全球视角看,我国地方正逐步以“全球地方”的新姿态,在一个更大的空间范畴、文化范畴和政治经济范畴内展开全球性交往。也恰恰是因为这种交往,中国的国际传播格局正在逐步发生转变。

博弈与融通:国际传播话语创新的辩证一体

话语与叙事虽然是国际传播的老问题,但也具有不断展开的新面向和可讨论空间。在实践中,中国作为发言主体的对外话语实践显现出更为明显的自觉和自立意识,背后的原因一方面是在各种全球危机背景下对曾经仰望的西方逻辑的不断祛魅,另一方面是对自身发展道路的延续性、稳定性和繁荣现实的高度自信。在五千多年文明赓续的基础上,对于人类发展之路新的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能够给予我们全新的知识生产的实证材料,进而形成更多、更具有竞争力的话语和叙事,从而给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提供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大模型驱动的社会仿真实验室:人工智能时代传播研究的理论想象与路径建构

在传播研究的视野中,基于大语言模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从内容、关系、伦理等三个层面重组行业、重塑理念、重构秩序。曾经的媒介范式更多指向一种以传递、再现、组织为核心的中介逻辑,如今的仿真范式则聚焦于传播的新主体及其构建的新关系。在这个背景下,社会仿真实验室兴起为一种新的集理论与应用的传播研究路径,大型基座模型、类人智能体、网络互联结构是其中最为关键的构成要素。这一研究路径可以打破现实世界的物理局限和认知桎梏,释放研究者的想象力和构造力,把现实社会较难甚至无法开展的传播试验,通过仿真平台进行观察测试,在社会各个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传播研究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包括技术资本集中与日益紧张的国际博弈、西方理念的主导性与语境化创新不足,以及理想的开放发展战略与现实的小院高墙治理模式之间的矛盾等。

格局重构:国际传播实践中的内外关系和驱动力

思考国际传播格局重构需要聚焦五个方面问题:一是分析中国与西方、南方及周边国家的关系状态及其对国际传播工作的影响;二是探讨技术力量和资本力量如何重塑国际传播格局,包括主体结构、力量对比和话语体系的变化;三是针对当前中外交往状态,提出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的破局策略;四是从体制机制角度,识别我国国际传播工作面临的难点,探讨自我解缚的方法;五是讨论主流媒体在未来国际传播格局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如何处理与其他传播主体的关系,进而有效应对国际舆论场的新变化。

短视频规制:国际实践与中国对策

文章从短视频产业快速发展所导致的规制问题出发,梳理和分析了欧美国家有关互联网视频规制的基本框架和针对短视频的改革实践,包括联合规制、自我规制和放松规制等。考察和分析了短视频产业发展在内容和渠道等方面给中国媒体规制体系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并结合国际经验,提出未来有关规制体系创新的建议。

国际新闻的情感逻辑价值、平台与实践

数字技术与市场力量相结合正在不断加深情感因素在驱动新闻业转型中的重要作用。文章梳理中外新闻业对情感的认知和研究历程,分析情感逻辑在国际新闻生产、流通与消费全过程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关注国际范围内新闻情感化与平台化的相互建构,进而为如何在数字化和全球化语境下做好中国国际新闻实践提供情感干预的理念和方案,推动中国新闻与国际受众情感共通性的有效提升,有感情、有温度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平台化突围:我国国际媒体提升传播效能的路径选择

以加速平台化驱动的国际传播格局变迁为背景,在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要求下,我国国际媒体转型形成新型数字平台的两条路径,实现从媒体思维向平台思维的系统转型;在充分研究全球平台系统和平台功能差异的基础上,做好平台调适和内容培育。加剧的数字地缘政治正在压缩中国国际媒体向跨国数字平台转型的空间,基于本土媒体与本土平台的联盟将有可能实现国际传播的突围,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助力构建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

传播与媒体研究的平台化转向:概念基础、理论路径与动力机制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运用,以垄断性的超级互联网平台公司为新兴基础设施的"平台社会"正在形成。在这一背景下,传播与媒体研究出现了"平台化"转向的新趋势。理解这一理论转向需要对"互联网""平台""数字基础设施"等关键概念及其异同进行解析,并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软件研究等学科理论来源进行梳理。这一理论转向的特征是深度去媒体中心主义、跨学科的介入与互动、方法论的综合创新以及平台研究的地方化;其动力机制来自数字媒介技术、资本聚集方式、社会权力关系三者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