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知识产权运营的类型分析与圈层构建

高校是科技创新的生力军,是知识生产的重要力量。当下,高校知识产权运营的效果有待提升,有效专利产业化率、许可率、转让率、作价入股比例、实施率均远低于国内平均水平。既有研究主要从完善政策、健全机构、加大激励等方面提出建议,推进高校知识产权运营和科技成果转化。就类型而言,高校知识产权运营主要依靠高校孵化平台、社会中介机构、个人对接等渠道进行。由于政策执行错位、信息流通不畅等原因,从知识生产到知识应用的环节还存在一些障碍。高校知识产权运营是一个体系性工程,需要知识生产、知识扩散、政策支持和产业牵引等多圈层发力,形成良好的转移转化生态,才能从根本上提升高校知识产权的运营质量。

论未成年子女探望权的执行——以儿童福利为中心

探望权执行难的表层原因体现在执行手段有限、执行对象特殊、协助执行主体单一、父母关系不睦等方面,深层原因则是:探望权的利益主体错位;离婚诉讼中过度对抗导致夫妻矛盾更加激化,影响探望的实现;探望作为手段取代了探望本身的目的,探望方式简单机械。应以儿童福利为中心,重新构建探望的权利义务体系,从源头上缓解父母的对立,减少执行障碍,充分发挥社会的协助作用,强化阻碍探望权执行的制裁措施,以确保探望权的顺利实现。

法院信息化建设的反思与展望——兼议“智慧型法院”的发生与发展

法院各项工作深受信息技术的影响。特别是随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深入开展,全面推进信息化建设和全面深化司法改革被认为是人民法院两场深刻的自我革命,是实现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实践表明,全国各地的法院信息化建设在技术标准、硬件配置和管理运行等方面都存在不均衡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司法资源浪费、各地司法水平不均衡,最终影响司法统一。究其原因,主要是法院信息化建设的目的和手段错位,受到司法地方化的制约,也是地方法院的竞争结果。法院信息化建设既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制度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以法官为中心,强化顶层设计,统一技术标准。

二审改发率的考核实践与误区

在审判管理中，任何一项指标的设定都旨在保证法院功能的有效发挥。而最终的效果体现在，该指标可以促进法院依法裁判，当事人的权利得到保护，社会秩序得以修复。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所有指标都仅是手段而非目的。具体到二审改判发回重审率（以下简称“二审改发率”）而言，其旨在反映二审法院的纠错能力，继而鼓励二审法官积极纠错，最终目标在于保证法院二审功能的有效发挥。单一的“二审改发率”指标也许可以从数据上大幅提升二审改发率，但这一指标涉及一审法院、二审法院和当事人各方利益，在使用过程中引发大量的次生影响，无法客观反映二审法院的纠错能力。

法官员额的人口之维——对10个基层法院的横向考察

在案多人少的背景下,如何确定法官员额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以法官年人均结案数为标准,从西部某省38个基层法院中选取结案数最多的5个基层法院和结案数最少的5个基层法院,分别编为两组,以横向视角比较法院之间法官人均工作强度。初步分析发现,由于没有充分关注人口因素,法官员额编制方法不合理,无形中破坏了法院之间的司法资源平衡,导致不同法院之间的法官存在严重的"忙闲不均"现象,最后导致案件处理质量上存在差异。单就人口因素而言,确定法官员额需要充分考虑常住人口数量、人口流动频率、常住人口受教育程度和年龄结构等。沟通宏观和微观的"中层理论"可为确定法官员额提供合理的理论支持。

司法公正观的验算与型构——基于法院自评、人大票决和公众调查的三维考察

司法公正是一个人人都在言说,但处处不易实践的社会难题。站在不同的立场与角度,每个人对公正有着不同的理解与看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提供的数据分析可见,法院本身、全国人大、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做出了差异较大的评价。对司法公正的不同评价有着文化观念、制度不足和机制错位等多方面的原因。在现代法治国家,社会各界应当对司法公正达成认识上的一致,否则司法公正这一词汇永远不能指代它所能代表的对象与观念。因此,司法公正需要理念上的倡导和实践上的型构,以弥合各界在认识上的差异。

