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国的影响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下称《教程》）自１９３９年在中国翻译出版后，曾在较长时期被视为“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最高典型”，它在中国的地位远远超出了一般历史教科书，其影响巨大而久远。论文详细地考察了半个世纪来《教程》在中国传播和影响的历史过程，比较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教程》对中国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不同特征。着重从苏联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对比关系角度，研究《教程》在普及马列主义基本知识，提高党员干部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指导党内斗争以及开展中共党史研究等几个方面的突出影响，客观全面地评价了《教程》的积极作用和消极意义，分析了《教程》所以在现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历史影响的社会历史条件等诸方面的动因，从中抽象出应有的历史反思和须借鉴的经验教训。

合作主义与澳门公民社会的发展

源远流长的澳门民间社团,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适应澳门的特殊管治需求而不断体制化,进而形成以代表性社团与政府紧密合作为特征的社会治理形态,由此导致以社团为主体的澳门公民社会的合作主义导向。回归以来,随着居民政治身份及其与政府关系的实质性转变,既有社团对社会成员的吸引力日趋减弱,而在蓬勃发展的公民结社中涌现的新兴社团不但促进了民间社团的分化,而且推动了抗争型社会运动的发展,令以合作为导向的澳门公民社会进入变革与转型的新阶段。

混合与过渡:澳门选举制度的变革及特征分析

澳门的选举制度始于1976年《澳门组织章程》,至今已有30余年的历史。自确立以来,选举制度虽时有修订或重订,但核心内容未有重大变动;历次修订,包括回归后的重订,均遵循了渐进与衔接原则,属于非强制性制度变迁。澳门选举制度,在内容特征上,表现出混合型与过渡性色彩。混合性主要地体现在制度容纳了多元代表制及与其相对应的多元议席结构、选民结构与选举方式,而过渡性则表现在制度起源于澳葡时期,包括选举原则、计票公式等均非产自本土,所以,始终面临着如何适应本地需求进行改革与完善问题。

1931-1945年澳门救亡赈难社团的兴盛与转折

“二战”期间,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因日本侵略而陷入持续的战乱与动荡之中。然而,地处中国华南沿海的澳门在葡萄牙统治下奉行中立政策。“中立”时期是澳门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该时期的澳门结社活动,既不同于中国内地,也相异于其它海外华人社区。特殊的政治环境使澳门社团只能以赈济形式出现并活动,不能有“抗日救国”的名称,更无法从事直接的政治反抗或武装斗争。其组织基础、人员构成、动员方式与活动内容随着澳葡政府适应不同时段政治需要而推行的外交政策的微妙变化而发展转化。救亡赈难社团的兴盛与存在,代表了澳门社团发展史的一个过渡与转折的特殊阶段。

澳门社团法律制度分析:以政府与社团关系为中心

澳门现行社团法律形式多样、构成复杂,在宪制性法律之外,结构上可分为规范社团法律地位及其内部关系的一般性法律与规范社团外部关系的法律。而其特征则表现为重社团自律、轻外部监督,保护重于监管等。

澳门公共政策的公众咨询:范围、方式与文本

澳门回归以来,特区政府着力推进公共政策的公众咨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然而,从既有公共政策的公众咨询实践看,在咨询范围、咨询对象、咨询方式、咨询周期、咨询文本等方面仍存在着某些问题,从而影响了公众咨询的效果。针对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成立统一的咨询协调机构、强化公务人员的责任意识、改善咨询活动的组织方式、规范咨询周期与文本等方式来加以改进,而根本的治理之策在于制订一部专门性咨询法规来规范公共政策的公众咨询活动,从而真正使公共政策的公众咨询步入规范化、制度化与科学化之轨道,实现政策咨询的本原价值。

融入社会才能凝聚社会——城市社区党组织与各类组织的沟通与协作问题探析

城市社区党组织与各类组织的沟通与联系是社区党的建设乃至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现实课题。以“强政党、强社会”为目标模式构筑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过程中,既要进一步增强社区党组织的代表性功能与社会动员、社会整合功能,又要促进社区各类组织的发育与分化,形成分层分类的网络化社区组织结构体系。同时,社区党组织依托有形组织载体,与社区级组织网络建立直接而稳定的功能化联系,依靠党员个人影响,与邻里级组织网络建立间接性松散型个别化联系,使社区各类组织真正成为党联系群众、凝聚群众的中介力量,实现党组织在融入群众中领导群众,在融入社会中整合社会。

授权与问责:澳门特区官员问责制审视

官员问责制是责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澳门特区政府适应社会变革对政府责任的新诉求,于2009-2010年集中推出了与官员问责制相关的系列法律规范,从责任主体、责任范围、责任类型以及问责程序、问责后果等方面构筑了官员问责制的基本法律框架,并体现出兼具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的混合型特征。作为一种新制度规范,要使官员问责制取得预想的法律效果,还需要配套与完善程序性与细则性规范,并改革为其提供前提条件的行政授权制度。

