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我们”的辩证法——论穆旦诗歌的人称结构与主体意识

“现代的‘我’”往往构成穆旦研究的既有结论。但若以此为出发点,通过考察穆旦早期诗歌中丰富的人称代词构成,则会挖掘出穆旦多层次的主体意识。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穆旦将“现代的‘我’”与浪漫化的主体、“我”与“我们”融合进城乡二元的现实情境中,形成一种具有辩证互动关系的主体选择,并因此展现出穆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新工人诗歌”的意义、限度及可能性

"新工人诗歌"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学产物,在凝聚和展示新工人诗人及其所属阶层的经验和感受方面具有社会学和美学的双重意义。本文以《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藏》一书为核心,从正反两方面对"新工人诗歌"进行分析:一方面是"新工人诗歌"之于当代先锋诗歌的方法论意义,主要体现在新工人诗人作为一种回心式主体及其所涉及的诗歌政治性这一诗学传统;另一方面则是"新工人诗歌"本身的美学争议,即"工人诗歌"对于先锋诗歌形式律令的暖昧性纠缠及其作为一种陌生化文本在商品化的接受现实中的尴尬处境,以及在此前提下,"诗歌转变为行动"的可能性。

在个人与语言之间——论“九十年代诗歌”的“叙事性”问题

“九十年代诗歌”的自我建构,时常以“八十年代”为假想敌,在一种断裂式叙述中,生产出诸多区别性特征:青春与成年、无限与有效、情感与意识、单调与综合、抒情与叙事。正是在这一“对比”的意义上,出于对八十年代“纯诗主义”的反驳,强调透视生活、容纳经验的“叙事性”,被指认为“九十年代诗歌”的关键词之一。而作为“九十年代诗歌”的“子概念”的“叙事性”,既是诗歌现象的策略性概括,也与其他诗学方案—道,型塑了“九十年代诗歌”的“知识型构",可被视作某种症候性的指称。

大刀阔斧绣花针——读姜涛《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兼及当代新诗批评的困境

《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当代诗的限度及可能》是姜涛的一部现当代诗歌批评文集,呈现出作者整体性的新诗研究视野。姜涛的这一批评实践,从“纯文学”话语的研究范式跳出,回到历史现场,将对新诗文本内部的细微探究与诗歌所处的宏观历史语境相勾连,在探讨诗歌“写作”与“批评”的关系,构建新诗史方面,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姜涛借此对当代诗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认识装置进行重点反思,提出重塑个人的解决方案。这一反思的限度是,在强调“个人的可能性”的同时,受制于“个人”的逻辑。而只有在承认“个人的不可能性”的基础上,借助诸多精神资源,新诗及其批评才可突破困境。

互为镜像的现实与文学——格非《月落荒寺》中的意义危机

《月落荒寺》是格非反映当下现实处境的长篇新作,作家既试图以拟真的方式描摹日常生活的物质性,又通过引入经典话语赋予现实以意义。但生活与写作由此陷入商品化的流通网络,导致现实与文学互为镜像,共同呈现了现实的总体性危机。

遇见(外一首)

我的死亡是昨天破碎的星星今天拥抱你的肉体，欲望张开你的眼睛溺死在月亮里失去我的黎明之路。

“我们”:“被围者”的困境——论穆旦四十年代中后期诗歌中的人称结构与主体意识

作为'新诗现代化'的典范,穆旦诗歌具备诸般可供分析的特征,其中'人称代词'的使用是一个突出之点。一方面,在穆旦诗作内部,人称代词频繁位移、转换,构成形式层面的'人称结构';另一方面,在与日常生活、现代中国战争等'他者'的对峙、渗透中,人称的结构性变化暗示了穆旦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主体意识。正是人称代词这一'内外兼修'的位置,使其成为理解穆旦诗歌较为'顺手'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