中国法院调解变迁的结构主义解释

法院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的重要内容,每时每刻都受到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要求以整体和系统的眼光对事物进行观察,透过表层探求其深层次的意义。经过分析发现,影响法院调解变迁的因素主要为,社会经济结构、诉讼外纠纷解决情况、法律完备情况和司法资源配置情况。法院调解的发展与走势,主要取决于各因素之间的角力。根据角力结果的不同,法院调解大致可以分为逐渐式微、急剧消落和逆势回升三个阶段。将法院调解置于社会结构的整体框架内,通过社会变迁这一滤镜对其进行宏观的透视,能更易于理解法院调解的变迁轨迹,对法院调解所进行的改革措施才具有更强的针对性。

智慧法院视野下全流程无纸化办案的反思与完善

随着智慧法院建设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在诉讼各阶段的应用不断扩展,无纸化办案成为智慧法院的重要表现形式。法院全流程无纸化办案是网络信息技术与诉讼原理的重组,是技术与法理交融的产物。实践中,无纸化办案在诉讼各阶段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原因在于没有妥善处理公正与效率、技术便捷与程序保障、技术理想与技术实践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手段与目的错位。必须协调信息技术与诉讼实践、程序效益与权利保护、新型规则与诉讼程序之间的关系,构建更具系统性和整合性的无纸化办案方案。

外观设计专利诉权滥用的法律规制——以常州邹区灯具市场为例

由于外观设计专利审查方式形式化以及我国现行法律对外观设计专利诉权滥用案件的认定标准和裁判标准没有具体规定,司法实践也没有明确的裁判标准,灯具设计领域近年频繁出现假借合法诉讼手段牟取非法利益的现象。通过诉讼滥用外观设计专利权,不仅会损害他人的合法利益、破坏竞争秩序,而且还会浪费司法资源。规制灯具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滥用是节约司法资源、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维护社会诚信的必然要求。在对此类案件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议从增强个体权利意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完善立法、加强司法等多个层面构建我国规制外观设计专利诉权滥用的制度。

中美两国侦查程序中律师权利之比较分析

侦查程序中律师作用的良好发挥对于案件的侦查活动和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都具有积极意义。美国律师制度完善,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广泛而具体的权利。相比之下,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及其行使却存在许多问题。这既有法治理念上的欠缺,也有制度设计上的不足。

法院院庭长权力角色冲突及解决

从法律文本上看,法院的院长和庭长是审判职务,负责相关诉讼事务和程序问题的处理,但从实践来看,院庭长又是典型的行政官员。院庭长从审判职务演变为行政职务,原因在于我国司法逻辑与行政逻辑混同,司法组织建设落后,法官素质受到怀疑。应当从机构上进一步分离司法行政和审判,制定院庭长权力清单,减轻司法行政权对审判权的不当影响。

知识产权诉讼中时间戳认证的检讨与规范——基于全国高级人民法院749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时间戳认证在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呈现出“四多四少”的特征:侵权证明较多,权属证明较少;单一认证较多,辅助证明较少;被告默认较多,反驳较少;法庭支持较多,否定较少。时间戳认证是一柄双刃剑,在为知识产权提供便捷、高效、低成本保护工具的同时,也给当事人和法官的诉讼活动带来了一定的困扰。深层原因,在于科学证明观与诉讼证明观混同、电子证据和证据电子化混同、权属认证与侵权认证混同。因此,有必要参考域外经验,根据中国实际从时间戳的认证事项、认证机构和认证程序等方面加以完善。

法官职业危机的克服与豁免权构建

我国宪法和法律均未对法官豁免权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文件提出了审判人员不承担责任的情形,但由于效力等级太低,无法为法官提供有效豁免屏障。法官豁免权缺位将会影响司法权威、制约法官司法创新、影响法官职业认同、架空审级制度、加剧司法行政化。赋予法官豁免权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共识。应当从赋予法官法定的豁免权,明确不受追究的情形。重视诉讼程序和审级制度的监督与纠错功能。在对法官责任的追究上,应当从以裁判结果为衡量核心的结果主义向以衡量法官主观过错的行为主义转变。