建章立制与衔接稳定:回归以来澳门选举制度的发展

澳门回归以来,行政长官选举制度经历了从建章立制到配套修订的过程,而立法会选举制度则走过了从调整适应到修订完善的过程,总体上,特区选举制度的发展呈现出"衔接配套"与"稳定渐进"的特征。一方面,特区选举制度在时间及内容上与回归前相关法律制度之间形成承接关系,并与《澳门基本法》《中葡联合声明》,以及不同选举法律之间形成体系化配套;另一方面,特区选举制度的发展坚持以巩固民主成果、提高选举素质为主题,以渐进方式而非激进方式来推进。因此,选举法律制度的修订既避免了社会争拗与分裂,又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与和谐。

协商式民主与澳门社区治理实践探索

协商式民主主张扩大民众参与并在参与主体互动协商基础上寻求具共识的决策。回归后,澳门特区政府在推进以增加立法会选举议席与扩大行政长官选委会规模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发展同时,积极探索拓展协商式民主内涵与丰富社区治理实践,在社区建设与社区和谐方面取得了良好治理成效。澳门社区协商治理实践经验在于,必须构筑社区治理主体之间持续性互动平台,以及保持社区组织长久活力。澳门社区协商治理成效显示,协商式民主与代议制民主并非相互对立,而是互相促进、相互补充的。

邓小平“北方谈话”与“南方谈话”比较研究

邓小平1978年的“北方谈话”和1992年的“南方谈话” ,都是他创造性理论活动的经典之作。通过比较可以发现 ,两者在形成背景、创新内容以及功能特征上存在许多共性 ,而在阶段性、层次性、系统性和成熟度上又有差异。无论共性还是差异 ,都映证了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连续性与统一性 ,这与毛泽东个人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断裂与矛盾” ,具有不同的特征。这一结论的作出 ,对于新的理论创新不无借鉴价值。

澳门青年社团文化传承功能及其社会影响力的思考

澳门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文化新定位,要求澳门青年社团必须做好对青年群体文化价值的传承。要全面整合澳门的文化传承资源,设计不同的主题品牌活动,用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尤其是网络形式进行文化传播。组织及倡导社团志愿活动,培养青年的归属感及责任文化,形成独特的青年社团文化传统,以社团文化的价值性功能及工具性功能去凝聚、引导与服务青年。同时,澳门青年社团需要不断地提升其对青年群体的代表性,以专业化服务来增强青年社团对青年群体的吸引力;以标志性品牌活动与代表性人物,来提高青年社团的社会知名度。强化青年社团的内部治理及自律,塑造青年社团的社会公信力,从而全面地增强青年社团的社会影响力。

以改革的精神探索党内监督的新思路

权力需要监督,执政党的党内监督更应当围绕监督权力来构建,在此基础上,从监督理念、监督体制、监督制度、监督的重点和关键等方面对现行党内监督中不适应的内容进行改革和创新,切实发挥党内监督的现实效益.探索适应中国特色的党内监督的基本思路。

成长与转变:回归以来澳门社团的发展

回归后,澳门社团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随着政治转变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无论是社团的总量、结构与功能等基本方面,还是社团的治理、人力与财政资源等内部要素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方面,社团总量骤增与密度上升,新型社团不断涌现导致社团类型更加多样化,同时,社团活动及功能出现变化。另一方面,从社团的内部运作看,社团会员规模趋向小型化,社团的治理结构具有一定程度的制度化、法理化与人治化色彩,而社团人力资源则反映了澳门社团的业余化、碎片化与微型化。社团财政来源严重依赖政府资源的输入,而社团的财务透明度则有待加强。

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提出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提出有其客观历史依据,体现了百余年来中国工业化发展历程的内在逻辑性与现实必然性,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刻反思中国工业化历程的基础上,结合现实国惰,深入分析中国工业化的约束条件与影响因素,及时洞察与准确把握世界工业化发展前景的结果,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工业化发展模式与规律理性认识的新成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核心内容“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也是中外现代化过程中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共同经验的总结。

私营企业主入党问题之我见

私营企业主能否加入中国共产党,怎样把他们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这是目前在开展非公经济领域党的建设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

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南京市创新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的调查与思考

南京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改革以建立、完善和创新制度为着力点和关节点 ,坚持用科学的标准、科学的程序和科学的方法选拔任用干部 ;把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扩大干部选拔任用的民主有机结合 ,在落实群众“四权”上下工夫 ,在实现党委的民主决策上花气力 ,在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上动真格。南京市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改革成效明显 ,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如改革动力不足、选人用人权过分集中、制度不健全不完善以及改革工作不到位等问题。深化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改革 ,必须在激活动力源 ,构建新的动力机制的基础上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干部考评机制、民主推荐机制、党委民主决策机制、退出和淘汰机制以及监督机制。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澳门社会变迁与结社转型

十九、二十世纪交替之际,随着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澳门的社会结构出现变动。现代社会主体阶层的雇主与雇工,以及知识阶层的不断成长,共同推动了澳门结社形式的变化,由商人主导的世俗性慈善社团与保护其利益的商会组织,由雇工阶层主导成立或经行会改组成的工会组织,以及由新兴知识群体创办的知识性社团组织,共同构成了此一时期的结社新图景。