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P网络借贷担保和资金池经营模式的法律性质浅析

为了吸引投资者投资,我国的部分网络借贷平台采取"刚性对付"1的经营模式——即承诺保障本金的担保和资金池经营模式。这是网络借贷平台在我国相关征信制度缺位、信用制度不健全的客观条件下的经营模式的无奈抉择,也为广大的网络借贷参与者所理解和接纳,但是担保和资金池经营模式却得不到现有法律框架下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持,其法律性质还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

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在个体认同体系中处于不同层次,两者关系既有相互矛盾对立的一面,也有彼此协调统一的一面,是一种辩证关系。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辩证关系为实现二者的整合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背景下,实现两者之间良性互动与有机整合不仅需要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厘定,还应当从制度保证、物质基础、精神动力和实现方式等方面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协调统一的路径进行探讨。

清代多元文化冲突下贵州苗疆习惯法的变化与发展

清雍正时期,清庭派驻流官对贵州苗疆进行治理,力图用王朝法令与汉文化同化、改变"苗蛮之帮"习惯法,建立新的管理秩序。但文化输入与强权推行的王朝法令并没有使新秩序完全建立起来,从形式上看似乎对贵州苗疆民族习惯法造成了很大的变化,事实上很多苗疆习惯法依然在新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一直在延续。苗族习惯法在多元文化冲突中的演变发展,证明了其作为一种制度文明的存在具有人类学和法学的巨大价值。

巡察工作效能发挥的制约因素与提升路径

巡察制度是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监督向基层纵深推进的重要举措,作为延伸监督触角、净化政治生态的有力抓手,巡察工作意义重大。但巡察监督还处在摸索前进之中,当前的巡察实践在制度构建、组织体系、工作机制、成果运用等方面仍存在缺失或不足,制约了巡察工作的开展,影响了巡察工作的实效。应当通过完善责任体制、加强制度和组织建设、努力拓展新思维、健全成果运用机制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巡察工作实效,促进新时期巡察工作的发展和完善。

丝绸之路与古代中亚地区的民族发展

丝绸之路紧密联结着沿线古代各民族的历史命运,众多民族围绕丝绸之路在中亚频繁迁徙流动并互相交融的事实,成为古代中亚各民族发展的外部客观环境。丝绸之路带来的物质交换、文化交流和宗教传播对古代中亚各民族的经济生活、民族结构、体质形态、语言文化、信仰观念、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发展和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推动了各民族族体形态、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文化形态的发展与演进,对现代中亚各民族形成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及对市(州)的影响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贵州历经10年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对规范省以下财政分配关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改善基层政府公共服务、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集中力量夯实基础设施等具有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但此项改革又导致市(州)监督弱化,面临"四增""四减"问题,县域间"两对矛盾"突出,同时对市(州)财政监管、区域统筹、债务风险防控等造成影响。探索省级与市(州)联动的财政监管制度,提出"省扶弱县、市辖节点、两制并立"的改革意见,对完善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和增强区域经济发展不失为有效路径。

民族地区传统解纷机制在“检调对接”中的运用研究

基于民族地区“检调对接”工作实践和少数民族传统解纷机制的价值,文章提出将“少数民族传统解纷机制”引入“轻微刑事和解”工作的理论设想,认为“检调对接+少数民族传统解纷机制”能够在轻微刑事和解案件的调解中发挥积极作用,可以起到促进“案结事了人和”、恢复性司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是对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理念的实践。推进“检调对接+少数民族传统解纷机制”,要构建适合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传统和群众心理需求的解纷程序,吸纳民族民间乡贤人士壮大基层治理力量,整理民间传统习惯规则中的积极内容补充成为解纷资源,实现程序、动力和资源的有机统一和内涵式创新。

当前中亚地区民族问题的特点及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与对策

中亚地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伴随着地区格局和国际形势的不断演变,中亚地区民族问题及相关因素出现了新的变化和特点。民族问题可能影响中亚国家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破坏中亚地区正常经济秩序,威胁我国在中亚地区投资安全。要防范区域内民族问题给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带来的风险,利用当前区域内有利民族因素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积极发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在解决中亚地区民族问题中的作用。

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基本法理研究——以西南民族地区为考察视角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国家法在该地域的重要补充,起着规范秩序、巩固团结、促进交融的重要作用,是"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历史实践。通过对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特征、合理性和价值的分析,发现其与国家法之间的冲突可在多元化纠纷解决理论和中华传统法文化的历史继承中得到消减,可在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进程中实现咬合,形成互补变通的法治体系,助力民族地区法治现代化。

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与国家法的冲突与互补——基于对贵州民族地区的考察

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多元法律文化,在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方式上也是形式各异,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与国家法的冲突一直存在,单一的纠纷解决方式不能满足社会解纷的需要。国家法与少数民族的纠纷解决机制之间如何消除冲突继而实现互补?从二者所要实现目标价值来看,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稳定的目标是一致的。分析国家法与少数民族的纠纷解决机制在民族地区纠纷解决中的利弊,挖掘冲突的原因和冲突关系,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权使二者实现互补变通,最终实现多元格局解纷,推进民族地区法治建设。

代征人、税务代理人等是否偷税罪主体

根据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偷税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包括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条。纳税人是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扣缴义务人是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关于单位，除国家机关、同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外，从1999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只有具备法人资格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才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在司法实践中，有关偷税罪的犯罪主体还存在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检察机关处理涉法信访思考

人民检察院处理好涉法信访工作,是人民检察院落实"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重要措施之一.当前,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扩大,各种利益格局的调整,各种社会矛盾凸显,涉法信访问题更加复杂化.这就要求执法工作者必须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增强依法做好涉法信访工作的紧迫感和自觉性,把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与国家法的冲突与互补

我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纠纷解决机制，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国家法治建设仍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我国民族地区的纠纷发展变化对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将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与国家法在自治权范围内进行制度的互补变通重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