PBL教学法视角下模拟法庭训练的功能及其完善——基于实训观察的研究

基于PBL教学法设计的模拟法庭训练是法学教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教学方法为参与者提供动态平台,让学生在互动的角色扮演中批判性地思考法学理论与实践。此外,PBL教学法还是测量理论教学效果的重要工具。通过观察七场以学生为中心、不提供“剧本”、不预设结果的模拟法庭,可以发现参与庭审的学生对其所学习的理论知识有了新的理解,对法学理论和实践认知得到了显著提升。当然,模拟法庭训练也暴露出学生对程序把握不准、实体法不熟悉、证据意识较为薄弱等问题。同时也反映出传统理论教学存在实体法知识碎片化、程序法知识抽象化、证据学知识表面化等问题,需要从增强模拟法庭师资配置、强化理论课的体系性、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完善模拟法庭评价标准与流程等方面提升模拟法庭效果。

离婚案件中的法官性别与知识生产——兼论家事审判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离婚案件在婚姻家庭纠纷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观察婚姻家庭诉讼制度的重要窗口。来自某基层法院民一庭的离婚案件数据表明,女性法官是承办离婚案件的主要力量,和男性法官相比,他们更能将破裂的纠纷调解和好。从性别社会学的角度观察,女性法官处理离婚案件的优势主要基于自然差异、社会分工等。在离婚纠纷的处理过程中,应当重视性别差异,重新认识性别分工的意义,为离婚案件司法知识的生产创造更好的条件与环境。具体而言,要形成司法知识生长的法官主体,营造司法知识生长的诉讼机制,构建司法知识生长的社会机制。

法院人员分类改革的再改革

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是本轮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根据改革要求,法院人员被分为法官、司法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各自的比例相应为39%、46%和15%。但在实现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的改革过程中,由于法院既有的结构特征、诉讼制度、组织模式等深层次原因未被充分关照,加之相关的基础研究薄弱和实践总结不到位等情况存在,导致一些改革措施存在合法性欠缺、合理性不足、实效性未经检验和操作性有待强化等问题。应当以积极开放的姿态,充分吸纳公众意见,责权利一体构建,各项改革统一推进,实现法院人员自动分流,真正实现法官的专业化、职业化和精英化。

司法公信力的检讨与重塑——基于二审改发率、上诉率和信访变迁的三维考察

司法公信力是指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和在该制度下的法官履行审判职责的信心与信任程度。尽管法院采取种种措施，不断提高裁判质量，以期获得各方的认可，但是当事人依然对法院裁判表现出“难以置信”的态度。现实表明，司法公信力的缺失严重阻碍了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法院已经难以承受来自国家、社会和民众的责难。

论民事执行的社会参与

如果说法院是公正的象征,那么执行就是公正的依托。只有执行实现了文书记载的公正,社会矛盾才会彻底化解。然而,＂执行难＂是困扰法院司法工作的一大难题,执行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公众对法院工作是否满意。针对这一问题,学界和实务界纷纷对执行权力性质、执行体制、执行机构等方面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案。

人民陪审员制度民主价值的表达与实践 基于人民陪审员身份的实证分析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司法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人民性是司法权力的重要属性。机构与权力的人民性体现在其产生于人民，由人民控制并运作。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实现司法权力民主运作的重要机制。

人民法庭的地理空间——南县法院考察报告

传统上,由于受制于我国农村地区落后的交通条件,当事人诉讼和法官审理案件均有不便,基于"两便原则"设置的人民法庭对特定时期的法治进步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但以南县法院为样本的考察,特别是通过地理学上的"格局/过程"分析表明,随着交通的改善和城镇化的推进,人民法庭的传统定位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公众对司法的需要。这已经导致人民法庭调解成本畸高、公众参与司法偏远、司法服务与法律服务相互错位等问题。对此,应当立足地理、兼顾治理、结合法理,优化配置基层法院审判资源,推动人民法庭功能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